余敏
人常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旧社会，这九十九道湾的黄河经常泛滥，殃及百姓，百姓的生活便有九十九个难。在这苦难中挣扎的女人们的命运，还有九十九个坎。
母亲一家是未被黄水吞掉的幸存者，随着村上逃难的人群，沿门乞讨来到晋南。晋南的百姓在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
我的父亲姓周，给我起名叫周菊仙。任凭父母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几亩沟坡地打的粮食半年不够吃，只好借粮，青黄不接借一斗，麦后还两斗。收罢麦子就缺口粮，父亲年关总要外出躲债，我像《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样，大年三十盼着父亲归来。
为了活命，许多穷人把年幼的女儿给人家作童养媳，我的两个表姐和姐姐都作了童养媳。姐姐受不了婆婆的虐待，12岁就喝大烟土和火柴头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活口，母亲只好带我进了地主家门。母亲给地主做饭，我做杂活，天不亮就起身，直忙到星星眨眼才回家，地主只给我们吃碗饭而不给工钱，父亲和哥哥打长工、干短工，不知道苦日子何时是个头。
我的家乡是日军占领区，日本人在故乡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一提日本人，百姓个个咬牙切齿，心惊胆战，但大多数人总是听天由命，毫无办法。唯有药铺王家兄妹，爱讲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的道理。姐姐王林清给我讲了许多抗日女英雄的故事和妇女翻身解放的道理。我敬佩这些英雄，渴望男女平等，便不由自主地说：“如果能和这些英雄一样，和日本鬼子拼一场，哪怕死了也甘心。”
妹妹王林岗兴奋地问我：“小妹妹！你真的不怕死？”
我激动地说，我的姐姐死得那么惨，如果不反抗，我也会和她们一样，怕死，会死得更惨，不怕死，去拼死，死了也值得。
原来王林清、王林岗都是地下党员，王家的药铺是县委机关联络站。
经王家兄妹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
王林清告诉我，要派我到汾南中心县委去工作，出发前，他一再叮咛我，这是秘密，给谁也不能说。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从未离开过家，从未离开过父母。姐姐惨死，母亲伤心得大病一场，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我走了，他们能承受了吗？我真舍不得离开这穷家，舍不得离开我受尽苦难的父母，但我决心要参加革命，要打日本，要和命运抗争。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把房子、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比往常多抓了一把面，拌了一顿稠一点的拌汤，双手送到父母手里，我在心里默默说：“爸！妈！我走了，我去参加革命，你们要多保重。”吃罢饭，我提了一个破篮子，告诉妈妈，我去挖野菜。我不敢抬头，怕妈妈看见我眼里的泪花。我无限眷恋地离开我生长了17年的家。直往村子东边走去。
一个卖纸的挑着担子走来，担子一头的纸上放着一个草帽，帽顶上一个洞，走到十字路口，又转向小路走去。这完全符合王林清交代给我的接头暗号，我就向小路走去，跟在卖纸人后边，走了五六里路，卖纸人才停下来，叫了一声“余敏”！
我向他点了点头。
“余敏”是我参加革命时，王林清给我起的名字。
汾南中心县委设在万泉县小怀坡一位地下党员李杰的家中，在李家开了一个粉房作掩护。中共中心县委书记张铁民的公开身份是“粉房东家”，县委委员李杰的公开身份是“粉房掌柜”，我的公开身份是“东家妻子”。粉房住七八个工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员，还有几个县委委员是附近村子人。我的主要任务是：和县委书记做假夫妻，保护县委机关，保管文件，站岗放哨。我只和张铁民联系，以做生意为名义，开展地下党活动。如果有买主到来，以做生意为话题，讲出了暗语，我即去接待。当暗号完全对上，来人会给我以各种办法送文件或传达指示，必要时我的“丈夫”张铁民会出来接待，当来人和张铁民谈话时，我必须躲开，绝不能听。如果党员在后院开会，我即去站柜台，站岗放哨，发现有可疑人到来，即用规定的暗号通知，开会的人会迅速隐蔽。等确实觉察没事，再用暗号通知他们继续开会。一年后，上级党委决定汾南县中心县委转移到临晋县城关胡家院，我和张铁民接到通知，立即转移到新址，其他委员由张铁民安排，至今，我都没打问过。
我们在胡家院开一杂货铺，以做生意为名，开展地下党活动。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抗日除叛国贼活动。
做假夫妻，真够难为我们这对必须同居又不是夫妻的青年男女。白天，我们房子的炕上，要并排放着两个枕头，俨然是一个和睦夫妇的居室。深夜，张铁民会自觉地把被褥抱在板柜上，他睡在板柜上，我睡在炕上。张铁民经常外出工作，常常几天不回“家”，有人来找东家，我即说外出收账去了。为了安全，有时他必须深夜回“家”。严冬，他深夜进门，我会不声不响地爬出被窝去睡在板柜上。当我的县委书记钻进带有我体温的热被窝时，常用歉意和感激的目光望着我。我则觉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我会心安理得地去睡在板柜上。那时，组织纪律非常严格，互相间不能多打问任何事情。他一走几天，去哪里？我从不敢问。然而，我在心里却万分挂念，因为保护县委书记安全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们两人之间，连个人的家庭情况都不能打问，就这样互相拘谨，似陌生人，又互相关心，似亲人，同居一室，又男女有别地生活在一起。我合法的丈夫但又是我的上级领导要外出，我从不敢打问他的去向和时间，分别常是那么突然，那么急促，我只能用微笑为他送行，把离别的苦咽进肚里。
在胡家院里，日本人借搞防毒演习到处搜查。半夜，听见敲门声，我急忙爬起来把文件塞进炕沿里，放火烧掉。张铁民也忽地爬起来，把板柜上的被褥一卷，转身展在炕上，把大烟盘挪在枕头边，躺下来佯装吸大烟。这一连串的事，他总共用了三五分钟，而且躺在炕上，眼睛半睁半闭，一派“东家”吸洋烟的神气。我打心眼里暗喜，一往斯斯文文的“东家”此时不仅敏捷得猴儿一般，而且佯装得非常像。敌人没发现任何破绽，但还在家里乱翻腾，什么也没查到，就放了一阵毒气出走。毒气刺激得我眼泪鼻涕流了两天，几乎人人都咳嗽，但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地下组织没被破坏。一天，在门外，碰见了我们村一个商人，他喊：“你是周家的小女子菊仙吗？”
我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说：“你认错人了！我姓余，我从不认识你。”
归来后，我立即向张铁民作了汇报。上级组织决定，马上转移到根据地去。
然而，国民党和日本人合起来“围剿”根据地，我无法进入。经组织联系，先把我藏在一个地主的干女儿家里，一月后，组织派人来找我，几经周折，我终于到了太岳三分区——中条山。
在太岳三分区，我见到了张铁民，真是又惊又喜，又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微笑相视，从内心感到十分亲近，因为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同吃同住，一起生活了近三年。
曹升传同志找我们谈话说：“你们做假夫妻已很长时间了，干脆结婚吧，结婚后工作也就方便了。”
我低着头直揉搓衣服角，张铁民说了一声“行”。我们相互间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我们相互从心底里愿意结为夫妻，因为我们都了解对方是一位志同道合、忠实可靠的人。
婚后一周，张铁民带着游击队走了，我被分配到康杰县农会工作。从此，我一直在解放区工作，减租减息，组织农民武装，发展壮大民兵组织，保卫胜利果实。我们的根据地均在山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自然村间常相距三四十里路，每日，我生活在群众之中，奔走在山间小道上，想到消灭日本鬼子后的太平日子，想到胜利的曙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过度的劳累，以致流产，我都不愿告诉别人，不愿休息。一次我和焦玉如同志正在地里召开群众大会，敌人来扫荡，我们立即组织群众分散隐蔽起来，我和焦玉如同志来不及下山，即躲进半山腰的窑洞里。我们看到三个日本兵从仅有的一条小道上向窑洞走来，我们即从山腰另一个侧面滚下去，直滚到山底的丛林中，许多老百姓隐蔽在这里。十分幸运，我们两人虽满身伤迹，但只划破皮肉没伤骨头。敌人猖獗一天，什么也没找到，太阳落山，他们害怕游击队，便灰溜溜地撤走。我们领着群众回到惨不忍睹的村庄，仍继续开展工作。严酷的对敌斗争，艰难的生活条件，使我们的体质十分虚弱，我和焦玉如都染上了伤寒，高烧几天，满身脓包，无医无药，我们躺在土炕上，只能喝点凉水来退烧。日本鬼子又来扫荡，我们又和群众一起分散隐蔽，爬上山，在稍林里躲藏一天一夜。
工作中，我尝到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解放区到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坚持自学，党组织多次派我到学校脱产学习，在党的怀抱里，我学会工作，工作、学习使我从一个任生活恶浪摆布的山姑成长为驾驭生活航船、掌握生活命运——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