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来何处
在兰州地区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和政权更迭，都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因经商等原因自动迁移而来，逐渐变成土著。此外中亚等地的外国贡使和商人，还有西方的传教僧侣，均在兰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土著人和外来人，汉族种田的农耕者和西北草原上的游牧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在兰州交往、相处、做生意、谈婚论嫁，宣告各民族的融合从此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首先寻觅一下羌人在兰州地区留下的历史轨迹。
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属于藏缅族群，与华夏族乃同一祖先。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另一说为藏语支），没有文字，长期通用汉文。古羌族的一支党项羌曾创造使用过西夏文。保存下来的西夏文文献长期以来无人读懂，直到20世纪初才被少数学者解读。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大禹治理水患，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民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
古文的“羌”字，即是“羊”、“人”二字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已经为世人所知，而且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民族。
对于羌人的来源，目前史学界说法还不完全一致。根据我国史记载，羌为姜姓，是周人的始祖。姜字，从最早的甲骨文演变看，是女人牧羊图像的标志。传说羌人是神农氏的后裔。夏代及其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今兰州地区一直是羌人的“地盘”。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研究，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羌人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吐蕃、苏毗、氐、羊同、彝族和藏族及域内外诸羌等新的族群。《后汉书·西羌传》里的有关记述则告诉我们，由于黄河上游、湟水地区少五谷，多禽兽，因而这一地区的羌人以游牧狩猎为生，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将从秦人那里学来的农耕技术和饲养牲畜的方法教给羌人后，兰州地区逐渐由游牧文化发展成既有畜牧文化，也有农耕文化的地区。使兰州地区成为中国古羌族的发祥地之一。夏代及其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今兰州地区仍然是羌人活动的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羌人已由以农耕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畜牧为主，“以射猎为事”了。统一的秦帝国建立之前，整个今兰州地区仍然是羌戎部族居住生活的地区，而且居住的主要是曾在秦国做过奴隶的爰剑的后裔。他们在兰州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黄河上游文明和闻名于世的马家窑彩陶文化。
兰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走来的黄河上游文化——羌化，对兰州地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同时包容羌、氐、匈奴、鲜卑、回、蒙等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本属西羌，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及兰州西部的河湟地区，远古时代就与华夏民族有来往。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西夏占据了今兰州地区黄河以北部分。宋高宗建炎五年（1130年），金又占领兰州黄河以南。黄河以北仍为西夏占据。兰州地区成为宋、西夏、金三国对峙、交界、争夺的地区。蒙古族政权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消灭西夏，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消灭金朝，占领了兰州地区，夏金蒙民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宋、西夏、金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元朝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西夏被蒙古成吉思汗所灭后，兰州地区的党项羌人逐渐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此后，兰州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基本上不再见羌人活动。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勃兴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公元1115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势力迅速壮大。女真在占据兰州后，其族人逐渐与兰州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构成。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兴起于漠北蒙古草原，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蒙古族的“西征”和南下，对中国包括兰州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蒙古族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中亚和欧洲的过程中，使大批被称为“回回”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中亚及阿拉伯的士兵、工匠和被俘虏妇孺迁徙到中国西北及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蒙古族在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一些民族后，征调和俘获一部分人随军东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被蒙古族征调过来的“西域亲军”中的“回回军”。这些人随蒙古军从陆上经过新疆来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到西北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在兰州及整个西北地区最后因军屯、经商等原因，定居于今陕、甘、宁、青等地，经过与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特别是与汉族一百多年的融合演变，到明代时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民族，因“回回军”而得名回族。二是蒙古族灭西夏和统治了整个西北地区后，迁移大量蒙古军士及其家属到包括兰州在内的西夏故地，这些迁移来的蒙古军士及其家属，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一部分被赶回蒙古草原，但早已汉化的蒙古人大都留了下来，成了明王朝的臣民。以后大多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为新的西北民族，如今兰及其周边的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形成过程中，大都含有蒙古族的成分在内。因此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民族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
粟特人的定居兰州，则是因为经商的原因。粟特是中亚的一个古老民族，本是伊朗（即波斯）人中的一个分支，有时也被称为“中亚伊朗人”，约在公元前16世纪，就已生活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汉时为康居、月氏属国，隋唐以后河中地区为昭武九姓所居。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粟特人到中国经商。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中，获得粟特文古信札八封，其中的二号信札是纳奈凡达克写给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尼司·巴尔的。纳奈凡达克是一个粟特人商团的首领。信中有关兰州的情况是这样写的：“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推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做难，这期间我们共卖掉了□十四件纺织品和毛毡。对我们来说，尊贵的老爷，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时期得到维持，否则我们寸步难行，以至坐以待毙。”据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记载：粟特“商人们的驿站或代理商行主要建立在阿富汗和北印度方向，尤其是在中国和从阿姆河到兰州一线”。“在600~650年之间，粟特人也在蒲昌海以南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最后，他们在兰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商人聚落。”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至迟到西晋时期，粟特商队已沿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并频繁地往来于敦煌至金城之间。至隋唐时，兰已有大型的粟特商聚落。
戎、羌、氐、蒙、回……这些兰州历史上曾经的先民们，在古老金城的大地上进进出出、分分合合，创造和传播了兰州地区的古代文明！他们的经历无不是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回过头，我们再来考证一下如今兰州市所属皋兰县的魏、王、杨三大姓及其家族的历史渊源，弄清楚他们的原籍究竟在哪里，这对于了解兰州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和民族交融情况无疑是很有益处也是很有趣的。
魏姓人原为姬姓，系黄帝后裔，至春秋时期，其中有个人在晋国担任了军职，随晋献公于公元前661年攻灭了霍、耿、魏三个小国，晋献公论功行赏，即将魏（今山西芮城东北）封赐于他，从此他们就以自己的封地称谓为姓。繁衍至明代洪武年间，有一支魏姓人出外经商，先到南京，后到甘肃皋兰。这里是明朝和元朝残余势力对峙的边防要地，魏姓人便参与了卫国御敌的边防战事。在付出了牺牲的同时，他们也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其后代分布居住在魏家台、柏木沟、魏家小岔、官川、什川等处。时至今天，魏姓人在兰州市三县五区的居民约有四五万人，系皋兰县的第一大姓。
而皋兰县长川的王姓，则源自上古之贵姓，由“姬”改“王”。
其先祖自宋末元初由常州府无锡县西迁金城后，后裔们便集居皋兰境内，从其家族宗谱上可以看到，王家的老祖宗王天禄在元朝时系常府无锡县人，曾官居元朝的吏部侍郎，元亡以后，老人家耻食明禄，辞官归隐，于明洪武元年，自金陵（南京）长途跋涉，落户于金城沙井驿。七年（1374年）又出任明朝的指挥职，从戎戍边，奉令伐西羌于河西。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月十六日，王天禄任指挥使之职，镇守西北边陲，驻营沙井驿，他的后裔在明末移居皋兰，渐成皋兰县第二大姓。
在皋兰县人数众多称得上是大姓的还有杨姓人家，据杨氏家谱载：“大元御世三不花公之先。”意思是说，三不花公是金城杨氏之始祖。三不花是元晋王甘麻剌曾孙。甘麻剌系大元开国皇帝乃孛儿只斤氏忽必烈长孙。元世始祖年间改封梁王甘麻剌为晋王，镇守北边。顺帝至正年间，其裔有号飞也不花、楚也不花、库也不花，即三不花，原任大元觉罗并居台吉之职，协隶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麾下。“台吉”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是汉语太子的意思。成吉思汗时，只用于皇子，后来渐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称。可见，金城杨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王保保在元灭明兴之际，率兵孤守兰州。三不花等三人，分守于桑园峡口。王保保与明将徐达在兰州血战数年而不降。王保保最终兵败，三不花面临灭族之祸，遂隐姓埋名，躲藏于庶民和老百姓中间，开始在这里种田。其中一部住出库虎喇（今青白石），一部住铁觉虎喇（后名为定火城、水阜河），一部住空虎喇（今石空寺），皆以农牧为生，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皋兰的老土著了。
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西移，来到庄浪河畔，来到兰州市的永登县时，则看到了这块土地上那更具多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汉以前，今永登县是匈奴、羌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自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归为汉朝版图后至今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政治、军事、自然等原因，周边居民迁进迁出，民族之间集散、融合，变化情况十分复杂。至今，全县有18个民族之多。
永登归汉之后，汉王朝除进驻兵卒之外，又不断从内地迁移人口戍边屯田。如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率骑3000屯备浩（今永登河桥、连城一带）；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之子赵领兵至令居，留步兵一万多人，在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至浩一带垦殖羌人故田。王莽时，曾有万余罪犯迁徙甘青一带，至东汉时，继续在河湟一带屯田。这些从中原内地来的移民，大多定居下来，与当时定居的匈奴、羌人融合，成为当地居民。魏、晋时鲜卑、氐、羌族兴起，与当地居民杂居。唐时吐蕃割据，宋时党项建立西夏统治，元时被蒙古族统一。今天永登的“土著居民”，应指元及以前定居在永登的各族居民。他们中有外来者也有当地人，但外来者已不知其源，在长期与当地各族居民相处融合后，都自称“世居土著”。这些“世居土著”们，主要是汉、回、藏、蒙古族。
明、清时期随军来永登的官兵定居当地者很多，主要有随元室后裔脱欢来永登的。如把氏，原籍陕西，始祖帖木儿，元时袭指挥；苏氏，祖籍四川眉山县南拐村，出仕南京居处土巷，始祖苏龙，元末任把总。把、苏二姓始祖于元末明初随元宗室脱欢流落这里。明灭元后，脱欢投诚明朝，于洪武三年封为连城世袭土司，后赐姓鲁，其下属都定居当地。把姓洪武初定居今永登红城野泉，后裔徙居于永登县红城野狐城、树屏咸水河、民乐漫水滩及周边地区。苏氏洪武初定居今红古川，万历间迁居今永登七山、通远、河桥等地。乾隆初年，正白旗副都统色尔古楞率八旗骁骑一千四百余人驻永登满城，民国四年裁撤。民国八年仍有一百八十四余口人，被迁出满城到坪城种地，后陆续分居于全县各地。
明、清时期，因从政调迁为官或因为官遭贬而被谪迁来永登定居者也不少。如城关、古山史氏，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明时其先祖调任庄浪大松山同知，遂定居永登。红城吴氏，其祖先吴俊，于明嘉靖四十年调任庄浪红城堡百户职，遂居家。苦水张氏，其先祖自明天启年间居大靖土门墩（今古浪县），品列总戎，后解职，移居苦水萱帽山王家庄。火氏，本为元室之后，先祖脱赤，明灭元不降，以死尽忠。其子火石报父仇，后被明所擒方降。开始住在南京南桥石梯，至洪武十三年谪迁庄浪红城堡。陈氏，原籍南京苏州府常熟县，先祖官至鸿胪寺少卿。后因直谏犯主，谪迁庄浪定居。还有永登的回民，最初是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征时遣发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兰州东部榆中县的居民来源，也同永登的情况差不多。
明朝的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开发边疆，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迁民基本奠定了榆中人口的分布格局。
榆中地处少数民族聚居边缘区，是古代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厮杀的战场。由于战争的原因，加上秦、明两个朝代多次宿卫、戍边、屯田，迁移了较多的内地移民或谪民充边，两千多年来，羌、戎、氐、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党项、吐蕃、蒙古、满、回等十多个民族在这里聚居过。民族之间的争战与共处，形成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局面。在民族历史演化中，徙来的内地移民带动了榆中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部分游牧的少数民族得以定居，各民族的大杂居和小杂居加速了零散民族的汉化。到了今天，在榆中定居的主要为汉、回两个民族。
肃庄王朱移肃王府于兰州后，将榆中马衔山、官滩沟辟为肃王府牧场，并将王圹（墓地）选在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后的平顶峰。于是牧马人和修墓的工匠、卫士以及家属就定居下来，如今来紫堡乡的谈、施二姓就是其后裔。
榆中夏官营苑川河中上游，有一处叫裴家窑的地方，这里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恶劣。明朝初年，榆中裴氏先祖从山西迁来之后，凿榆中青城高氏祠堂窑而居，遂有裴家窑之称。裴氏来自中国山西著名的宰相村——裴柏村，唐代名相裴度就是他们的远祖，在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相当辉煌。
据说，其先祖居住的裴柏村是一块风水宝地，那里群岭拥抱，涑水环绕，松柏叠翠，自裴氏家族迁到裴柏村之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在正史立传者六百多人，名垂后世者三千余人，仅宰相就先后出过59位，所以裴柏村是闻名全国的宰相村。
裴度、裴寂、裴耀卿、裴炎均为唐朝著名宰相。
文武双全的裴度曾是四朝重臣，被封为晋国公。裴氏家族自古就是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巨族。如今榆中为数不多的裴姓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皋兰县的西岔、黄茨滩、秦王川、柴家庄以及红古区的海石湾、柳家河湾、张家祠，还有七里河区的柴家河和城关区的东焦家湾、桃村坪等地居住着不少柴姓人家，他们常常会津津有味地追述历史上的“陈桥兵变”，描述戏剧中的柴荣（世宗）皇帝以及北宋初年的柴郡主，梁山好汉柴大官人，元末官拜都堂首领之职的柴波罗章等。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由郭威建立，称周太祖，河北邢州尧山人，娶妻柴氏，公元954年卒，其义子柴荣（也称郭荣）即位，称周世宗。柴荣是河北邢州龙岗人（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系柴氏族谱所记载的“后周世宗柴皇帝”。元末，柴皇帝后裔柴波罗章在元军中任职，镇守兰州金城关。元亡明兴，柴波罗章携族人和一些解散未肃王的铜香炉归的老残兵卒，逃至今柴家台西坪对格台（应是对角台。隔河与扎马台、祁家坪形成对角相望，古代是军事隘道石津渡口），筑城聚落，并在城旁修建佛寺，后迁柴家台村东，即幸福寺，也称柴家寺。从筑城、建寺规模之宏大，不难想见柴族当时人力、财力、物力之雄厚。
洪武之后，局势转得太平，柴族人家陆续迁往山下黄河岸边，依山傍水，开发生息，从此有了柴家川、柴家台地名。若干年后，因川、台两地土地有限，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族人自谋生路，散居附近各地。
西固区柳泉乡原叫西柳沟，西柳沟在明清时期属于皋兰西川，是当时西川最大的村子。柳泉乡目前有史可考的姓氏有二十来个，竟有一半姓氏的先祖都是随明肃王移藩来兰的，且大都是明肃王的护卫随从和文官武将。据《柳泉乡志》载：钱姓，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其金城祖先钱宁于洪武五年（1375年），随永嘉侯从军，调戍庄浪卫，后改甘州左卫校尉，随肃王定居兰州，四世钱顺为肃藩王典膳，仪卫司校尉，伺奉五十余年。嘉靖二十七年立碑记。杨姓，原籍江苏常州府无锡县，金城先祖杨成弟于明初以贸易随肃王来兰，住西门瓮城。嘉靖二十七年移居西柳沟。吴姓，原籍浙江处州府丽水县，有名吴庸者随肃王来兰，明永乐年间为公部郎中，其父为洪武年间翰林。金姓，原籍南京上元县，明初有兄弟二人随肃王来兰，居西园，城内有金姓二支。钟姓，原籍江南苏州府坞县，元朝初移苏州府崇明县。明洪武年间，奋威将军钟智勇随肃王进驻甘州，明建文元年（1399年）随肃王迁兰，明末清初迁钟家河定居，20世纪50年代初迁来西柳沟落户至今。
今兰州红古区八宝川里的鲁、石、韩、何几个大姓的族人，据记载均来自南京朱石巷，是名门贵族的后人。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留下任何痕迹一样，在经历了数千里的迁徙，数百年的岁月之后，这些南京人后裔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中，江南水乡的独特风俗民情也荡然无存。从明朝洪武初年到如今，悠悠已是500年，第21代人了，其后人们的脸上已看不出江南俊子的风貌，有的只是典型而普通的西北汉子的模样。只有在连城那一片翠竹中，我们或许可以依稀看到江南的影子。
这些从江南迁徙来的人们，为八宝川带来了繁荣。江南来的能工巧匠的出现，使八宝川的制陶业、采煤业翻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兰州先祖走过的迁徙之路告诉我们，兰州地区古代战乱频繁，大量移民迁入，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诸多民族在这里争战交融。到了明代兰州成为西北边防要地，肃王府由甘州（今张掖市）迁到兰后，扩建城郭，修建府第，并将兰州由县的建置复升为州，兰州人口也随之增加到6342人。今天的兰州城区就是从明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清代是兰州发展最快的时期，康熙年间陕甘两省分治，甘肃行省由巩昌（今陇西）迁到兰州。乾隆三年（1738年）又将兰州提升为府，与皋兰县同治（今城关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陕西移驻兰州，兰州的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据清《皋兰县志》
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册报兰州府有60276户，400546人。”
《兰州府志》载：“道光十年（1830年）册报，兰州府有73170户，467816人，金县（今榆中）有38654户，320986人。”《保甲局册》
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兰州府有汉民87266户，478294人，回民4876户，24863人。”
屯军，首开金城移民的先河自秦始皇派蒙恬北伐，把国界推至今兰州地区的榆中黄河南岸和东岗镇一带，筑榆中县后，便开始大举向这里移民，这是兰州历上最早的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对巩固边陲，加强统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千里征战，辎重难运，士兵的给养成了沉重的负担，着实让朝廷头疼。可是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却轻而易举地被一种新的思路破解了，这就是西汉时期，军事家赵充国想出的办法——屯军。
西汉之初，匈奴乘中原内乱，重新占领河南（黄河南岸）之地，“与中国界于故塞”，并赶走月氏，占据了河西地区，与青海的羌人联合，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强大包围圈。这时的兰州处在匈奴势力范围的前缘地区。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出临洮，在兰州渡过黄河，进至焉支山，与匈奴军战于皋兰山下，获得大胜。西汉出兵河西，重创匈奴，把从兰州到河西的大片土地纳入西汉版图，归降汉朝的四万余匈奴人，则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属于陇西郡故塞之外的兰州，必然也有匈奴降户安置在这里。
西汉据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同时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同时加强了对扼守河西东大门的兰州地区的经营，修筑了从朔方至令居（今永登），由令居到玉门的长城，并修建令居塞，驻军戍守。并且仿效秦始皇时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大量罪犯和贫民迁往边郡，兰州即为移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屯田是一种亦兵亦农、军事戍守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措施。屯明代烽火台遗迹田区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郡一级屯田区设农都尉管辖，其下还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吏等官吏，负责管理屯田的各项事宜。屯田的生产劳动者被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每人大约耕种二十亩土地，每亩交纳大约四斗田租。他们既是国家的兵士，又是封建国家的佃农，担负着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沉重负担。
由于汉武帝大力推行移民和屯田政策，兰州地区的人口开始增加了，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武帝末年推行赵过的“代田法”，西边一直达到“边郡及居延城”（今张掖市）。可以肯定，这一“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先进耕作技术在兰州地区也得到了应用。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开发，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宣帝初年，在与羌人战争时，赵充国曾建议：金城每斛谷价值仅八钱，如果政府籴谷二百万斛，作为贮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充国讲此言时，距武帝驾崩仅二十余年。由此可见，经过移民、屯田，兰州地区农业已相当发达，自给有余，市场粮价很低，民间积蓄甚多，故而赵充国才提出大量收购民间粮食以为战备的建议。
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加强对羌人的控制，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置了金城郡，从而大大强化了汉王朝在兰州地区的统治。郡名金城，体现了汉朝对兰州地区军事地位的重视，而郡治设于与羌区紧邻的允吾（今永靖西北），则是出于对羌人的戒备。金城郡一经设立，即成为控制羌人的基地，迫使羌人退过湟水，这就使羌人失去了今永登、红古地区肥美的“田畜”之地，遂引起羌人的不满，加之匈奴的挑拨，再次引起了羌、汉间的冲突和战争。如何才能打败羌人的进攻并有效地统治西羌呢？汉宣帝想到了赵充国。汉宣帝派人询问年逾七旬的老将赵充国，谁可率军征讨羌人？赵充国回答：“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
汉宣帝又问出征需要多少人马？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金城，图上方略。”
赵充国，字翁孙，公元前137年生于天水。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去病奉命西征，歼灭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主力，在今永登县建立了令居塞。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王朝向包括令居在内的新开辟地区移民，17岁的赵充国“徙金城令居”，“为骑士”。
金城令居即今天的州永登县。西汉名将赵充国的一生与州永登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他青年时代在永登度过十几年外，在他老年时又来永登征战，提出并身体力行著名的“屯田十二便”的策略。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以77岁的高龄领骑兵六万，步兵万余再次来到永登。他正确分析战争态势，运用兵法，讲究战略战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罕羌投降，只剩下先零羌部分兵力还在活动。赵充国根据他长期作战的经验，想出一种既不“出击交战”又不“班师回朝”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屯田。屯田即寓兵于农，把六万骑兵撤回，万余步兵留在边防线上，一面保卫边境安定，一面从事农业耕作，既能抵御先零羌，又能减轻政府的军费开支。赵充国的这一措施，史无前例，堪称创举。
赵充国屯田的地方，《汉书·赵充国传》说在“临羌东至浩”。临羌，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浩，在今永登河桥、连城一带。这里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屯田的士兵万余人，每人约种地二十亩（汉时1亩约合今5分2厘），便可就赵充国地解决军粮，且保持了对羌人的军事压力，使羌人分化瓦解，从而收到“不战自破”的成效。
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策略是：“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质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间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经赵充国三上《屯田奏》，反复力争，终获宣帝批准。于是，他带领一万余名士兵，在临羌到浩这一广阔地区开垦土地，修渠引水，架桥筑路，营缮房屋，有组织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屯田活动。
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屯田，从冬天开始到次年五月结束，尚未完成农业生产的一个周期，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他率领一万余士兵在半年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从而给这一地区的居民和此后的徙民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因此，赵充国屯田对河湟地区的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想见，军旗底下耕农田，渠引河水灌庄稼，放下刀枪锄田，操起矛戈上阵是何等的方便！
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怀柔政策，吸引了青海的羌人从事农耕经济，同时也从各个方面融合了羌人，一部分军士也在这个时候转化为农民，在永登、民和、红古一带屯田，落户定居。
今天，我们在充分肯定西汉政府的开发政策以及迁徙此地的内地汉族农民对兰州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同时，绝不可忘记羌族人民在这方面的功绩。
西汉时，羌人的畜牧业已非常发达。赵充国进军金城郡，在湟水与先零羌作战，一次小胜就获马牛羊十万余头，可见羌人牲畜数量之多。在进行畜牧业的同时，羌人的农业也有发展。当时人们在讲到羌人的经济时，常言“田畜”，可见羌人是农牧兼营，有些部落可能早以农业为主了。赵充国进兵罕羌时，下令士兵“毋燔聚落，刍牧田中”，可知羌已是定居并从事农耕的。赵充国建议屯田的上书中还讲到临羌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说明羌人曾在这个地区农耕，规模相当大。而且，赵充国还讲到要在这里“浚沟渠”。所谓“浚”，就是疏浚修复原有的沟渠。可见羌人已知引水灌溉，农业技术已比较进步了。
在屯田中，赵充国还推广赵过的“代田法”，即将每亩地做成三畎三垄，每畎宽深各一尺，作物种在畎内，畎和垄的位置逐年调换。这种耕种方法既有利于抗旱保墒，又可使土地获得休养，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西汉王朝与羌人的斗争，经过镇压与屯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屯田，使走投无路的羌人纷纷来降。“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到第二年五月，由于羌人大部分归降，赵充国以为羌人已被平定，再留兵屯田已无必要，就给朝廷写信“清罢屯兵”，得到汉宣帝批准。
屯田起到了防止羌人贵族攻扰边境的作用。赵充国的屯田措施常为后来有作为的帝王所仿效或称赞。赵充国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去世，终年85岁。为了表彰其功绩，汉宣帝将其画像立于未央宫麒麟阁上，由大文学家杨雄在画像旁题写颂词。
秦始皇“因河为塞”“移民实边”拉开了兰州地区开发的序幕后，汉武帝又采取移民和屯田的措施，加快了兰州开发的步伐，继而是金城郡的设置和赵充国屯田，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在秦、汉政府开发政策的促进下，经过汉、羌人民的辛勤劳作，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畜牧业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兰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正是对兰州地区当时农牧并举，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宋、夏战争导致北宋在甘肃的广泛屯田，促进了甘肃经济在战争期间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甘肃人口的增长。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入侵，不得不在甘肃大量驻军、屯田、戍边。
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对皇帝进言说：“渭源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万斛。”宋神宗从其请而开屯田。王韶收复熙河后，“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八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熙河多良田，七年（1074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群官属以集事”。至此，屯田遍及除陇东南外的整个陇右地区。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熙宁九年（1076年），诏熙河“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奖罚”；“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率耕种免役”。由此可知，特别是在宋仁宗及其以后，北宋对兰州的军事经营同时也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外籍军队调入兰州，直接增加了兰州人口，广泛的军屯则奠定了经济复活的基础。
到了元代，大批戍边屯田的回族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也被安置在甘肃境内。史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唯恐四大汗国及西北诸王危及皇权，以广设戍边屯田兵予以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而回回军则是屯兵屯田的主要成员。“回回军”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在灭南宋后，又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中，执行着“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任务。由于戍边屯田于甘肃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丞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兵万人”。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者银税”。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回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甘肃通志稿》记载：“这是回回人居甘肃之始。”
13世纪，蒙古人三次西征后，灭了“花剌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先后四十年间，大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到中国。他们主要是蒙古军的俘虏和工匠，归降的官吏、贵族及其部民，来华贸易的商人，还有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总计约几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统称为“色目人”，其中以被编入蒙古军的回族军士为最多，他们为元朝统一中国而南征北战，继而在西北、西南戍边屯田，捍卫疆土，从此，落居边塞重镇“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众“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随军迁徙后，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在军屯中，沿边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实行军屯，即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又巩固了边防，真正是“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之举。
聚居于永登县苦水镇和散居周围各乡镇的周姓人，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后裔。据现存族谱记载，始祖为周瑚。周瑚之祖先原籍湖南道县，和周敦颐同宗，周瑚先任百户，以侍卫从肃庄王来甘驻甘肃安定（今定西）。明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松山虏首火落赤、阿赤兔等纠挟河强虏，屡犯边界，兵部尚书郑洛带领庄浪（今永登）指挥同知甘雨，率兵五路进剿，调周瑚自安定水阜河驰赴松山攻战。因周瑚作战勇猛，五破其穴，追击逃敌，树有战功，遂以功授庄浪卫指挥使领下总旗，并把家搬到苦水堡定居，其子孙世袭苦水武职。
明朝建立后，元帝逃往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称西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骚扰犯边，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北临黄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
金县（榆中）作为兰州地区的关隘要地，必然成了军屯之乡，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营川、勇士川、苑川）的村庄多以营、城、堡命名，素有七十二营堡之说，这就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
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徒而来者十居八九”，金城仁寿（今兰州市安宁堡）吴氏也是这样。现存《金城仁寿吴氏族谱》是清末之隶州州判贺琳、拔贡生刘赞勋（瞿家营人）等编纂。序曰：“稽古吴氏，东周太王古公禀父裔也。自泰伯、仲雍封吴，子孙遂以国命氏。”就是说，吴氏源自吴泰伯。泰伯与二弟仲雍在周让位于三弟季历，之后带领一批家丁、工匠远徙句吴（今苏州梅里镇），吴国建立，泰伯又将王位让于二弟仲雍。“梅里古风千秋在，至德苗裔万世荣。”泰伯高风亮节，吴氏家族称其为“至德”，这副对联赞颂了泰伯的礼让美德，同时也寄希望于吴氏家族子嗣兴旺，事业发达。
“江水遥道仁寿城，陇云长接太平坊。”这副对联则讲述了金城仁寿另一支吴氏的历史渊源，也表达了他们对故乡“淮左名都”
“十里扬州”的留恋。最早迁居兰州的吴氏始祖名叫吴治，是元末江苏扬州府江都县太平坊人氏。家谱序记载吴治于明洪武初年从戎，跟随魏国公徐达，为开拓西北边疆来兰，“降临洮，克兰州……直取张掖，屡建军功，遂被朝廷封为世袭千户世职，子孙遂隶籍兰州。”这些军人的后代就这样在兰州落户定居了。
“千户”在明朝是军队职务，自吴治起，其九代子孙世袭此职。满清入主中原，他们理所当然是抗清主力，也必然是清朝革除的对象。吴明患的名与字就是吴氏家族遭遇这一历史变革的有力证明。
“明患”有纪念意义，就是记住明朝末年吴氏家族所遭遇的患难；其字“志易”，就是要记住吴氏家族这次由官宦到平民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历史竟是如此曲折，安宁吴姓人就是这么来的。
直道敢言，名满天下的清人吴可读，其先祖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徙居兰州。吴家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传至吴可读，已历十八代。他官位虽卑，但声名震于朝野，其事迹广为传播，是同治光绪年间响当当的“清流”中坚。
我们的古人真够聪明的，屯军，一改过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做法，让长年累月驻扎边疆的众多将士，不再终日荷戈在城堡关塞上走来走去的巡逻，而是分出七成或八成兵丁就近开荒种田，有负责此项工作的“卫所路官”领导他们种田和操练，于是充满肃杀气氛的边塞之地，出现了恬静的阡陌田畴，出现了桑麻遍野的田园景象。春种秋收，就地收获的农产品数量，远不是劳民伤财千里运输的辎重大队承担得了的，这样，既减免了老百姓运输军粮和承担军费的负担，又为边塞增添了生气，戍边的众将士每临黄昏就思念“闺中人”的乡愁也会冲谈许多，而一旦烽火台上升起狼烟，这些训练有素的兵士招之既来，来之能战，是何等的运用自如啊！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这一创举，真是历史上的奇观。
大量的戍边部队，在长城沿线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迹。永登境内的汉长城沿线，至今还有大量的汉代墓葬遗址。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城关满城汉墓群、凤凰山汉墓、中堡镇汪家湾汉墓群、将军山汉墓群等。这些长城沿线的汉墓出土的铜器皿、铜镜、弩机、五铢钱币、灰陶器残片等遗物，给我们展示了汉代军人征战、屯田的场景。
屯田，八方嫡庶共建家园古时的充边、屯田，可谓由来已久了。远在秦始皇开边，辟置榆中县以后，就采取了徙谪充边的举措，徙移民到荒漠的边界地区进行开荒农耕。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从内地“迁北河、榆三万家。”
《匈奴列传》也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戎以充之。”
兰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从此宣告开始。
戍边屯田，让汉族人搬迁到这边塞之地垦荒屯田，从政治上确立了以汉族为主的稳固大局，同时从经济上也增加了边防军粮、辎重等军需品的实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使“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到者，而希矣”，河西之地正式归入西汉版图；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使“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从根本上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其再也不能对汉朝北部和西北边境构成重大威胁，这就为兰州人口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另外，河西匈奴所降4万余人，有相当部分被安置在陇西、安定两郡，成为甘肃的编户民，金城也不例外。
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就开始经营甘肃，影响最大的是移民实边和屯田。
开田官，实行屯戍。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这里所说的令居，即是今天的兰州市永登县境内。
在屯田官（农都尉、护田校尉等）的指挥和管理下，有专门的户籍，耕种国有土地，向西汉王朝纳租交税。屯民的来源，从史载和居延汉简来看，主要由边塞戍卒成建制转化而来，也有内地农业区移徙来的贫苦农民和内地逃荒、避难而迁入河西及兰州者。因此，他们与在将军、都尉和校尉统辖下定时更换的“塞卒”是不相同的。他们是屯田的屯民。他们不仅直接增加了兰州人口，还带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了兰州的农业经济，生产出很多粮食和牲畜，为兰州人口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武帝“移民实边”和实行“屯田”的政策，使西汉中期兰地区增加了大批移民。汉武帝在西域进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这些战争都以甘肃河西为根据地，出征前在河西集结军队，筹集粮草，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出战后又返回河西休整，准备新的征发。于是，甘肃各地，尤其是兰州和河西走廊，大批兵将马骑穿梭似的来往行进，粮秣军备转输的人队车驼络绎不绝，一向寂寥空旷的河西和州转眼间变得人马麇集，熙熙攘攘。西汉时，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金城人口达到第一个高峰。
兰州和河西归入西汉版图后，因为大量迁移内地人民和实行屯田开发，使河西与内地连成一片，兰州成为东可入中原，西可达西域的交通要冲；而河西地域广阔，绿洲广布，宜农宜牧，使甘肃成为中原逃难人民可农、可牧、可商的新的谋生之地。大量的移民及屯田为河湟陇右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东晋十六国时期，陇西鲜卑族在榆中立国都建立了西秦国。到410年，西秦国首领乞伏乾归于九月击败后秦南安诸部后，虏民众二万五千户，迁徙苑川、枹罕。十一月，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南平太守王憬，获俘七千余户，其中四千余户徙于榆中苑川，三千余户徙于谭郊（今甘肃临夏西北）。这是榆中有文字史料记载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屯田。
唐朝前期，“贞观之治”，甘肃社会安定，经济迅速恢复，人口也随之发展。唐王朝对河陇的经营和屯田使该地区边防巩固，政局稳定，为唐朝前期兰州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唐王朝对甘肃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措施，使丝绸之路大放异彩，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经济活了，兰州社会经济也随之全面发展。
到天宝年间，“自（长安）定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闫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元末，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1368年，朱元璋把元军赶到漠北。建立明朝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也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即把“地狭人众”的山西地区的农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我国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迁民，从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初年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50年。这时的兰州有大量的移民入住垦荒、屯田，包括一些服刑流放的犯人，当时的兰州人称他们为“充发军”。
这些“充发军”是死也不愿远离故乡到这高寒边远的边塞之地来的，但作为获罪之人，他们别无选择。在朝廷官兵的押送下，他们一步一回头地，举家来到这里充边。
在安宁区的孔家崖，居住着一个王姓家族，其家谱中，对由浙江余姚迁徙金城的时间和原因均有记载。他们是宋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后代，其迁移是出于官府压迫剥削，为避役乱，四出谋生，择地定居。迁徙时间约在明正德末期或明嘉靖年间。迁徙之路漫长而艰难，走一处不行再走一处，长途跋涉，备受艰辛。“一迁而苏，再迁而山左之兖，自兖三迁而山右太原，四迁则陕右之”。迁徙的路线经了今天的江苏、山西、陕西，最后选定金城袖川定居。定居后，“大治田产，丁极繁盛”。个别户向四周辐射，已是兰州大族之一。王阳明之孙迁兰已历四百多载，后人中知名的桃源诗人王三祝系第17代孙，王三祝少年聪颖，13岁中秀才，三赴乡试而不中。遂淡泊功名，立志学医，钻研诗词，造福地方。他生性豪爽，轻钱财，重义气，广交友；一生贫居，处之泰然；医德高尚，扶困济危，对贫者免费看病，不取分文；他捐物出力，兴修水利。著作甚丰，有《敏求录》等数卷传世，是兰州一位知名的历史人物，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王三祝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卒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享年85岁。
窑街大砂村，一韩姓家族迁徙时的身份，却是充军发配。据《韩氏家族祠谱》记载：“吾始祖乃古都南京朱石巷人，洪武年间始祖胞兄弟三人，历经艰难辗转来西。一落碾伯（今青海乐都）洪水店，一落今永登七山俞白家，后陆续来大砂，一落现红古窑街大砂。”如今这韩氏三兄弟的后人仅在大砂村的便有七十多户。
由于历代统治者在兰州推行了移民垦荒的国策，分地域安置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形式的移民。籍民为军，选立都卫，置卫屯田，募商人到边地开荒种田，向军队缴纳粮草，然后领盐引做买卖，使州地区人口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大批的流民、贫民、罪囚迁发定居后便形成了新的许多民屯。随着时光的流失，来自各种渠道的移民，就不断繁衍生息而变为老兰州了。
屯商，兰州民族融合丝路添彩在屯军、屯民的同时，朝廷还实行了屯商的举措。所谓屯商，就是召唤一些行商贩运的小贩和小本商人，由官方划给他们田地，让他们定居耕种，同时资助他们一些资金，作为经商贸易的本钱。
兰州历史上的屯商、行商、经商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其中的茶马互市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茶马互市源远流长，是兴起于唐，发展于宋、元、明、清的一种利用内地所产茶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等产品进行交换的特殊的民族交易形式，在加强中原地区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化诸方面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和市，高祖李渊下诏许之。唐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因为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的和市，而很快便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战乱后的民族贸易中，唐政府对回纥采取了优惠政策。史称自乾元（758—760年）以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其互市数量与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至于占唐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和份额。到德宗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开始同回纥进行正式的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书的文字记载。当时，唐政府用缯帛、茶叶等物与回纥的马匹交换，数额相当大，“动至数万马”。
当时，唐同回纥所进行的这种贸易，除有互通有无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据考证，唐代用茶之风相当盛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吐蕃，对于茶叶的需要更是十分迫切。松赞干布时，曾派五人专门从事内地茶叶贸易。后来随着饮茶习惯的普及，从事茶叶贸易的人数更多了，茶叶已成为与食盐、粮食一样须臾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常鲁出使吐蕃时，赞普特别拿出品种齐全的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等地产的茶叶相赠，茶马互市已成为汉、蕃等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全国植茶业的发展，建中四年（783年），唐政府开始抽取茶税，税率高达10％，茶税成为唐朝廷的重要税源与财政收入。
到了宋代，茶马互市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在茶商须持有政府发放的茶引，并只有在指定的市场内，方可进行正常的贸易古驿道遗迹活动，即所谓的“引与茶必相随”。这里的“茶引”，就是由封建政府发放给茶商行商的执照，商人执引后方可交易。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生活必需品，其对茶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如果说，唐代除茶叶外也曾以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品同少数民族互市时的话，到了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如在宋代，一度曾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这时的茶叶买卖已成为西北贸易中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真正的茶马交易从此形成了。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时，它们之间的贸易一般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其中兰州地区的榷场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时至明英宗时，西域贡使和商贾不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西宁、河州和兰州、巩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族人。
清代前期，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是上承前制而又有较大发展变化的时期。时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政府对于民间茶马贸易的限制开始放松，但从整体上讲，这时仍属国家直接控制茶马互市的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乾隆（1736—1795年）时，商人开始自行贸易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已难以直接垄断茶马互市，并且这种垄断也没有必要了。这样一来，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关心的只是向商人征税，而不再直接控制茶马互市。为了有效地对茶马互市进行管理，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设茶马司总其事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按当时规定，每封茶缴钱三钱，每引折银二两七钱。这样，兰州所辖三司共征得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银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两。兰州一跃而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成了北方茶马互市的中心，成了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
就全国的情况来说，自从“罢中马之制”以后，茶马互市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国家控制互市的局面被打破，民间茶马贸易占居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清政府先后在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建置马场，而且马场规模巨大，马匹“俱属膘壮”，使得政府的马匹供应基本有了着落，靠茶马互市取得马匹的愿望不再强烈。与此相反，这时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却出现了黄金时代，即使到了淡季，这里的茶票数目仍保持直线增长的趋势。甚至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后，兰州地区“迄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茶务日增”。在全国茶马贸易日趋衰落的形势下，兰州地区却是经久不衰，这是由兰州地处内地联系北部边疆的要冲，同时又是多民族集聚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保证兰州地区茶马互市得以进行的茶叶产地在南方，而负责运输茶叶者却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就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包括汉、回在内的各族商人，终年长途跋涉，沿途住宿生活，和各种人接触，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为兰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茶马互市在兰州地区的顺利进行，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首先，历朝通过茶马互市这一渠道，畅通了中原王朝同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感情。其次，茶马互市增加了历代政府的战略物资——马匹及财政收入，有力地巩固了西北边防。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边防一直比较吃紧，而解决这里的军费开支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茶马互市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从我成千上万的马群里，拉几匹去换我急需的茶叶；用我江南盛产的茶叶，换得我急需的战马，真是两得其便的大好事！
茶马互市使古代丝绸之路重放光彩。闻名遐迩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我国内地汉族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把我国西北边疆和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联系亚、非、欧各国的纽带。
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由宁夏迁至兰州。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来兰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商务活动十分活跃。到乾隆后期，兰州的商号已多达600余家，很快发展成为西北的商埠重地。
在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保存有一张罕见的清代晋商早期信票。这是一张发黄了的纸片，尽管100多年了，但是保存完好，看得出来，纸张的质量非常好。最为难得的是，这张信票的背面，盖着“甘肃凉州”的印章。这是清代山西大票号“蔚盛长”发出的信票。
研究表明，这张信票是山西蔚盛长票号河南道口分号收汇的，后来辗转数百里，最后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兑付。不仅证明了早期票号在甘肃的发展状况，而且进一步证明了山西票号非常看重立身之本的“信誉”。
民国九年的金氏家谱这些保留下来的实物，给我们见证了晋商票号在甘肃活动的情况。
自清末至民国二十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内，是兰州私人钱庄、银号全盛时期，三种钱庄、银号共53家，有资本35.82万元。
《甘肃金融志》记载：兰州地区出现的经营钱币业在清末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以“银钱”命名，如钱庄、钱号、银号、钱铺等。当时，兰州有三市钱行，即东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带，东市在今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张掖路以西。当时，兰州银号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铭日新、世昌德、天兴德，明义诚、天成泰等。此外还有蔚成永、益泰号、明德号、义盛魁、永和泰号分号。
当时，兰州商业之繁盛，已经超过了西安和开封。市内车水马龙，商行店铺、货栈酒肆相互毗邻，以南十字为中心的东（今庆阳路）、西（今中山路）及南北辕门（今酒泉路）最为繁华，辕门前后街是有名的绸铺街、服装街，周围有京津杂货、皮草毛绒、鞋帽日用、粮油山货等百家商店，生意火爆。以至于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杨应琚也兴起赋词，称赞兰州的盛况：“百二秦关，三河五郡，金城代岩疆。一时都会，往来冠盖，游览此地为常。”
兰州商业的从业人员，除了茶马互市、屯商的商人以外，外地因经商贸易而落户当地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西固区瞿家营刘氏，系汉高祖刘邦的后裔。据《汉金城刘氏总谱》记载，瞿家营刘姓的始祖叫刘福成，大约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明建文三年（1402年）之间从安徽凤阳泗州因贸易来兰，遂落籍定居在西固地区。
兰州榆中县金家崖金姓人的家谱上这样记载道：“如我始祖，彭城（今徐州）人氏，贸易定西，又至洮阳，见山清水秀，树木丛杂，开种稻田……”据记载，最早来西北的先祖名叫金沧海，时间是宋代的建隆年间。他先在定西做生意，后到洮阳开荒种田，然后经河州（临夏）到苑川定居，形成村落之后，因其地距离兰州30公里，古丝绸之路从兰州出发去西安，第一站就是金家崖，于是这里便形成了码头式的集镇，有旅店、客栈、骡马店、骆驼店、商号、作坊等日渐繁荣，遂成了兰州东乡的一处重镇，可见金姓人的西行是“贸易定西”，是行商做生意来到兰州的。
定居于今皋兰县的张姓祖籍，大都称为金城西乡河口百份张家。据张氏族谱和有关资料所载，金城西乡河口张氏，山东济南府人，石桥村是其故址。远祖张韦法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进士，后官至咸阳令。居家十余世。其后裔张高沂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贸易来兰州，初居于官园与马房门，后散居于王保保城（今兰州庙滩子附近）与西乡黄峪沟（今七里河区黄峪乡附近）。现居皋兰县的八千多人中，以“百份张氏”为主。什么叫百份张呢？据《百份张氏族谱》记载，张氏原籍直隶清河郡，有祖讳离沂者，于宋仁宗十九年，自山东济南府石桥村因贸易来兰，居住在河北的庙滩子一带，这就是最早移居兰州的百份张姓人。据说，百份张姓的家祠就在庙滩子，又历八世，子孙繁衍于元太祖五年，分居于皋兰县西乡八盘，即今日的河口一带，遂有张家台之名。后人口逐年增多，户大丁繁，为了便于给官府纳粮，于明洪武二年，将张家台的土地平均分为一百份，然后按人丁多寡分配，有人分到十六份，有皋兰“百份张氏”家谱之序人分到十八份，于是就叫十六张，十八张，这样，张姓的六族人共分到九十七份土地，还有三份不好分，就留作了女儿出嫁的陪嫁，叫作胭粉地，这就是百份张的来历，他们就这样因“贸易来兰州”而在州落籍了。
自明、清至民国，山、陕商人来兰经商贸易，陆续定居者也为数众多。如永登红城张氏，原籍河南卫辉府人，明初落居陕西富平，万历初来甘经商遂居庄浪红城堡。一同来的还有窦氏。大同周氏，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其先祖周得存在明崇祯年间贸易来甘，居家今大同乍湾。古山张氏，原籍陕西凤翔府，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贸易来甘定居今永登。另有中堡童氏、秦川侯氏、西槽范氏等，皆为清中后期因贸易来永登定居的。
兴盛的兰州商业吸引了众多的外埠商人移居兰州，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经营品种，如京、津客商多经营绸缎布匹和百货、棉花，陕西客商多经营百货皮草等。各地来兰经商的商家为了长期的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以籍贯为纽带的商业集团门户——会馆，会馆即成为定居于兰州的外籍商户的联络处，其实质与屯商相同。于是，清代的兰州会馆应运而生。会馆的领袖多由信誉名望高、商贸经济规模大且资金比较雄厚的商人来担任，会馆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则往往是各地来兰客商或在兰任职的乡籍官宦。清代兰州的会馆都设在繁华市区城关以内，主要客商会馆有：山陕会馆、陕西会馆、陕西新会馆、浙江会馆、四川会馆、四川新会馆、两湖会馆、皖江会馆、山东会馆、三晋会馆、云贵会馆、八旗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会馆是异地同乡游子聚会的场所，它寄托了无数商家的浓浓乡情，是“他乡遇故知”的真情见证，也带去了异乡来客的老乡情思……清代中期，以兰州地区为中心来甘肃做生意者已经非常之多，各行各业都将此作为货物的集散地，山西商人瞅准机会也在兰州广开票号，到清代末期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民国时期在兰晋商更是多达数千人，成为外地客商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商家。
山西商人来兰做生意，最初只是与同乡们搭伴搭伙，做小本生意，赚到一定的钱财之后，绝大部分的山西商人，就带着钱财回到原籍，娶妻生子，购置土地和修建房屋。但随着兰州地区商业的日益繁荣，以及交通越来越便利，商机也越来越多，在兰州的山西商人依托会馆，获得丰厚的利润后，就不再仅将钱财带回原籍了，而是大部分用于扩大生意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有一部分山西商人甚至在兰州购置产业，并娶兰州当地的姑娘为妻，繁衍子孙。他们还筹集资金购置地产，甚至开辟用来居住或埋葬亡故同乡的“义地”。
屯商，这些由官方扶助的又种田又经商的小本生意人，还有外地商人在经营地落户定居者，他们虽然零散经营，但走乡串户，使人民生活必须的商品得以流通；他们接触面广，和社会各层面的人广泛交往，在多民族共处的环境里，其作用不可忽视。至于茶马互市，那规模及范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至宋代，西部少数民族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肉食、乳茶须臾不可离的生活习惯，但茶的产地远在江南地带，马的产地却在雪山草场，纵横几千里，牵动数万家，长途运贩，日夜奔驰，其流动面之广，牵扯面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交易的结果是：牧民获得了生活必须品——茶叶，官方则得到了战略物资——战马。由此可见，屯商、茶马互市、商人会馆在多民族交融、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