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嵇康最为人知的应该是他的《广陵散》。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却概不传授。
司马氏掌权后，嵇康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才40岁。临刑之日，有3000太学生为其求情，司马氏终不许。嵇康便在死前索琴为大家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20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为不做官与朋友绝交
嵇康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轻肆自言，遇事便发”，著文直抒胸中感愤而无所忌讳。嵇康曾在苏门山遇见一位隐者孙登，从游3年，问其所图，总不言语。直到临别之际，孙登才开口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于今世乎！”
性格刚烈的嵇康对司马氏集团针锋相对，公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氏集团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却公然反对礼法。尽管他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但却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以暴力和阴谋手段夺取了曹魏的天下，却打着名教的旗号，颂扬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周公、孔子等，嵇康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篡曹的行径非常愤怒，于是就“非汤武而薄周孑L”，借否定汤、武、周、孔以表达他对司马氏强烈的鄙薄和否定。
嵇康为了表明他与司马氏决裂的坚决态度，甚至与昔日好友山涛绝交。山涛比嵇康年长20岁，以识度和才气而闻名。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以前，山涛就躲进了山里的竹林。以后又重人仕途，为司马氏集团效力。山涛原为选曹郎，升为散骑常侍后，便向朝廷推荐嵇康接任他原来的职务。选曹郎是一个重要官职，山涛也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心。但是与司马氏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嵇康，却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公开发表。其实，与山涛绝交并非嵇康的真情，就一般情势而言，与朋友断交也大可不必公开发表绝交书。嵇康之所以这样做，根本的目的便是借此表明自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坚决态度，同时也向世人宣泄自己积年累月的愤懑。
嵇康虽然公开发表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他在死前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并没有向山涛托孤，但他知道山涛一定会照顾自己的儿子，因为嵇康在内心深处是始终视山涛为知己的。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只不过是表明自己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态度而已。嵇康被害后，果然不出他所料，山涛开始悉心照料嵇绍，在他的训育下，嵇绍没有学习父亲的那种反对礼法，与当政者针锋相对的个性，而是成为了对司马氏皇室最忠诚的大臣。
嵇康冷落钟会遭其陷害
嵇康有一个很奇怪的嗜好，那就是打铁。他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则为他拉风箱。当时司马氏集团中有一位正受宠信的贵族公子名叫钟会，官任侍郎。他非常仰慕嵇康，多次想去拜见，有一次听说嵇康正与向秀在洛阳城外打铁，于是便邀集一班人高车饰马蜂拥而来。
嵇康见钟会一班人“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心中陡然生起一股敌忾之气，便旁若无人，只管自己打铁，向秀也埋头拉风箱，火光熊熊，锤声丁当。钟会万万也没有想到，嵇康和向秀对自己连瞧也不瞧一眼，他感到无比尴尬，只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二人一丝不苟地打铁。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见嵇康仍没有与他谈话之意，只好向宾从挥挥手打道回府。偏偏在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颇有奚落之意。钟会愤然答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遭此羞辱，决心对嵇康进行报复。
嵇康有一位好友吕安。吕安之兄吕巽（xun）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竟然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义愤填膺，欲上表朝廷揭露吕巽的兽行，嵇康为吕家的声誉着想，力劝吕安不要这样做，且容吕巽自己反省悔过。哪知吕巽任大将军以后，却恶人先告状，向朝廷上书，诬告吕安违背孝道，殴打母亲。司马氏集团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哪能容忍这种罪行，于是便将吕安逮捕下狱。嵇康得知消息后，便挺身而出，为朋友仗义执言，公开阐明事件的真相。
而一心想报复嵇康的钟会却趁机进谗言，对司马炎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捏造事实说嵇康欲协助毋丘俭反叛，只是由于山涛的劝阻，才未成事。他进一步煽动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就这样嵇康被捕下狱，随即又被判死刑。嵇康刚直不阿的性格虽然导致了个人的悲剧，但他顶天立地的气节、视死如归的气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阮籍大醉两月拒司马昭谈婚事
魏晋时期的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璃的儿子，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文学家，音乐家。
史书记载阮籍“容貌缳（huan）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经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他做过司马氏的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又跟司马氏集团有相当的矛盾。乱世之中，他常以“醉酒”保身。
有一回，司马昭知他之名，想与他联姻，阮籍不想高攀皇族，也不便正面拒绝，于是当司马昭亲自登门为爱子求婚时，却见阮籍手里抱着酒瓮醉卧在地。其后司马昭派使者接连60天前往阮府求婚，都见阮籍沉醉未醒，司马昭知道了他的意思，便也不再为难他。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时还喜欢扯着嗓子大喊，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实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其痴狂之态，可见一斑，故也不为朝廷所喜。相传著名琴曲《酒狂》是阮籍感怀之作：全曲以三拍节奏，大跳音程，轻重拍颠倒的韵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形象。音乐理论著作有《乐论》。主要观点是“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强调圣人作乐为的是“自然之道”，这便是“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具有老庄思想。
阮籍佯狂不服礼教
阮籍生性放达，任性不羁，他常常借此与名教、礼法作对，与司马氏的虚伪名教、礼法进行斗争。在一次朝会上有人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却笑道：“呵！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
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他的话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
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位老兵士家的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貌美女子而早夭，竟前往老兵士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
阮籍在母丧服孝期间曾出席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而且在宴席上毫无顾忌地喝酒吃肉。何曾见了，心中好不愤然，他对司马昭说：“明公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竟然在重孝期间当众饮酒吃肉，公然蔑视礼法，应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
司马昭却很宽容地说：“嗣宗（阮籍字嗣宗）如此毁顿，君不能共忧之。吾既以酒食招嗣宗，岂因丧礼而为难嗣宗也。”
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忍阮籍违背封建礼法的一些行为，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构成威胁；其次，阮籍生性放达，诚如裴楷所说，他是“方外之人”，而当时放达任性已成为名士风流的时尚，司马氏出生门阀士族，并非真正讲究礼法，所以即使阮籍做出违礼之事也能容忍；再次，阮氏世代习儒学，名高当世，与司马氏门第相当，他需要借重阮籍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阮籍审慎处事保军安
阮籍容貌超群，学问渊博，志气豪放，任性不羁。当他自得其乐时，每每忘乎所以，旁若无人，时人多谓他痴。阮籍家世代代有名宦，他的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司马氏世代服膺儒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欺凌孤儿寡母，夺其政权，于是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更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
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之下，曾先后担任过大司马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等官职，还曾被封为关内侯，47岁时，曾做过步兵校尉。当然他做官只是迫不得已，在任上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他出任步兵校尉，就是在朝廷上当面向司马昭请求的。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一官职向来是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担任的，而阮籍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文士，哪能担当此任。司马昭问他：“卿何以担当此任？”阮籍回答说：“臣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既然步兵校尉一职尚无合适人选，臣请担任此职。”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走马上任以后，草草应付完公务，便前往厨房清点存酒，据为己有，与朋友刘伶等人直喝得天昏地暗，酒醉不醒，把随侍的士卒都吓坏了。
司马氏一心觊觎皇位，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晋封晋公的《劝进箴》，几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3岁。
就阮籍处世方式而言，他为了在乱世中以求自全，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佯狂避世，沉醉酒乡；一是“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钟会数次追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欲趁机抓住其把柄而治之以罪，阮籍都以沉醉获免。阮籍虽然与司马氏政权保持一定距离，常常攻击名教，攻击“礼法之士”，但就是闭口不谈时政，不议论朝廷是非。司马昭对阮籍的这套本领也十分佩服，说：“天下最审慎之人，要数阮嗣宗了。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政，臧否人物。”唐代李贤在评论阮籍的诗作时曾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此诗作之中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
顾荣明做“酒鬼”暗保身
西晋开国后没多少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朝廷中争斗不断，后宫也一直干政，地方各王独断专权，刚刚统一不久的国家又渐渐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那些在乱世中希望保全自己的人就得依靠自己的智慧从纷乱的时局中保护自己了。
有个叫顾荣的吴地人在当时很有名气，也很有才干，他家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西晋“八王之乱”前，顾荣但任的是齐王府的主簿，基本上相当于“管家”的职责。但是齐王十分骄横，他曾一度擅权，却毫无治国之才，只是一味地为自己敛财专权。从齐王的骄横暴虐中，顾荣断定他终将败亡，就很担心自己会受到株连，便希望赶快离开齐王府，但他又不敢直言，无奈之下整天借酒浇愁。
一次，他将自己的苦衷告诉了朋友冯熊。冯熊也认为顾荣想得很对，就决定帮助好友离开齐王府。冯熊找到齐王的长史葛纪说：“当初让顾荣当主簿，本来为的是选拔人才，不再计较南北士人的亲疏，想以此平缓天下士人的心。可是，如今顾荣整天狂饮，不务正业。齐王府事务繁多，这样下去恐怕会有碍齐王的威名。倒不如趁早再选拔一名称职的主簿总理府政，为齐王解除后顾之忧，不能让顾荣这样的酒徒再占据这个职了。”
葛纪说：“你说的的确很有道理，只不过顾荣出身江南望族，现在任职时间不长，就这样轻易撤换了他，恐怕会引起江南士族的不满啊。”
冯熊微微一笑，说“长史大人又何必为这个担心呢。你可以调他去担任中书侍郎，这样顾荣既不失显名，又可以为齐王府换一位既有真才实学又能勤政实干的主簿。”葛纪听从冯熊的建议，他向齐王汇报后，就将顾荣调任中书侍郎，与齐王不再有大的瓜葛。顾荣得遂所愿，从此再也不无度纵酒，在公事上还尽职尽责。一日，冯熊来到公署看望顾荣，只见他埋于各种文案，忙得不亦乐乎。冯熊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转身到公署的厨下拿了一壶酒，又来到顾荣那里，美美地喝上一口，对顾荣说：“咦？这中书公署里的酒好像和齐王府的佳酿没有多大差别啊，为什么先生以前常醉不醒，现在却如此清醒呢？”
顾荣闻言，立时惊出一身冷汗，想了一下他哈哈一笑，随手把公文往桌上一推，从冯熊手里拿过酒壶，喝了一大口，说：“因为公署里没有肯拿酒灌我的朋友啊！”从此，顾荣又像以前那样狂饮无度。
经常烂醉如泥，总会耽误公务，时间久了，顾荣的行为引起了齐王的厌弃和不满，原本想调回顾荣的心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这样一直等到齐王因反叛被杀时，顾荣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因为讨伐有功得以升迁。
顾荣的联盟之处就在于以“饮酒”恶习为掩护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嗜酒不是出于满足自身欲望，也不是为了麻痹自己，而是表现给同僚与上级看的，也是迷惑他人心理的手段。他以此制造胸无大志、不务正业的假象，来欺骗齐王，达到了脱离齐王府的真正目的。
祖逖闻鸡起舞鹰扶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