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富强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商战论上。他力主用“商战”即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亟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多办院校培育专才，认为这是国家富强之道。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郑观应（1842～1921），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著有《盛世危言》。他在书中发展经济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
郑观应以其长期任买办和一生是商人的经历，将60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的经验体会写进了《盛世危言》一书中。《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
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盛世危言 商战》中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利彼。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己。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郑观应还提出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郑观应强调，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他提出的“商战”，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
延伸阅读
郑观应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中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中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