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胡蝶以后。戴笠也理解了，李世民和杨玉环，在戴笠的心中，胡蝶远远胜过杨玉环，仿佛这华夏大国历经上千年沧桑就出了一位胡蝶一而胡蝶又是专为他戴笠来到这人世间的。
1946年3月17日11时30分，戴笠一行来到青岛沧口机场，随行人员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外围组织“人民动员会”实际负责人金玉皮、英文秘书马佩、副官稔炎、泽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一位未留名的神秘人物。此外，还有一位戴笠新结夺的朋友、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被戴笠邀往上海去玩玩的。
11时45分整，戴笠的专机DC47型二百二十二号在弥天大雾中轰鸣着滑向跑道，在片刻的停顿后，徐徐启动，逐渐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向南方飞去……
3月17日下午2时，上海特务站的头头李人士等人，按戴等前一天的指令，打着雨伞，冒着倾盆大雨，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老板。
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议论着这场暴雨来得太快，不时仰望灰蒙蒙的天际看有没有飞机的影子。雨越下越大，满耳都是雨声，不时夹杂一记响雷，响雷在天际划一条闪电——仍照不透蒙蒙的雨幕。
李人士的脚有点冻得难受，在候机厅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他终于憋不住了，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戴笠的消息，问是否改变了青岛之行。
五分钟后，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回电，称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
李人士顺藤摸瓜，再询问青岛办事处。五分钟后青岛复电，称戴老板专机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往上海……
李人士于是更加焦急不安了，推算起来，专机早就该抵达上海，为何到现在仍不见踪影？
于是，李人士急返办事处，命令手下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军统办事处发电查问，同时，将情况详细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
话说1946年3月17日。这一天，毛人凤的心情特别忧郁。这忧郁的根由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各方面一日紧过一日的取消军统局的呼声，有戴笠的悲观情绪，他的悲观情绪在3月10日发表的公开讲演里便有了流露，他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决推辞了，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接下又说，“最近中央开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的预料之外，对军统局的问题，代表们毁誉参半，有人叫嚷要打倒我们、要取消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这些我一点也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这些天，毛人凤一直在咀嚼这番话，觉得这类似于蛇死尾动的挣扎。会后，戴笠又推心置腹地和毛人凤说了话，谈了心，表明了他对前途是充满悲观的，他说凡事都有过好歹。军统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许，前面的将是黑暗的低谷时候，你要沉得住气，不能操之过急，我原计划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之后，把军统交给你，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你太嫩，这还在其次，最主要委员长已下了决心取消军统。现在没有办法了，唯一可以补救的是抬出郑介民来，让他掌管军统，这样，十几万弟兄们才不会失职、饿死。“戴笠说到此处，停顿片刻道：“我以前表现太突出，引起委员长的猜疑。郑介民表现得很安分，委员长对他很放心。我事先透个风给你，免得到时候心里不平衡。”
毛人凤很清楚地意识到，戴笠此话的意思就是不想再管他了。从此，他将成为没有依靠没有后台的人，登时，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大海里，手攀船滑，突然这条船的主人对她说：“你自谋生路去吧，我已自身难保。”
事实上，戴笠不仅是说说而已，3月12目，他又专门约见了郑介民，表现得比平日要温和百倍。当时，毛人凤也在场，以为戴笠要说他准备出国的计划，对军统的前途也只字未提。而戴笠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件向郑介民作了交代，要他以掌舵人的姿态带领十几万弟兄们渡过难关。
听到这里，毛人凤脑子里“嗡”地一声响，知道自己从此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正在毛人凤失魂丧魄之际，一日，沈醉送来一份急电。
电文称，戴笠的座机失踪了，如果说戴笠直言不再管毛人凤，他好比在大海中下令不许攀援船沿，那么，戴笠的座机失踪就好比这条船已经失踪了——从此他已经完完全全无依无靠……这消息对毛人凤来说，犹如世界末日降临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不希望这是真的。因此，他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地询问追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的下落。
从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一个通宵都不曾合眼，密切注视每一份回电，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的去向。
同时，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城市发送。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按以往的惯例，戴笠每到一处，都要发电文告知他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而且，在16日，毛人凤还收到戴笠从天津发来的最后一份密电，告知他将飞青岛然后去上海。
但是，自从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了联系，甚至完全失去了行踪，以前，这种异常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毛人凤非常清楚，戴笠的专机二百二十二号军用运输机原是由DC—3型民航改装而成的，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三百五十公里，最大航程四千九百公里（平常二千五百公里），续航时间为十九小时二十四分（平常八小时），可载量二千二百七十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内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①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②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二百二十二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二百二十二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做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二百二十二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校级特务，带上电台及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就马上降落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笠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介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校”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过戴笠及二百二十二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校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二十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处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的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选派一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蔫似的，一个个低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准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要求，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当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种场面几乎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校”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画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一行。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做了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服务员练习跳伞，准备19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任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
蒋介石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出我的手令，找到戴笠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二百二十二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备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朴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二百二十二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宴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商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二百二十二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五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十三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一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六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十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