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房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志。屈原在《楚辞》中写道：“皇揽揆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人要有“嘉名”，斋名也然。但书斋之名从发端到盛行，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像文章的标题一样，开始原无题目，后以文章首句若干字为题，以后才由作者命题作文。
居室有名，自先秦就闻；但书斋有名，就晚多了。汉时两司马虽有宏文传世，似未闻其书斋之名。三国时，诸葛亮隐居隆中，在茅庐中苦读兵书；关羽在许昌秉烛夜读《春秋》，故现有“草庐”、“春秋楼”遗迹可觅。但这二处读书场所，均并非本人所题，而是后人加上去的。唐朝时著名文学家刘禹锡把自己的“陋室”与诸葛亮的“茅庐”及西汉文学家杨雄的“玄亭”相提并论，借以表达安贫乐道的情趣和保持节操的愿望。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其书斋生活写得绘声绘色，堪称千古绝唱。但其文章意在说明室雅不在大。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而已。故严格而言，“陋室”还不是他的书斋名。
正式命名书斋，起码自北宋司马光就有了。史传他有斋名“读书堂”，虽然质朴平白，但因斋名初起，也属在所难免。
以后就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问世。“老学庵”
以春秋时盲人乐师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充分表达诗人晚年“活到老学到老”的志向，已有深刻的含义。
宋代秦川文人张镃为其居室起名，计有30多个，单其书房就有“水北书院”、“读易轩”、“写经寮”等名。可见宋时斋名已初具规模。
到了明朝，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雅名书斋。如归有光的“项脊轩”，袁宗道的“白苏斋”，唐寅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黄宗羲的“续抄堂”等。明代礼部尚书李思诚以敢于直言闻名于世，但其室名为“真懒斋”，也属千古奇谈。迄至清代，榜额流风所及，斋有一名而数氏所共，数名而一人共有。据杨廷福、杨同甫所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共收三百六千多人，十万三千余条”，其中斋名不下数千。其在该书《小引》中说：“一人多称，最多竟达几十种至百余种，此外如清代以‘一斋’为别称的就有二十八人，以‘听秋’为室名的从王昙到清末经亨颐竟达四十一个。”清代学者施闰章给自己的居室命之为“梦愚堂”，真是谦虚得可以。蒲松龄的书房叫“聊斋”，即闲谈的地方，它暗示了小说题材的来源。作者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憎恶科举，晚年以“闲谈”排遣寂寞之苦，聊以读书写书自娱。
历史进入近现代之后，为书斋起名之风，仍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