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片雪白，北国的冬天。
苍茫大地和起伏的山冈，已经披上了厚厚的冰雪盔甲。穹隆是那样低沉、昏暗，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漫天不尽的雪花。
天色已晚，在这一片灰白之中，只有远处几个孩子的身影在那里跳动，显得那么渺小，但他们却像天地的主人不畏严寒，毫无恐惧，尽情地在积雪中滚爬。这是我的哥哥于亚伦带着我和他的同伴们在哈尔滨南岗的雪地里游戏。他们都是男孩子，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冈顺坡滑下，玩得那样开心！我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许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多余的小尾巴。他们一点也不管我，想把我丢在一边，可是，我却执著地不让他们把我甩掉，我跑上跑下地跟着他们。也许，哥哥觉得无论如何也得让妹妹滑一下爬犁。于是，偶尔也让我尝试一下这种冒险的游戏。我不断地摔倒跌落在积雪之中，但我不哭，似乎不再是个小尾巴小累赘了。这北国的冰雪，凛冽的朔风，在我稚弱的心灵中，悄悄埋下了对家乡、对祖国辽阔大地无限爱恋的种子。
母亲重病长年卧床，哥哥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几乎每天都带着我去玩，而我又是那么幼稚单纯，什么忧虑、害怕都不懂。在我八周岁时，妈妈离开了我们。
记得在学校时，我虽不是穷孩子，可那么多的同学都比我富有，她们衣着鲜丽、整洁。特别是两个军阀的女儿，每天汽车送到学校，保姆等在学校，每堂课一下来，保姆就替她们更换一次衣服。对这种特殊的学生，在我小小的心灵上就埋下了不平的疑问：她们为什么那么富有？在学生之中为什么会有贫富贵贱之分？
第二年，因父亲调到张家口任地方法院院长，我们随继母搬到沈阳祖父家中。一切还没有习惯就发生了巨大的事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记得那一天的深夜，有隆隆的炮声，第二天清晨，人们惊恐相告：日本人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从大人们的惶恐中知道家乡遭受了灾难，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东北三省即将沦亡。事变后不久，我随继母逃往关内，到张家口去投奔父亲。火车上人挤人，人压人，一片慌乱恐惧的逃亡景象。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和平生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张家口是塞外城市，在城内就可以望到高高的山峰，驼群随着动听的驼铃声，络绎不绝地从城内穿过。我常常望着远远的青山出神，希望马上去爬山，大人们却说：“望山跑死马，离这远得很哪！”
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娘娘庙，有几十层的石阶高高耸立，每当端阳佳节就有盛大的庙会，烧香、求子和购买珠宝玉器的游客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这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民间的风俗不知不觉都刻印在自己生活的记忆之中，它使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和姑姑同住小小斗室，这时，我开始积累文学知识。因姑姑和继母都是读书之人，她们在这塞外城镇里还找不到自己的去处，因此买了许多古典名著来消愁解闷。十来岁的孩子精力充沛，常常在课余躲在斗室之内，饱览这些名著，像《镜花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等都读了个遍。由于知识所限，只看懂了故事，对其内涵却是不懂的。因为自幼丧母，我对《红楼梦》则有极大的共鸣，开始懂得了人间有不平，有争夺，有悲欢离合……这时我才深深悲痛自己失去了母亲。这些古典名著哺育了我对人生和艺术的一些朦胧观念。
1933年因姑姑在天津河北女师学院读书，我考进了这个学校的中学部。这是令我难忘的一个学校，并不是学校给我什么特殊好感，而是这段学校生活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在中学部学习时，先后教我的二位国文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第一位姓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忠实追随者，主张复旧，连她的衣着装束都按“新生活”要求，不露肘，不露腿，更不能露出女性的曲线。她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观点（即要抵抗日本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在初中二年级时换了一个何老师，她的相貌并不惊人，但朴实精干。课堂上她从不讲政治观，却以介绍文学作品的形式推荐了《萍踪寄语》。她说这是作者邹韬奋先生赴苏的亲身观感，不动声色地启迪我们放眼世界，从不同的国度来探索人生。这是我日后走向共产党的启蒙阶段。她还教会了我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使文章感人。她推荐了许多世界名著，这些作品陶冶了我的思想感情，铺垫了我的美学基础，初步形成了我对人生的美、丑观念。我爱真实、善良、正直、富有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深深同情在社会底层受污辱、被损害的人民，这些乳汁是我日后能够追求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是国家命运的召唤。我的初中时代正是国家动荡与屈辱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家乡的沦丧，1935年日军威胁平津，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华北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叛国的《何梅协定》，答应在华北撤退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和活动，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殖民地。这秘密协定一公布，举国震惊，激怒了平津学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口号，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北平学生没有畏惧，在12月16日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天津的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于12月18日也举行了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在这场斗争中，我不顾学校和家长一再阻挠，毅然决然地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我们手挽着手，臂膀靠着臂膀，热血在心中沸腾，不怕牺牲，要和反动政府对抗到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为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勇敢、执著、纯真的精神实在是可爱。
1937年7月7日凌晨，断续的炮声震撼了北平的市民。我正在家中度暑假，面对日军的侵占，忧心如焚，每夜把被子堵在窗口，收听中央电台广播。可收到的总是“浴血奋战后撤退……”的消息，我天天希望“国军”能早日收复失地，而“国军”却节节败退。我怎么办？难道从逃亡学生变成真正的亡国奴吗？即便读书，毕业之后干什么？给日本人做事？不行！那么不做事去结婚，当太太？不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也找不到，我们被抛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哪里是出路？
1938年春，好友王淑源来到北平，当她了解到我的痛苦后，悄悄说：“知道吗，在你的身边，平西就有抗日游击队！”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又说：“中国不会亡，许多地方都有抗日的游击队！”就这样，经过她的努力，我和同窗好友赵书凤经过秘密而紧张的准备，终于要和亲人们告别了。我们走的时候，赵的母亲并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老太太不识字，但是相信我们是寻找自己的光明前途。她为我们祝福，也为了家庭的安全，替我们取了新的名字。她对自己女儿说：“希望你走上平坦的大路，就叫路吧！”对我她也寄予母亲的祝福，深情地说：“你就叫蓝吧！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我们（赵路和于蓝）含着热泪告别了老人家，用自己的双脚，历经几千里的步行，终于到达了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抗日的革命圣地延安。
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啊！宝塔！”当我们精疲力竭地拐过一个山角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真的，我的眼睛一亮，远远地在黄土高原之巅耸立着一座宝塔！这是延安的标识，也就是后来被延安的人们爱称的宝塔山啊！年长的同志欢呼着：“到了，到了！”说也奇怪，我的腿立刻有劲了！大家边欢叫，边急走，很快进了延安城。当时日寇尚未轰炸延安，所以延安还有完整的城墙。因为战争的原因，从平西走到延安，我们走的都是山野之路，经过的是农村乡镇，即使经过一两个县城，也从未进城观览过。这时，一进入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们很年轻也很调皮，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就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而我们则跑出去玩了。
和我经过患难共同参加革命的赵路同志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与朋友。她和我一块去逛城，我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街上很多人都是穿着灰色、蓝色军装式的制服，老乡们卖着枣饼、火烧、油糕和肉食等食品，当然也有枣子、粗梨之类的水果，看起来品种是太少了，但人们也都视为珍品，买卖还十分兴隆。忽然有一座教堂映入眼帘，显得洋味十足，在这偏僻的小县城里好像很不协调，但是却不断有人拥进，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黝黝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台上有两盏耀眼的灯光，后来才知道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有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大字：干部联欢晚会。“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我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台上一位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女同志在动情地挥舞着双臂，在那里指挥台下一队人唱歌，歌声热情嘹亮。我们被火热的情景吸引住了，就站在最后边翘首观望。歌声刚停，一位男同志站了起来高喊道：“唱得好不好？”众口一声：“好！”他又喊：“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接着喊：“再来一个，××队！”“再来一个××队！”台上指挥的女同志却在指挥呼叫：“该谁唱？”唱过歌子的队伍马上呼应：“××队！”“××队来一个！”响成一片，歌声此起彼伏，好热闹啊！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了起来。
正式的演出开始了，原来是鲁艺演出的三幕话剧《团圆》。剧情是在中秋之夜，通过一个家庭对怎样才能团圆的不同观念展开矛盾。主人公争取了更多的亲友支持，说服父亲同意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再出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终于明白只有把鬼子赶出去才能真正团圆。日后我才知道剧本是由鲁艺的院长沙可夫同志所写，而且许多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像左明、欧阳山尊、李丽莲、袁牧之等都参加了。我被演出感动了，戏中似乎就有我们自己，觉得那样贴近，那样亲切。我们如醉如痴地一直站着看完。当大家都走散了，我才想起还不知自己将在哪里睡觉呢，我们赶紧跑回招待所。
招待所内已经静悄悄了，大家都已入睡，只有我俩迟迟而归，领队的同志看我们那么兴奋，似乎不忍多加批评，只说了两句就叫我们到女生宿舍去休息。谁知我们真的太迟了，炕上已挤得满满的，都是今天刚刚来到延安的新兵。地下铺了一领大炕席，席上已有两位女同志睡熟了，只留下半席之地叫我俩睡。此时我傻了，睡在地下，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撅起嘴来十分不高兴，但也无奈。领队的同志比较年长，是个营级干部，一看光光的炕席，只有一床夹被，怎能入睡？他们都有毛毯，就悄悄地把自己的毛毯送来，替我们铺在地上：“一条当褥子，一条当被子，两人合盖，快睡吧！不早了！”他们走后，冰冷的硬席使我一时难以入睡，我嘟囔着：“还是东方莫斯科呢？哼，就这样！”我十分不满地想起带我参加革命的黄秋萍同志曾说过“延安是东方的莫斯科”，此时我觉得实在不像。
大概太累了、太兴奋了，也睡得香香的，当起床号声催醒我时才睁开双眼，因为确实寒冷，两肩和两腿都很疼痛。但是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热气腾腾的伙房，开水、馍馍、小米粥，一切都是那么简陋，一切又都是那么热乎乎的！总之，说不上十分好，也说不上什么坏！我的心情太复杂了，大约昨天夜里的冷席带来的不快还留在心中。很快，领队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内，每人领到一张表格，要填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简历。当我拿起这张表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有一行醒目的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一下子我的眼睛热了起来，一切不愉快瞬间消失，高尚的感情激荡着我的热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仅仅是走了千里多路，仅仅是受了一点点苦，可是，我们被珍视为祖国的优秀儿女，我感到自豪，人格受到尊重，我感到自己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我决心战胜一切艰苦，不辱没这“优秀儿女”的称号。
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来延安的青年是那么多，真是难以数计，第二天我们编了班，就离开了招待所，因为那里又有新来的伙伴，我们必须搬到城里。谁知这个城里的宿舍更为奇特，那是城边的鼓楼，由于历史的变迁，早已没有鼓更没有楼了，只是四根柱架还保留着而已。我们一班同学登上柱架，原来中间又是用席子在四周钉好就算是墙壁了，这样睡在里边可以有个遮挡。10月底的西北高原，寒风阵阵，这只能遮挡人们的目光，哪里能遮挡寒风呢？我被任命为班长，想到黑夜来临，睡在这里，四周无人，不免心中发颤，我鼓起勇气说：“妇女睡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可是带我们的干部却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要克服困难，没地方，只能住这儿，明天送你们正式入校。”我们就在这四面透风的鼓楼架里睡了一夜。说来奇怪，睡着了，谁也没有害怕。
很快我们编入抗大八大队五队，住在清凉山下的一所旧庙内，庙里早就没有佛龛了，作为宿舍的房间都打上了土炕，我们班住在西侧的耳房内，朝东的墙壁只有半截，上边是透空的，可能作为窗户可以进光，没有糊纸，更没有玻璃。十个人睡在一铺小炕上，虽然十分拥挤，但比较暖和。记得有一天，班长汇报结束，回到宿舍我却再也挤不进被窝了，透过半截空当的窗，我看到天上明亮的月亮，不由得心酸了，是想家了？还是觉得委屈了？我也说不清，竟对着月亮哭泣起来。当时我只有17岁，对于这些艰苦还不那么习惯。这时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她叫刘素心，被我哭醒了，她马上拉开自己的被窝把我拉进她的身旁，两个人都侧着身子睡下了。这时我感到那么温暖，这位大姐姐以火热的友爱解除了我的委曲，并且日后她使我们班上充满了革命的友谊，以后我们班上的十个同志按年岁排行，她排在第二，大家都亲昵地称她为“二姐”，至今大家见了她，仍呼唤“二姐”！亲爱的二姐，因我排行最小，总是特别照顾我。那时每人都得轮流值日打扫卫生，有一天，她笑着说：“你们看于蓝在画梅花哪！”起初我还以为是表扬我，大家都笑弯了腰，原来她是批评我。因为我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没有扫过地，自以为很卖力气，实际上东一笤帚，西一扫把，尘土扬得老高，却漏下很多地方没有扫。她笑过后，把着手教我扫地，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劳动。
我们天天早起跑步练操、学习上课，每人发一只板凳，听课时当椅子，做作业时当桌子。晚饭后自由活动，在清凉山下，在延河边上，都是我们散步谈心的活动场所。晚上七点要集合点名，然后就是歌咏活动，这是大家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们学了许多歌曲，最先唱的是我们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这句歌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们真是处处体验这艰苦的传统，而且是刚刚开始，我们确实还将要走很长很远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呢！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延安的文娱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这些文娱活动总是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经常参加一些业余的文娱活动，那年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五幕话剧《先锋》的演出，作者是颜一烟同志和史行同志，由我扮演女主角、学运的领袖沙红。这出剧获得了好评，因此我被调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当了演员。
1940年3月30日，在延安河畔，我和自己的好友赵路提着小小的背包，告别抗大的同学和校园，沿着河边无忧无虑地走向十多里以外的桥儿沟（鲁艺校址）。当时我们的神态可谓轻松、洒脱，因为就要到自己充满兴趣的剧团（鲁艺实验剧团），去投入极为神秘又饱含魅力的演员生活了。
我的启蒙老师熊塞声同志迎接我们，她是我初中时代敬仰的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员，我到抗大学习后，她教我们排练话剧，是一个十分热情可爱的大姐姐（她是东北人，后来也是我结婚的介绍人）。我们放下背包，跟她去看看排练。那是果戈理的喜剧《婚事》，由干学伟同志（在延安扮演列宁的名演员，解放后是电影学院的教授）和陈锦清同志（解放后是中国舞蹈学校的创始人）扮演男女主角。他们好像总是不满意，排练一会儿就停下来讨论一阵，和我们业余的排练很不相同，很像研究学问。熊塞声同志问我：“喜欢吗？”我并不由衷地点点头。她却说：“只是喜欢还不行！这是崇高的事业，要毕生为之奋斗，要死在舞台上！”舞台并不是战场，为什么要死在舞台上？虽然当时我还不大懂，但是我记住了这句话。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终于懂得了，这就是要有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直至死。我现在更懂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品格，不论你做什么工作，有了这种精神，你就会有所奉献，你都会感到生活的充实与幸福。
在剧团里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舞台工作者，大家从不计较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我到剧团后第一部戏演了女主角（《佃户》中的银子），第二部戏我还是女主角（契诃夫的《求婚》中的老处女），既演戏，也做服装、道具工作。
当整个阶段的演出任务结束，舞台上的幕布、布景、道具、泡灯全要拆卸下来运回几里外的剧团。我的丈夫田方虽是剧团的主要角色，但每次他都要带领更年轻的同志们去拆卸、打包，然后总是叫别的同志带队先走，他自己压后，赶着马车回去。这时我当然要留下，他也不拒绝。同志们走了，他把我扶上了车，不让我走路，原来他已在车上为我留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小空隙。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可能同志们已经到了住地，可我们这匹老马破车仍在冷风中颠簸。生活确实是艰苦，但在苦中充满了甜美的滋味。
后来演秧歌，我因为是大城市里的学生，对于民间的东西一无所知，就跟在秧歌队里，做一个跑场子的小角色，边看边学习。当时熟悉民间艺术形式的一些同志一下子在延安红了起来，大家都为他们和“鲁艺家秧歌队”（新秧歌）走红、唱红而感到高兴。可是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他忽然问我：“于蓝，你就这样甘当‘龙套’地跑下去吗？”我真的听不懂他的意思，愣愣地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表示不明白，他笑着走了。事出突然，所以印象也很深。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他比我年长，又是从十里洋场的上海跑到延安，他在那里烙下的名利观念，使他不能理解，这些年轻人会有无名利的纯净思想，他确实不懂我们这些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年轻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从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获得了多少启迪啊！
在鲁艺实验剧团，我演了许多角色，其中除了扮演抗战中的农民形象外，多是苏联反法西斯的话剧和古典名剧，当时我只是一个通过外形化装、能把台词说出来、并带有一些感情色彩的演员而已，根本谈不上形象的创造。虽然我们生活的根据地就是农村，但却演不好农民妇女。当我扮演《佃户》中的女主角彩排后，熊塞声大声地说：你们这是演“英雄与美人”吗（指我和男主角张成忠同志）？她在批评我们，我心中却想农村姑娘也有好的嘛。但是，我明白自己没有演好。为什么没有演好？怎么才能演好？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个苦恼一直锁在心里。后来在《粮食》中，我扮演了一个叛国贼地主的儿媳，我想努力从外形上下工夫，学罗圈腿，走内八字，结果演成一个痴呆的农妇，完全不是一个地位卑下而心地善良、敢斗争、善于斗争的年轻农妇。导演虽然下令取消那些外在动作设计，但我仍然没有演好一个农村妇女形象。
1942年春，毛主席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亲自来到鲁艺。他身穿补丁裤子和旧军装，站在我们面前，身躯高大，语言幽默并充满湖南乡音，深入浅出地讲出了屡试不爽的真理——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号召我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1943年冬，鲁艺戏、音、文、美四个系的同学们组成文工团，在秧歌队的基础上，再带一些小节目，深入到绥德分区为老乡演出。文工团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女同志则和老大娘或年轻媳妇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此时，除了对农民的生活习惯有些了解外，还没有感到有什么重大的收获。一天，在双谷峪参加一个治安烈士的追悼大会。民兵们扛着红缨枪，老乡们排着队坐在山崖下，会前虽然仍有悄言碎语，但空气十分肃穆。突然间，会场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人群的背后，我也抬头望去，烈士的妻子骑在毛驴上，由一个老人缓缓引向会场。她穿着旧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粗毛线织成的腰带。她没有哭，没有喊，却给人十分悲痛的凝重感，她那种无声而真悲的神态使我感到她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那神韵里可以看出悲伤与觉悟的凝结，她悲痛，但克制住了。她并不漂亮，可以说很普通，但却震动我，她的神韵里透露着真实和自然的美，这美具有引人注目的魅力。多少年后，我才体会出：她的神韵正是她多年和丈夫在劳苦生活中共同战斗所磨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这气质正是演员创造任何一个角色时都需要捕捉的东西，有了它才可以达到神似的境界。
由于边演出边进行创作，根据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真人真事，由张水华、王大化（革命烈士、秧歌剧的创始人）、马可等同志改编创造出《周子山》（原名《惯匪周子山》），但是排练失败了，团长张庚同志、导演张水华同志决定把参加过土地革命的一位区干部申红友请来。这位同志很有点“艺术”天才，当饰演红军小队长的刘炽同志（著名音乐家）穿着军装上场时，他说：“你到哪儿去？那是白区，这样不是暴露了吗？”丰富的生活竟使他成为有才华的“导演”了。他叫刘炽换上老羊皮袄，反穿着，拿上赶羊鞭。演员由于他的启发，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当饰演农民共产党员马洪志的王大化同志端着油灯出来时，他又叹口气说：“同志，农民黑夜不点灯，深更半夜屋里亮亮的，点灯岂不坏了事？”他叫王大化找一个道具，用盛米的斗遮住油灯再走出来，一下子把农村地下党员的活动生动地表现出来。他也帮助我安排自己的动作行为，加上前边那位烈士妻子的神韵，我找到了角色的气质和动作中的自我感觉（当时我还不会说这几个词，后经过学习才懂）。我成功地塑造出农村中革命的家庭妇女形象。我的战友孙铮同志（后在电影学院教表演）从新四军归来，看后十分兴奋地说：“你这个人物形象富有泥土气息和艺术魅力，我十分喜爱。”我敢说全台每个角色都演得十分成功，在绥、米一带十分轰动，并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甲等奖。这就是生活使我们创造了真实的人物形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就是最深刻的一课，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才能创造出艺术的魅力——美。一切违反生活真实的所谓美，都不是真正的美，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我迈进艺术门槛的第一步，以后我执著地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作，不投机，不取巧，不怀任何侥幸心理地深入生活，去演真实的人物形象，寻找真实的美。
以后，演《翠冈红旗》和《龙须沟》，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使自己扮演的角色获得了成功。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同志非常喜爱我的表演，特地调我去参加她执导的《万尼亚舅舅》，并让我扮演重要角色之一的叶琳娜。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另一位男主演都失败了。孙维世同志又把苏联专家列斯里请来重新排练，列斯里立即把我和男主角都撤换了，大家为我捏着一把汗，怕我受不了。特别是孙维世同志更加不安，她说：“于蓝，谅解我，你可以留在这里看专家排练，也可以回到电影厂，好吗？”我当然并不好受，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告诉她：“维世，别担心我，我决心留在这里学习。”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里有些潮湿，我很感谢她对我的深情。全剧重排后，我观察到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对角色的理解错误，也可以说是对帝俄时代的生活无知，对契诃夫的作品没有真正理解……我深感演员多么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演技的提高。
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创建由苏联专家库里涅夫执教的表演干部训练班，我报名了。这不是推荐学生的方式，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又有同志善意地说：“叫你去苏联学习，你不去，现在倒要当小学生了！”我说：“演中国人民的形象确实无须去苏联，但现在有老师来中国教斯坦尼体系，这不正好吗！我愿意去当这个小学生。”田方同志是支持我学习的，送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做一个好学生！”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鼓励是难以坚持下去了，幸好我没有使他失望。
毕业后我曾扮演了《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革命家庭》中的周莲、《烈火中永生》的江姐，这些形象基本上得到了观众的认同，甚至是厚爱。应该说这些角色由于自己功力所限并未能全部达到人物的境界，例如江姐和双枪老太婆会面那场戏因为克制感情太多，就未能很好把两个人对老彭的深情表现出来。根据江姐的素材，我认识到她善于思考，感情细微，对生活充满热爱，但内含而不外露。她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善于斗争，也敢于斗争，确实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但又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个角色的成功，绝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小说作者们的革命激情深深感染了我，感谢改编者夏衍同志语重心长的嘱咐：“千万不要外露，她不是刘胡兰！”这句话可以说使我找到了角色的核心，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女英雄，给我极大启迪。导演水华在很多处理手法上给我极大帮助，像徐鹏飞审讯江姐，导演叫项同志暴跳如雷，急不可待，而让江姐平静再平静，以此激起敌人的暴躁万分而又使他一无所得。他这样的处理手法就激起了我对敌人的冷酷而又更加平静的心境，很好地突出了江姐含而不露的个性和聪明才智。再如牢内战友深夜听敌人刑讯江姐的细腻镜头以及江姐被抬回来的担架，并不露受刑后的江姐，却只见地上点点滴血，又如龙光华为给江姐送水而遭敌人枪杀的一组镜头，江姐和小萝卜头会面和江姐挣扎站起来向战友微笑致意的镜头，由于我看到了前边那些镜头的拍摄，给我的表演以极大的感染，激发出自己的真情。还有许多章节都是合作者互相启迪而成功的。
我倒没有因为不具备“开麦拉”face（不漂亮）而不能当电影演员。我确实在银幕上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那是为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的心和人民的心一起跳动，我的血液和人民的血液一样炽热，因此我不会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与期望，我要去执著地追求并努力完成表演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