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财分完不长时间，各家的成份就被定了下来。
西鲍家，也就是住在八家于的这支鲍家，因为一定程度上“得罪”了贫协头头儿江瞎掏和那个姓西门的，被定成了富农。
西鲍家的大姑爷，家住腰排的许山家，因是当地最大的富户，被划定为地主。
成份划完了，分房子分地也就开始了。
这些被打倒和被限制的地主和富农们，比如山湾屯的王家、岗岗屯的丁家、腰排的许家、王家、林家，八家于的鲍家，东双坨子的孙家，西双坨子的李洪源屯子的李家，还有山后那个当年立屯子的刘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流水小学当过校长，后来调到土岭县国民高等学校当教务长的刘玉宏的家。这些人家统统被分了浮财，分了房子，分了地。
这些人家，多数都是靠自家祖上几代人的勤奋劳作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虽称不是殷实，但在当年毕竟还是温饱有余力的。
然，时势变迁太过突然，短短几天，就这么被分掉了。许多人甚是不解，五内俱焚。
胆小怕事者，默默地忍受着，许多人默默的劝慰着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不了几年，只要人勤快，日子还会好起来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尽管暂时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但人不勤快，许多人地都种不明白，我就不信，他们的日子能好到哪里去，能好上多长时间啊！这农村，过日子靠的就是勤快啊！不是说：人勤地不懒吗？等着瞧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我们的日子还是要比那些游手好闲的穷棒子们强的！
浮财分就分了吧！可是最大的难题是，这些人家的房子被分掉了，没有房子，怎么才能生活下去啊！
革命必须彻底。
这些被打倒被限制昔日坐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阶级敌人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昔日温饱有余，甚至不乏锦衣玉食的一些人，今朝终于被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碾得粉碎，别说是一些人结束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他们劳作的艰辛程度甚至超过了从前那些为他们做长工或者苦力的人们。
想生存吗？
想！
那一切就请这些剥削者们亲力亲为，好好的改造自己吧！套用某伟人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可谓事无巨细，皆需事必躬亲。
房子没了，出于道义，各地的临时政权规定：被分了房子，没有住房的人家，暂时借住到分了房子的家中，并且允许他们在没收的那些树林子里，可以采伐一些免强能做檩子和樑柁的树木，准许他们自由选择房基地重新盖房。
八家于的鲍家，鲍宪文已经过世快一年了，当家的是那个人叫麻姑的柳氏和她的长子，也就是那个人们叫做瘸大夫的鲍广礼。
房子被分了，柳氏愤愤不平。
房子在哪盖？柳氏犯难了！
一大家子人，谁也拿不定主意。
犹豫了两天后，柳氏对孩子们说：“我们家的成份被划成了富农后，从前的亲戚，怕影响自己，都不太走动了，这以后家里能怎么样，这眼下看啊，真不知道得何年何月呢！以后啊，被人欺负是在所难免了，为了住的安心、踏实，我们就别离屯子太远了，就在你老舅家的西院的空地那盖个东厢房得了，在这毕竟离你老舅家近啊！你老舅这人是最讲义气的，人公正，有个事什么的，你老舅也能照应一下。这不，上几天，你老舅被选进新组建的贫农协会了，我想啊！你老舅不会看着我们家受气的。”
孩子们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老二鲍广信说道：“我爹没了，家里的一切就听妈和大哥的，在这盖房子也行，但能不能不盖东厢房，人们不是说：有钱不住东西厢，冬不暖，夏不凉吗？我们还是盖正房吧！”
“老二，妈也想盖个正房啊，可你看看这些他们让放的树，从前的大户人家盖仓子都不用啊！我们就先盖个东厢房暂时有个能对付住的地儿就行了。过些年，等日子过好了，我们再在后面盖个像样的正房。”
新盖的房子，在原来被分掉的房子的东边，也就是在柳氏老弟家西边的空地上。
所以把房子盖在这个地方，用麻姑柳氏的话说：一是离娘家老弟家近，不管谁家有个事，相互间都好照应。二是这里离老房子西南角的吃水井和老房子院子里的磨米房子近啊！这吃水和磨面，在那个落后的时代，这些活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的。
但，依笔者多年的人生经验来揣度，柳氏之所以把新房子选在了这个位置上，她的内心是有酸楚的。
也许，在柳氏的心里，那愤愤不平的想法，一直没有抹去：自己辛苦盖的房子，为什么就被分了呢？明明是自己辛辛苦苦，不分昼夜，省吃简用，节衣缩食积攒下的家业，怎么说分就给分了呢？自己盖的宽敞明亮的房子怎么就不让住了呢？唉！不让住，我看还不行吗？只要我活着一天，住在东厢房里，一抬头，不就能看到被分掉的房子吗？说不准哪天天又变了，这被分掉的房子也许还会回来的。
有人会说，这可能是笔者的一种揣度。
对！
但这种揣度的理由是合理的：如果柳氏不是想一抬头就能看到自己家两代人辛辛苦苦盖的房子，那她为什么不盖西厢房呢？
有生活经验的人知道，同样是住厢房，这东厢房可是比西厢遭罪啊！
夏天，一过了中午，毒辣辣的太阳就射到屋里，屋里闷热，尤其是伏天，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冬天，西北风一刮，这房门正对着西北风的风口啊！冬季保暖则成了最大的难题。所以，笔者不胜冒昧地揣度，当年柳氏之所以盖的是东厢房，而不是西厢房的！
新房共是五间，是北方俗话说的烂搭头硬压山的再简易不过房子了，房子的使用面积很小，窗户也很小，屋子很是幽暗。柳氏住在了南面的两间，北面的三间，是在中间开的门，中间是厨房，两边的里屋，窗台下和后山墙的下面各搭了两铺土炕，这样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几年孩子大了结婚成家也有了住处的。
然，时势的发展，未能像柳氏所想的那样，这东厢房一住就是20几年，只到1966年的正月初四，瘫痪多年的柳氏病故了，也未能再住进当年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里，也更未能盖上当年憧憬的正房。
再说那被称为东鲍家的木匠鲍宪廷吧，尽管家里划的是中农成份，但由于分浮财时家里被翻出了许多大洋，结果房子也被分掉了。
为了生活方便，鲍宪廷便在许家的院子里的东面也盖了个东厢房。在以后的30多年里，尽管有成份论的严历压制，但由于中农一直是团结的对象，子孙们并没有像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们遭人白眼，受人歧视，更没有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只是始终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就这样，东西鲍家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日子。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家产被分，胆小怕事，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胆大者，却一直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观察着时局，不惜豁出性命，捍卫那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