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影响十分广泛。除了来自各国受教从学的留学生外，“英美德荷比瑞士及北欧各国研究汉学的专家，接踵而来巴黎，求教于法国汉学家。当时汉学家上课，各国远道来听讲学生甚众”。学风所被，欧美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也都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东方主义盛极一时，最受推崇的中国古代硕儒为孔子，而当代学者竟是辜鸿铭。德国的尉礼贤，本不是学院式汉学家，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较为广泛，在德国的影响也十分普遍。1922年3月，短期归国的尉礼贤与徐志摩、陈源等人同游魏玛和耶纳，参观歌德与席勒故居。后来徐为文记其事赞其人：“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播甚力，其生平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是。”1923—1924年尉氏任教于北京大学期间，参与国学门的活动。是时国学门声势极盛，一度有会员160余人，尉氏因而提议：“将中国学者生卒年月及重要学说报告英美学者，编入世界学术史。”
尉与北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6月，他就应邀到北大演讲《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主张将中国哲学的人道、实用与西洋哲学的秩序、批评、历史相融合，形成最完全的世界人类的哲学。1922年年底，又于出席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时，发表演讲《文化的组织》，将北大校庆视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希望北大顺利发展，使“最古的和最新的相联结而成中国的文化”，不仅古文化为世界所知，新文化“也要渐惹世界的注意”。1924年，北京大学及梁启超等人发起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的活动，尉礼贤也有所响应，曾到清华学校演讲《中国之戴东原与德国之康德》。据说他对梁启超十分推重，斯文·赫定（Seven Hedin）请他提名中国作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所提名单名列前茅者就是梁启超。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印成，分送样书的外国学者中，便有尉礼贤和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日人今西龙、俄人伊凤阁（A。I。Ivanov）。
尉氏归国后，组织中国学院，更加积极从事中德文化交流。1925年蔡元培游历欧洲，尉曾提议法兰克福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1928年年底太虚访欧，尉礼贤派人持亲笔函到法国邀请太虚赴德，聘请后者为中国学院董事，并陪同其到敏兴等地参观，为其在法兰克福大学和中国学院演讲时亲任翻译。其间两人协议：以中国学院为世界佛学院的德国通讯处，召集发起人。1930年尉礼贤逝世，中国学术界为此“中德学界之一莫大损失”深表痛惜，北京大学以《本校旧教授Richard Wilhelm先生逝世》为题，发布讣告，并由陈大齐、何鸿基、王烈、沈兼士、马衡、杨震文、石坦安（Diether von Steinen）、刘钧等人发起，举行追悼演讲会，约请与之有旧者数人分任演讲，以纪念这位在北大“热心指导，成绩优美，生平著作宏富，沟通中西文化厥功尤伟”的“学界巨子”。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吴宓则请任教于清华的石坦安撰《尉礼贤博士行述》，载于该报。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院成立友谊联合会，聘请蔡元培为名誉会员，并请蔡在该院《汉学杂志》介绍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与宗旨。1931年刘海粟应邀到中国学院讲授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并在该院举办了展览。为褒奖尉氏的功绩，中国政府特于该院设尉礼贤纪念讲座。
尉氏身后，所留事业继续发生作用。中国学者郑寿麟在法兰克福时与之过从甚密，每星期必有一次聚会，尉曾有意请郑协助创办中国学院，因见其一心归国而未明言。郑氏后来有感于“卫先生半世替中国文化作宣传，德国对他尚且非常敬仰，中国对他，实在有很多该感激的地方”，也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1931年发起德国研究会，又与张嘉森、袁同礼等约请中德人士组织中德文化协会筹备会，1933年5月正式成立，两国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界多位名人与会并任董事，推动了中德文化交流。后该会改名中德学会，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活动的德国汉学家们坚持纯学术、亲中国的立场，抵制纳粹的影响，拒绝日本的利诱，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较早来华并对中德文化交流影响颇大的还有欧特曼（Wilhelm Othmer），他于1904年仅22岁便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精于文史言语，后任国家科学院助手，考订法兰西拉丁碑铭。其为研究中国地学泰斗李希霍芬的门人，因而以博通古今方言之才，转治中国语学。1907年被派到北京主持中德学校，旋任青岛中德学校教员、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学校讲师，对中国语文豁然贯通，所著《汉语通释》，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德人治汉语之唯一典范。后又编成中德袖珍字典，选译《明史列传》、稗官小品、时贤论学论政之文多种。1920年后任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教务长、同济大学各种委员会委员、上海东亚学会分会主席、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联合会会长兼同院董事、上海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等职，成为在华德侨领袖。德国政府欲招其归国任大学汉学教授，未应；日本的南满医科大学优礼聘请，峻拒之。“尝谓中国为其第二故乡，热爱中国则所以爱故乡也。”因其为沟通中德文化之重镇，国立中央大学赠以名誉博士。1934年欧氏病逝，中国朝野皆认其为中德文化沟通上的重大损失。
除传统的传教士和外交官，20世纪20年代后德国的汉学家也陆续来华，如1924年5月乐始尔博士到武汉佛学院访太虚以大乘佛法，1920—1927年，柏林人种博物馆馆长曲梅路（Otto Kummel）曾经美国、日本来华收集资料，他主编《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achrift），于阐扬中国美术，颇著功绩。1928年、1936年柏林大学汉学教授海尼斯先后到蒙古实地调查，并到北平收集宋元史料，当地中外学者开茶会欢迎，并合影留念。汉堡大学中文教授颜复礼（F。Jaeger）曾受教于孙德谦。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恶化等原因，汉学家纷纷走避出国，北京成为德国汉学的中心。1935年，根据德国汉学家和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的倡议，辅仁大学创办了《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居住在北平的德国年轻汉学家如富克斯（Walter Fuchs）、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卫德明（Helmut Wilhelm）、石坦安、谢理士（Ernst Schierlitz）、艾克（Gustav Ecke）等，均围绕这一中心。1932年组织中德文化协会筹备会时，飞师尔、谢理士、卫德明、石坦安、洪涛生（Vincenz von Hundhausen）等出任委员。傅吾康后来任教四川大学，专访吴虞，“求其著述，谓将译飨其国人”。艾克取中文名艾谔风，曾在厦门大学与戴密微同任哲学教员，讲授德文、希腊文和希腊哲学，喜读《庄子》，与陈衍有所交往，陈赠以五律，艾克则为陈摄影寄回国刊布。戴密微还是通过他才结识陈衍。他与鲁迅似也相识。后来艾克移席北京，任教于清华、辅仁，致力于中国建筑、绘画、雕塑、艺术和青铜器研究，尤其是研究红木家具，认为自康熙时起，西方家具即受中国影响，在世界艺术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1933年中德文化协会成立时，他也出席。这些年轻学者与中方筹委会委员及协会董事中的丁文江、袁同礼、胡适、傅斯年、贺麟等学者均有所接触。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鉴于域外研究日显重要，法德两国的东方学尤其发达，王国维、陈垣等人均主张选派于史学有根底者前往留学。早在民初蔡元培留学莱比锡时，就由该校中国文史研究所孔好古（August Conraty）教授介绍，得以进入大学。孔氏曾任京师译学馆教员，通梵文，常用印度寓言与中国古书对照，著有《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等书。他的文言不错，阅读现代中文报刊却有困难。20世纪20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受到他的热忱欢迎。以后如姚从吾、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毛子水、罗家伦、施学济、陈枢等，均留学德国，不过所学专业或西洋历史，或自然科学，或历史哲学，与中国关系较直接者为东方语言学及中亚历史。
与德国汉学家接触最多者为姚从吾和陈寅恪。姚于1923年2月入柏林大学，从福兰克、海尼斯专攻蒙古史及历史学方法论，毕业后相继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中文讲师、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至1934年才归国。据说福兰克热衷于中德文化交流，甚至分时间照顾留德中国学生的生活。姚从吾曾于1936年在《新中华》第4卷第1期载文《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介绍乃师的学术。另外中国学人蒋复璁1930年留学德国，经柏林大学副教授西门华（W。Simon）介绍，也与福兰克相识。中国政府曾授予荣誉奖章，以表彰其沟通中德文化之功。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蒙元、中亚史的新进多往德国学习相关语言。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成就不及法、德，但与中国的关系却由来已久。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历史悠久，1858年即创刊机关刊物，会员曾达600人之众，为英国远东研究的中心组织，1902年在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上，还代表中国与会。早期来华外国人士对中国研究感兴趣者，多与该会联系，先后担任会长、书记、图书馆长者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法国的考狄，德国的佛尔克、夏德等人，甚至日本留学中国的狩野直喜也主要以该会图书馆为活动场所。不过，该会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似较为疏离，始终缺乏积极联系。
在学者中间，理雅格与王韬的交往在近代中外学术交流史上可谓具有里程碑性质。连并非学者的孙中山，也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有过接触。进入20世纪，由于英国汉学迟迟没有起色，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前往英国，多是为了看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卷子。1917年，董康游历欧洲，与翟理斯结识，以后继续通信往来。翟理斯还认识北京大学的萧一山，屡称“其一生深恨外国教士著书言中国事”。翟氏自号翟山，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化发展，1923年，曾获中国政府授予的民国二等嘉禾勋章。1931年翟理斯85岁寿辰时，清华大学的傅尚霖曾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长文介绍其生平业绩，以感谢他向中国政府提供孙中山亲笔自传的副本以及为研究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受其影响，其四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一生从事中国研究和汉籍整理，退休后原打算移居北京以度余年，因战争而未能如愿以偿。他除与胡适交往外，还认识不少中国学者。1930年吴宓访欧，以袁同礼作函介绍，前往拜访，并由其导观敦煌经卷及中国藏书。
英国来华学者中，庄士敦在中国时间较长，与新旧各派学者联系较广泛。后来他归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中文系教授，中国学者访英，多与之联系。1931年吴宓在伦敦与之相见，两人系旧识，庄以人才询，吴宓首举陈寅恪，并详告此人之价值。庄此时参与庚款用于文化教育之事，答应如能实行，必视己力所及，聘陈来英讲学。此外吴宓还会见了伦敦大学历史讲师鲍威尔（Eileen Power）、同校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颜慈（Walter Perceval Yetts），助后者考释中国碑文，并代将照片及其释文寄回北京，请陈寅恪相助。是年10月，欧洲汉学界预定集会于伦敦，邀请吴宓参加，吴以开学在即，谢之。太虚访欧，也曾应翟林奈之邀，前往大英博物馆参观。1935年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傅振伦等人乘机走访有关汉学家。此次展览虽然对于欧洲关注中国艺术影响很大，筹备过程中却风波不断。
当时欧洲传统汉学家对中国学者不无偏见，只需其提供资料，而认为中国学者缺乏批评与辨识能力。洪业探望知名汉学家时，屡遭冷眼。他在牛津会见苏熙洵（William Edward Soothill），后者“特意给他几个质难问题，见洪业应付裕如后，才对他平等相待”。英国聘请中国人任教，多为教授语言，待遇不高。如舒舍予、萧乾先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只能聊以维生。比较受到礼聘的是陈寅恪先后应征牛津、剑桥两校的汉学教授之位，此事中国学术界引以为荣，其实这一职位在英国相当冷落，招不到学生，也找不到人继任。
与中国学者关系较好的一是维列（Arthur Waley），二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前者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去英国的中国学人如陈源、凌叔华、萧乾等，多与之交往，受其关照。后者则来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大后方与不少学者结下友谊。他后来得以完成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大业，得力于许多中国学人的帮助。
此外，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阿克敦也是一位业余汉学家，他与陈世骧合译过现代中国诗，与梁思成等人有所交往，同时又是京剧爱好者和昆曲翻译者，发表过对英译《金瓶梅》的书评，自己则翻译《长生殿》。阿氏酷爱中国，尤其是北京的生活，喜欢住四合院和逛厂肆，几为中国文化所同化。日本占领北平后，他被迫回到英国，但不喜欢钢筋水泥的巨厦，盼望早日返回中国。在伦敦期间，他继续与中国学人如萧乾等交往，引导其参与当地的社交界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心中国前途的英国人士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从物质、政治和道义上援助中国的抗战，英国的汉学家也积极参与，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鲍威尔和维列担任副会长，牛津大学中国哲学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等人的加入，则使援华会能把教会方面的力量汇合起来。本来汉学家“把中国的古文化向外国介绍，使人对中国古文化发生一种崇敬的感情，由于这种崇敬的感情，对中国及中国人发生一种由衷的爱好”。但过去“汉学家们对中国古文化的爱好，不过像对古器物的爱好一样，对于产生这种文化、制造这些古器物的国家与人民之受威胁，虽然不胜其惋惜之情，也不过仅仅惋惜而已。他们因为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对于中国民族早有不胜惋惜之情，觉得这衰老的民族，总是不免于继一切古国之后而消灭了。或者误解中国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以为中国对付侵略的正常方式是始而无抵抗，继而起同化作用。因此对于中国的被侵略毫不介意”。中国展开全民抗战后，这种倾向完全改变，“一切真正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抗战，是表现无限的钦服与喜悦。抗战使他们知道，创造他们所爱好的古文化国家与人民竟没有衰老，竟能在全世界文化受侵略者威胁的今天，站起来不让侵略者通过中国的土地。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为了世界。这证实他们对于这文化的爱好不是一个幻梦之境，而是一个有骨有肉的文化，这喜悦是远超过于一名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星球的感受。同时对于要来毁灭这个文化的侵略者也就不胜其憎恨之情。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是同仇敌忾，和国际主义者一样”。
1938年，担任援华会副主席的王礼锡归国，英国的汉学家们纷纷写信，向中国的领袖和人民表示敬意与支持，维列写到：“这个创造丰富、为世所称道的国家，现在是很英勇的在为生存而抗战。我，和这里一切知道中国在文学艺术上的功绩的人们一样瞻仰中国人的奋斗，而深表其同情与赞叹。”
名诗人和艺术批评家宾阳（Lourence Binyon）称：“中国以其新建立的团结与统一，作伟大的奋斗，以反抗无情的侵略，在一切珍视自由的国家里获得了倾心的同情与赞叹。我们很久已经尊重中国过去在和平的艺术中的成就，现在对于她的可惊怖的奋斗与受难的英勇，谨重表示其敬意。并祈祷中国克服困难，安全脱险。”
原剑桥大学中文教授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说：“我相信差不多全世界都盼望中国胜利，并且一切和我谈过这件事的都和我一样相信中国会得到实际的胜利。中国已获得全世界的钦服，中国自抗战以来之坚强和团结不但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就是那些了解中国，爱好中国的人们也非其预料所及的。”
修中诚不仅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赞扬中国领袖和人民的精神，相信中国必将胜利，而且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指责英国的小人政治家，以英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拥有君子精神鼓舞“为正义而作伟大的战斗”的中国军民。
汉学家的真挚话语表明，“这一个伟大的抗战，不但使轻视中国、不了解中国的人，要对中国重新估价，就是‘那些了解中国爱好中国的人们’，也要重新估定其了解与爱好，他们今天的同情是已经有质的不同，不仅是同情一个产生过‘雨过天青’磁瓶的国家，产生过杜甫、白居易的国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站起来抵抗野蛮侵略的国家”。两度久住中国，有很多中国朋友的鲍威尔教授希望转达英国教育界对于奋斗中的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与赞扬以及反对欧洲军事独裁的坚定决心，而英国教育界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不仅是自发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爱好中国的教授们以感情与正义的鼓荡。
荷兰的远东研究发端甚早，享有盛名的国际汉学权威刊物《通报》，即由莱顿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与法国汉学家考狄协力创办，因而莱顿被视为巴黎以外的另一欧洲汉学研究中心。到20世纪，荷兰与丹麦、挪威等国组织了东方学联合会。20世纪20年代继任汉学教授的戴闻达（Jan Julius Lockwijk Duyvendak）又组织了汉学研究会。戴原为驻华外交官，久住中国。1918年归国，先后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会员、教授，参与主编《通报》。1926年初访问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宓见面，谈中国新文化等问题，并在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多人参加的燕京华文学校茶会上与苏熙洵一起发表演说。又于杂志The New Mandarin载文评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卡脱（Thomas Francis Carter）所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29年太虚访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施乃德的晚餐会上与之相会，同座的还有傅路德、薛维林、芳春熙等人。
1922年，挪威大学哲学教授希尔达从北京到汉口向太虚请晤。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聘请丹麦的吴克德（K。Wulff）博士为通信员。1932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来华收集中国史资料，曾与鲁迅通信联系，并将鲁迅的《呐喊》译成捷克文，鲁迅还为其撰写了序言。
瑞典的高本汉是伯希和以外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欧洲汉学家，他与杨树达的通信往来持续数年，互赠论著，交流心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其为通信研究员。除与中国的语言学家关系久密而且广泛外，高氏兼治考古、文学等科，因而与其他专业的学者也有所联系。1947年陈梦家游历欧洲，收集中国青铜器资料，在高本汉的陪同下拜见了酷好中国文物的瑞典国王。后者20世纪20年代还是王子时曾来华访问，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多次到中国的新疆等地探险考察，1926年，他又组织中亚远征队欲赴中国西北考察，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北京各学术团体如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皆认为此举系学术侵略，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发表反对宣言。经过多次交涉，与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双方合组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由周肇祥任主席，斯文·赫定、徐炳昶任考察团长，中方参加者有黄文弼、袁复礼、丁道衡、龚元忠等，到新疆、甘肃、蒙古进行考古。刘复则代表北京大学为常务理事，并担任照看考察团利益的委员会主席，“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所发现的汉简，由刘复、马衡和斯文·赫定三人共同研究。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也积极要求派人参与考察，收集有关资料。此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35年。
斯文·赫定为了改善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以便于考察活动，积极为中国作家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先后考虑提名者有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又到清华大学等处做关于所著《藏南》一书的学术报告，与中国学者广泛交往。此公英语纯熟，演讲生动有趣，浦江清甚至以“得一见其面，并亲聆其讲演”为“实可庆幸”之事。
然而，真正使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改善关系的是历时八年的西北考察，他不仅与考察团的成员同甘共苦，与理事会的成员时相过从，还结识并与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广泛建立起友好关系，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袁同礼等。1929年3、4月间，由顾颉刚、徐炳昶等人陪同，游览了苏州。他本人对此感慨道：“在1927年春以前，我们与中国学者的个人联系并不多，也看不出任何与他们建立友谊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致的目标，共同的甘苦，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那支考察队，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离开北京的最后四年中，一直与我那些出色的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