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戴笠考虑到来西安后一直未能与张学良单独见面。不知张学良对舟已到底作何处置。决定主动做试探性的进攻。他请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长陈昶新，要求陈带他去见张学良。陈昶新请示张学良同意，陪同戴笠去见他，戴笠一见张学良，一下来了个长跪不起，哀求说：“清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张学良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戴笠揣摸张学良口气，尚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当即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张学良只好派自己的副官谭海拿着自己的手令，护送他去见蒋。谁知刚一进门，蒋就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一声不响，进退维谷，只好缩在门外畏怯不前。宋美龄见状，立即上前解劝，蒋才稍稍息怒，原先铁青的脸色也有了些缓和，精神紧张的戴笠才感到有些松动。当晚，张学良恐有人伤害戴笠，就叫戴笠住在陈昶新家里。
12月23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条件。其间，戴笠亦受蒋之命，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六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表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秘密保证。
12月24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
话说在戴笠去了西安的这些日子，毛人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时刻注意西安的动向，直至得知和谈成功，他才好比赌赢了的赌徒，搓着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向影心从火车上发来的密电，说她已经历尽千难万苦，脱离了危险……
真个是双喜临门，毛人凤兴奋异常，关好窗，插上门，一个人偷偷在房子里翻着跟头。有人叫报告了，他知道一定又是好消息，忙爬起来，整整衣服，干咳一声，又恢复往日的沉稳与不苟言笑的严肃。开了门，译电员递给毛人凤一份才译出的秘件。
密件上写道：“戴已乘机回南京。”
毛人凤收好密件，准备去机场迎接。他恨不能马上见到戴笠，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有好多重要的情报要汇报。比如说，他在西安受惊了没有，问他领袖对他的忠心义举有没有反应；比如，向影心有了消息，西北地区不能再呆了，有何具体安排？
毛人凤叫处本部的司机驾车去了机场。时间尚早，毛人凤便在机场徘徊，不时手搭凉篷仰望蓝天，看有没有飞机出现。
飞机终于飞临视野，一会儿就低飞降落。毛人凤未等飞机停稳，快步冲上去迎接。
戴笠走上弦梯，和迎上来的毛人凤紧紧抱在一起。
毛人凤激动地说：“我总算盼到了这一刻！你受惊了。”
戴笠拍拍毛人凤的肩，道：“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毛人凤请戴笠上了车，两个人坐在后座，毛人凤事先想好的千言万语就变成了没言没语。
戴笠经历了大难不死，仿佛又成熟了很多。他向毛人凤介绍了一些简短的别后情况，然后长叹一口气，道：“这辈子就穷忙的命，难得一刻的休息。西安的事还没了结，校长又有了新的重要指示。”
毛人凤一听说蒋介石有重要指示，欠起身，耳朵向戴笠的嘴边贴去。
12月24日晚9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毛人凤也参加了。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尤其毛人凤要特别注意。”接着又仔细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手枪，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2月25日下午5时，毛人凤得到秘电，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洛阳西工第一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这份密电是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拍回国给戴笠的，并进一步指示26日软禁张学良的具体行动。
12月25日晚，戴笠再次召集张严佛、刘乙光、毛人凤进行具体安排。戴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人凤负责随时接收校长指示，并向他汇报。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能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用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乘汽车跟在后面。”
12月26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二十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毛人凤见万事诸已妥当，立即指示随从用带来的电台向蒋介石详细报告。请求指示。
一切按照蒋介石密谋的进行。1936年12月31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实行暴力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由毛人凤负责向蒋介石报告。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名特务队员，组长由王芳南担任。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7名组员和一排武装宪兵，组长由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二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对外公布。蒋对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得蒋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一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一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一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查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四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愤怒。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
话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压了张学良，激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多方面的愤怒，一时间西北内战局势已经形成，情况十分危急，一触即发。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声明，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后来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利，于是，营救张学良的计划全部落空。非但如此，蒋介石还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1937年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十五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从上海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去了。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蒋介石回来后，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按他个人的意愿，关的关，撤的撤，赶的赶，杀的杀，可谓杀气腾腾。这场事变中，唯一的赢家是戴笠，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危难关头见忠心，令蒋介石感动，立即恩宠有加。
有资料为证：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可谓时时刻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妥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是使戴笠感为不世殊荣之事。而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上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出院。这是蒋介石对心腹亲信很少给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连当时专程赶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纂和嫉妒。
总之，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毛人凤自然也会随之鸡犬升天，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