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最隐秘的情报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成立5年后才被正式载入《美国政府机构手册》，而直至今日，它也依然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自1952年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局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段充满传奇的风雨历程中，作为该局最高领导者的局长不仅仅见证了国家安全局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是带领它创造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这些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神秘人物，以对情报工作不同的见解，影响着国家安全局的运作方式，带领着国家安全局一步步登上情报事业的高峰。
他们在各自任期中的经历与作为，影响着国家安全局的走向与未来，而随着国家安全局的发展与情报事业地位的变迁，国家安全局局长个人的地位和职业发展潜力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这一段经历，不仅仅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页篇章，同时也是我们探寻国家安全局发展历程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从舰长到通信业务管理者——厄尔·斯通
严格来说，虽然厄尔·斯通是武装部队安全局首任局长，但他并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式成立之前，他的任期就结束了。虽然如此，但作为美国军方通信情报机构从分裂到合并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斯通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924年，海军通信部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密码研究的部门，并于1928年正式更名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第二十分部G处”，即海军G科。而陆军也于1929年设立了专门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通信情报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的通信情报几乎都由这两个部门所提供，而这也使得两个部门之间存在了一种无形的竞争关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局势的紧张迫使两个部门进行了第一次的分工合作，这一次的分工合作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两个情报部门所存在的争端。考虑到两个情报部门之间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敌对态度，1942年，擅长沟通交流，却完全没有无线电情报方面工作经验的厄尔·斯通被任命为海军G科的处长。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情报部门之间的争端，1943年3月，陆军助理参谋长提出了将陆军通信情报处和海军G科合并的建议。对此，海军方面竭力反对，作为处长的斯通甚至亲自致函海军通信处主任，表示坚决反对此项建议。此后，这项提议无疾而终，海、陆军的情报部门也没有在合作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在太平洋战场上，斯通领导的海军G科通过对日本情报的破译为珊瑚岛海战以及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1944年4月16日，斯通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号战列舰首任舰长；1945年3月23日，斯通又被晋升为准将，同时升任为太平洋舰队通信官；二战结束之后，斯通担任了海军通信主任。
在二战后，美国军费的急剧缩减影响到了各个部门，通信情报组织也不例外。为了避免通信情报方面的重复浪费，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通信情报组织。1949年8月，在国防部长詹姆斯·文森特·弗雷斯特尔的指示下，一个为探讨建立统一通信情报组织的委员会诞生了。委员会由6名军官组成，每个军种派出2名代表，其中，斯通就是海军方面的代表。
经过几个月的探讨，由于海军和空军都不想放弃独立的通信情报组织，最终这个设想不了了之。
在弗雷斯特尔去世后，接替他职位的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令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继续跟进对通信情报部门的整合。最终，在国会的压力下，海军和空军被迫作出让步，同意将三军的通信情报机构进行合并，但同时，每个军中依然保留着自己的通信情报组织。1949年5月20日，在约翰逊部长的密令下，武装部队安全局悄然成立。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使命是“负责除指定海陆空军单独进行的通信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外的所有通信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局长将由各个军种轮流选派，任期为2年一届。
1949年6月15日，斯通被选定为首任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局长。由于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组织，甚至连名称也不能向外透露，因此，斯通的任命也是在暗处进行的。为了避免引起众人的注意，对于斯通的下落，新闻处长只是含糊宣布：“斯通少将已经调职到参谋长联席会议。”
在武装部队安全局成立之际，一个顾问机构也随之而建立了，这个顾问机构被称为“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最初，该委员会只担任顾问的角色，对于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的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原则的制订与实施，其主要责任还是在武装部队安全局手中。但此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参联会突然修改了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的章程，将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大部分职能让渡给了这个“顾问机构”。一时之间，武装部队安全局从一个“统一”机构转变成为了一个“联合”机构。
1949年11月，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局长斯通出任委员会常任主席。该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三个军种各派出三名代表，再加上斯通。由于各个军种的代表最先考虑的始终是自己军种的利益，而按照委员会的章程规定，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要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才能实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委员会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委员之间几乎完全无法达成一致。
虽然成功建立了统一的通信情报部门，但实际上，美国此刻的通信情报工作依然还是在海陆空军三巨头的控制下。在斯通就任局长的第一年，一直致力于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整合以及对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活动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及程序。
在设施整合方面，斯通将机构内的工作人员按照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的职能划分为两个区块，一个区块的人员安置在阿林顿大院，另一个区块的人员则安置在海军安全站。由于斯通是海军出身，故而武装部队安全局总部以及行政机关很自然地设在了海军安全站。
在工作整合方面，斯通设置了通信情报督导组、通信安全督导组、研发督导组以及行政督导组四个小组。其中，通信情报督导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整合武装部队安全局旗下的业务部门，并最终将这些部门改组成为了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业务处，由负责该督导组的雷德菲尔德·马森上校担任处长。
据一份斯通向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提交的工作进度报告中显示，自1949年7月15日武装部队安全局展开运作以来，6个月内，斯通完成了全部设施以及人员的交接及整合工作。虽然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但斯通始终还是未能解决通信情报机构内存在的根本问题。在各军种的相关机构看来，斯通这个局长并不具备控制权，仅仅是作为一个“协调者”而存在，因此，除了海军之外，武装部队安全局与其他军种的情报机构之间，始终未能达成很好的合作。
1950年6月，在美国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此刻的武装部队安全局显然还无法确立其作为通信情报中央机构的地位，而斯通自然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对海陆空三军情报机构给予统一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斯通提出在向战场下达任务方面，武装部队安全局应该获得更大的权力，并且能够真正实现对情报处理活动的统一指导。最终，这一提议只有海军部表示支持，在空军和陆军的极力反对下，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始终未能采纳斯通的建议。
最终的情况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糟糕得多，由于自身条件不足，又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武装部队安全局几乎未能发挥任何效用。而陆军和空军方面，由于相关情报设施数量紧张，却又不断重复着相互之间的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尽管种种矛盾和问题最终未能得到解决，但在斯通任职期间，他努力改善各个机构之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机构之间的矛盾。在华盛顿方面，斯通也竭力协调各个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促进了通信情报员与情报分析员之间的交流。
1951年6月，斯通任期结束。在斯通担任局长的两年间，虽然未能真正统一各个军种的通信情报机构，但在人事协调方面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斯通的领导下，新成立的武装部队安全局虽然一直未能与各军种下的情报机构达成理想的合作关系，但至少在业务上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在武装部队安全局与各个通信情报用户的关系方面，斯通制订了“门户开放”
政策，鼓励各机构在武装部队安全局设置联络办公室，加强了各个机构之间的情报交流，并提高了通信情报在情报领域的价值。
卡奈因：国家安全局之父
陆军中将拉尔夫·朱利安·卡奈因，武装部队安全局第二任局长，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后人称他为“国家安全局之父”，而在国家安全局的官方网站上，他被称为“伟大的统一者”。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卡奈因担任了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国家安全局恐怕活不过50年代”。
与“协调者”厄尔·斯通相比，卡奈因显然更适合做一名管理者——他凭借着强力的手腕、坚定的性格以及非凡的勇气整合了美国混乱的情报界；他欣赏并尊重人才，从各个方面为他的员工考虑；他戎马半生，虽对密码学和这些高端的科技几乎一无所知，可他却成功地将一群骄傲的天才们团结了起来，让他们为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卡奈因在最初离开家乡的时候并没想过成为一名军人，他在西北大学读完了医学预科，并为成为一名医生而做好了准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奈因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军人，并展现出了他非凡的天赋，而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军人将会是他终生的事业。卡奈因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因其卓越的战功，获得了多枚勋章。
1951年1月，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斯通任期将满之际，下一任局长的选举开始了。由于斯通是海军出身，故而此次只有陆军和空军具有提名权。但是空军没有提交任何候选人，而陆军也只提交了一名候选人，这名候选人就是卡奈因少将。最终，卡奈因毫无悬念地当选了下一任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
斯通将武装部队安全局总部设置在了首都华盛顿的阿林顿大院以及海军安全站内，由于战争的爆发，政府担心首都遭到袭击而导致该情报局被摧毁，于是决定进行新的选址计划。1950年10月，选址委员会选定了一处位于内地的肯塔基州诺克斯堡，这里十分偏僻，以至于许多效力于武装部队安全局的职员萌生了辞职的打算。在卡奈因上任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他询问对新选址的看法，卡奈因直率地表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并向莱勒少将表示希望能够直接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1952年1月，在卡奈因的努力下，国防部长下令重新进行新的选址，最终，马里兰州的米德堡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总部。这一次的选址事件让卡奈因赢得了几乎全部雇员的拥戴。
当时的杜鲁门政府非常注重节约开支，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情报部门存在的资源浪费问题凸显出来，因此，杜鲁门总统决定要对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大的统一整合。1950年8月，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被杜鲁门任命为第四任中央情报主任，一场巨大的变革由此在美国情报领域拉开了序幕。
1951年12月，史密斯提交了一份关于武装部队安全部存在问题的报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3天后，在总统指示下，以乔治·艾伯特·布劳内尔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委员会中的成员没有任何一名来自军队。
经过调查，布劳内尔委员会意识到，此时美国通信情报系统中所存在的大问题并非来自于武装部队安全局内部，而是来自上级机构。1952年6月13日，布劳内尔委员会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建议将美国一切通信情报的搜集和处理活动控制权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并任命国防部长直接领导武装部队安全局，而无需再经过参联会等机构。同时，报告中也提出，建议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将部分控制权下放给军队，以便军队的情报机构能够及时为各自的部队提供情报支持。6月下旬，国防部长洛维特将布劳内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转交给了卡奈因。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卡奈因表示支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了被列为美国政府“绝密”档案的总统备忘录。11月4日，武装部队安全局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局，卡奈因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长。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长的任期延长为6年，最短不少于4年。
卡奈因非常体恤下属，这也是他赢得雇员拥戴的原因之一。1953年7月，卡奈因前往海军安全站视察。由于站内有一个文职人员工作的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和一个气窗，因此屋里十分闷热，而虽工作人员已经建议过多次，希望安装一个换气窗，但这项建议却犹如石沉大海。当卡奈因走进屋子询问文职人员的工作情况时，一个还认不清军衔的工作人员不由得抱怨道：“要是那个气窗上能装个风扇，我想就会好受多了！”众人都吓坏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卡奈因对员工的抱怨却并未产生不悦，而在卡奈因离开后，马上就有人来安装换气扇了。
卡奈因非常体恤员工，但对叛徒却是毫不手软的。1954年10月，国家安全局发生了建立以来的首件间谍丑闻事件，物理学家小约瑟夫·西德尼·彼得森因向荷兰出卖国家安全局情报而被捕。彼得森很快被解职了，但接下来国家安全局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起诉彼得森？
如果起诉的话，一些被政府竭力保护的秘密将有可能被外界所知。虽然有此顾虑，但卡奈因却坚持要拿彼得森开刀，杀一儆百。最后，美国情报委员会采纳了卡奈因的建议，但只允许以保密级别最低的文件作为起诉的证据。最终，彼得森被判处了7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