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燕子的名字被载入《脊梁》、《中国妇女名人录》、《中国妇女500杰》等辞书。无疑，她是一位得到社会认可的杰出女性。在邢燕子不平凡的经历中始终有一位可敬的男性，那就是她相濡以沬的丈夫。
3.魅商相吸引，夫妻共渡难关
1995年3月，春光明媚的北京，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正在人民大会堂内隆重召开。
党和国家领导人迎着上千中外记者灯光闪烁的镜头，落座在灯火辉煌的主席台。在他们身后的常委席上，落坐着一位神态安详、举止稳健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常委谈镐生先生。
与主席台相距仅数十米远的委员席上，即人民大会堂一楼前区左侧的中间地带，安坐着一位文静端庄的女委员。会堂里的白炽光把她的黑发映照得像镀了一层银丝。她，就是谈镐生相濡以沬的夫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先生的长女邓团子女士。
大会结束后，夫妇俩挽手并肩走出了大会堂，下了台阶，迎来了初春三月的余晖。那余晖在金黄中混和着红晕，色彩柔和又亮丽。他俩走进余晖中，步履虽然蹒跚，但待那相互依偎的身影渐渐幻化成黄昏中的剪影时，构成了一幅令人赞叹、无比美妙的图画。这是人生台阶上的一个瞬间，爱的瞬间，它是生命最美的境界。
名人的儿女有时头上像戴了一顶神秘的光环，远远望去令人羡慕又嫉妒，但有时又像一副无形而沉重的枷锁。身为国民党著名将领邓宝珊的女儿，邓团子既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同时又觉得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邓宝珊，名瑜，字宝珊，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是西北军的重要将领。他好读书，喜书画，是一个具有文化风格的军人，在国民党军界有“儒将”之誉。解放后，这位目光深远的将军仍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当选为甘肃省省长、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受到党和国家很高的礼遇。
邓团子是邓宝珊与夫人崔锦琴所生的长女。她于1926年生于北京后就一直跟着姨妈生活在北京。1941年6月，日军轰炸兰州时，母亲崔锦琴携妹妹倩子和弟弟允文、允武躲进防空洞，防空洞被敌机炸塌，母子四人全部遇难。这样，团子就成了崔夫人所生子女中惟一活下来的骨肉，受到邓将军特别的怜爱和呵护。
团子就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下长大，养成了坚强、忍耐又很清高的性格。1952年她从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毕业时才26岁，1969年与丈夫谈镐生结婚时已经43岁。整整17年的青春时光，她好像没有恋爱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追求她，恰恰相反，据说追求她的男人很多。
可团子因受父亲的影响，好学不倦，当她的女友们纷纷花前月下畅述幽情时，她却独自坐在灯下苦读。她读的书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可是人类的书是读不完的。穷其一生也只能读一小部，如沧海之粟。好学的性格，使团子失去了许多恋爱的机会。
团子的婚姻就这样被耽搁得太久了，终于有一天团子自己也品尝出寂寞的滋味时，可是春光不等人，“文革”爆发了。
“文革”初期，团子家的那套四合院不再平静。有关部门认为那套房子属于“劳动人民”，于是把团子她们赶到了三间北房里，其余的房子让给了三轮车车夫和别的人住。在新来的房客中有一户是右派家属。那位大嫂拉扯着四五个孩子蜗居在团子家的厨房内，生活十分困难。团子看得可怜，偷偷给大嫂送衣送物，见他们吃不饱饭，还挤出自己的粮票悄悄送给这户可怜的人家。
大嫂感激不尽，对来访的亲戚哭诉说“团子小姐真是好心人啊，现在的人见了右派家属惟恐避之不及，她却还救济我们。”
这位来访的亲戚也是位女同志，当听说团子迄今还是独身一人时，便主动找团子说：“我们单位有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大学者，也没结婚，年龄和条件我看也相当，不妨见见面吧？”
这位女同志就是中科院力学所图书馆的管理员冯力源大姐，她说的刚从国外回来的大学者就是世界力学界知名科学家谈镐生先生。
两人见面之后都对对方心存好感。经过以后的不断接触了解，互相被对方的魅力所吸引。
春天过去了，谈镐生和邓团子这对已经错过花季的中年人终于迎来了恋爱季节。他们约会的形式并不特别，甚至还挺古板，即每周见一次面，而且一定是从星期天下午1点开始到5点结束，简直像学生上课下课那样准时。每当时间一到，谈镐生或准时敲门进屋或拔腿就走，从不拖泥带水，如同他进行科学实验，干脆利落。相识的时间久了，团子有时故意把开午饭的时间往后移，想请谈镐生也吃一点，但他不光不在邓家吃一口饭，甚至连邓家的东西也不去碰一碰。在谈镐生的观念中，恋爱与婚姻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肯越“雷池”一步。
有天下着瓢泼大雨，老保姆说“这样的天气谈先生是不会来了。”团子也估计他来不了啦，可她还是有点惦念，就走到窗前去往外翘望，谁知正在此时有人敲门，保姆抬腕看了一眼手表，笑着说“真准点！”打开房门，团子见立在门前的谈镐生简直像个落汤鸡。
在这个大雨倾盆的日子里，在这个“革命口号”喊得山响的年代里，他们的欢笑声被紧紧锁闭在房间以内。
1969年7月23日，52岁的谈镐生和43岁的邓团子并肩走进了北京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当天安门广场上正举行着百万人大游行欢呼“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时，这对饱经人间沧桑的新婚伉俪却抱着扛着大小行李悄悄挤上了远去的列车。
在列车上，妻子还在埋怨丈夫说，“镐生，这批下放的名单里并没有你，你又何苦陪我一起去受罚呢！”
丈夫憨厚地笑了，说“比翼双飞嘛，总不能就看着你一人在飞，更不能孔雀东南飞。”为了爱情，谈镐生甘愿告别首都北京，陪着自己的妻子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劳动人民的“脱胎换骨”的教育。
就这样，他们夫妻来到了河南省汲县庞寨插队落户了。
其实被放逐的日子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可怕，他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逃避了政治漩涡，虽然地点太偏僻，生活也清苦，但他们推开屋门能看到满目的青山，自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和淳朴的老乡为邻，与云样飘荡的牛羊为伴，也怡然自得。新婚夫妻在这里度过了短暂而又甜蜜的新婚时光。
犹如平地里起了一声春雷：团子怀孕了！
谈镐生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几夜没合眼。这是他盼望已久的消息。老来得子嘛，谈镐生怎能不欢天喜地呢。
夜幕降临之后，谈镐生每天都依偎在妻子身前，倾听那母腹里蠕动的新生命的动静。这是他们在沉闷而又灰暗日子里的最甜美的时刻，他们时时都在盼望着这个新生命快快地呱呱落地。
但是，那一个幸福而美丽的时刻始终没有来临。团子由于是高龄孕妇，加上营养不良，过于操劳，更由于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团子流产了，血流不止。
团子似乎预料到自己与深爱的丈夫诀别的时刻已经到来，她痛苦地说，“镐生，我不行了……你快来握住我的手。”说着就呜咽了起来。她是多么不甘心就这样与生命作别，更舍不得与丈夫永诀！
泪如雨下的谈镐生突然喊道，“团子，我不能没有你！”说着就转身冲出小屋，在村里发了疯似地狂奔，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辆破旧的独轮架子车，然后载着病危的妻子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行进在黑幕下的山道间……谁都难以相信，那日在崎岖山道上艰难跋涉的人，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火箭学家，另一位是将门闺秀。但是“文革”的档案库里果真夹着这灰色的一页。
1970年谈镐生和邓团子回到了阔别的北京，回到了各自的原单位。他们用心灵礼赞：春天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来临了！
1977年为了使教育界和科学界早日拨乱反正，尽快培养出科学的接班人，谈镐生满腔热情地上书胡耀邦，提出了恢复研究生院和硕士、博士生两级培养制和多途径提高在职科研人员素质的建议。胡耀邦同志大为赞赏，立即将这份建议批送蒋南翔和李昌办理，同时还亲自邀请谈镐生晤谈。我国已于1978年开始恢复招考级制研究生，但是局外人很少知道这一制度的恢复，与著名的科学家谈镐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在这一年，谈镐生在中科院力学所创办了基础研究室，选拔了一批有前途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重点培养，使他们很快就出了科研成果。这个只占全所人员5%的研究室，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点了全所的25%，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则占全所的80%以上。
然而，令人费解的现象却接二连三地出现。谈镐生刚刚感受到的一点春天气息，又被一团冷气紧紧包围着：
1977年，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他关于建议召开全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会议的报告后，组织上通知“由谈镐生考虑会议筹备及名单。”但是，临近会期时，又忽然宣布这个会议由其他人负责。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力学所有四个代表名额，居然都没有蜚声中外的大学者谈镐生的一张入场券。
1984年4月3日，美国著名的激光专家林绍基和激光创始人之一康特勒维茨前往力学所，想拜望一下谈镐生老师（林绍基在美国读书时，曾听过谈镐生的课，有师生之谊），而谈镐生的身体好好的，却被人以“生病”为由不准他们会晤。谈镐生的心一下子凉透了，竟忍不住捂着脸对妻子啜泣。他为此大病了一场。
妻子邓团子，以她敏锐的眼光，察觉到这问题的背后一定还有文章，并联想到“文革”中谈镐生被造反派审查的那些所谓“问题”，料到丈夫的事情决不那么简单。这位身世不凡的女子，这位与丈夫相濡以沬的妻子，再也不能容忍当春天到来之际丈夫仍被云雾遮挡着天光。她要起来抗争，要反击，为丈夫，也为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一次又一次上书中央，一连跑了好几年，写了不知多少申诉书……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没退路，生命再也不能等待。他们必须往前冲！
1984年3月3日，新华社“内参”披露了谈镐生的种种不幸遭遇后，邓小平立即于3月5日批示道“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
组织上再次翻开了谈镐生的档案，白纸黑字写着三条：（1）沃特威曾经给谈镐生15万美元经费（实为谈的科研经费）（2）返国途经巴黎误入国民党留守处；（3）迟到香港一日。直到这个时候谈镐生终于明白了，他被人暗地里戴上了一顶高帽子，上书着两个足以压死人的大字“特嫌”！而且已经戴了20年！他的妻了邓团子则毫无疑问地成了“政治伙犯”--个多么滑稽的名词！
1985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终于在力学所礼堂召开大会，为谈镐生彻底平反。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出席了大会，钱伟长也闻讯赶来了。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可是台上台下却哭声一片。为这个迟到的春天，也为这位以科学报国而奋斗了一辈子的著名科学家那颗滚烫的心！
平反后，这对患难夫妻视祖国的花朵为自己的后代，把他俩刚拿到的单位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立即捐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1万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啊！
从此之后，谈镐生不仅可以在科学王国里自由翱翔，而且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中科院力学所的主要领导并以突出科学贡献当选为中科院终身院士，曾任中科院受控聚变总顾问等数十个学术领导职务。党和国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他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历史似乎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位昔日被视作“特嫌”的人，如今却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步入主席台就座。
如今，谈老已经78岁了，已不再担任力学所的领导职务，却还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科学的奥秘。妻子邓团子亦早已退休。这对政协委员夫妻时常随全国政协视察团赴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为祖国的建设献计献策。
他们现在住在以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密集地而闻名的中关村内一所宽敞而明亮的房子里，桌上水缸里游曳着金鱼，鸟笼里有鸟儿在欢唱，阳台上花团锦簇。
在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中，谈镐生和邓团子正是为对方的高魅商所吸引、征服，才能够在陷入困难时不离不弃，互相鼓励、支持，共同冲破艰难险阻，度过难关，使这个辛酸的故事终于迎来了一个甜蜜的结局。
二、魅商创造良好人际关系
1.处处有善缘
在人际交往中，高魅商的人往往能凭借自己的魅力，使人们信任他，从而获得众多的朋友。朱伯儒是一位善于同大学生交朋友的人，一次有十几位大学生和朱伯儒座谈，其中学生甲说“假如我一个月的工资拿50元钱，我就干50元钱的活，你说对不对？”
朱伯儒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运用自己的魅商，算了一笔账说“就算你24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干到60退休，活到70岁可以不可以？”
学生甲答“可以。”
朱伯儒说“那你真正工作时间是36年。前24年和后10年加起来34年的时间是不干活的，是靠别人来供养的。你上小学、上中学、大学，国家和人民花了大量的钱，你退休不能干活了还要拿工资，你想想看，只干50元的活行不行·”
同学们听着都笑了，学生乙开玩笑地说“那好吧！我加50元，干100元的活行不行？”
朱伯儒风趣地回答“不行！不行！还差得很远呢？
你要不要休假？要不要解决住房？要不要结婚生孩子？你的孩子要不要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大学？”
学生丙笑着说：“朱老同志，想不到你算盘打得那么精。那好吧！我再加50元，干150元的活，你说总该可以了吧！”
朱伯儒说“还是不可以，你要不要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国家要不要发展生产和加强国防建设。前人栽树后人歇凉，老一辈为我们这一代栽了树，我们要不要多干点活，为后代栽点树呢？”
学生们都说“需要。”有的又说“再加50元干200元的活……”
朱伯儒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经济学家，到底干多少元的活才对，我也说不准。但是我曾经学过《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讲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不行的，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进行多项扣除。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肯定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作为主人他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拿多少钱，而在于他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朱伯儒发挥其魅商，使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们深受启发。许多大学生信任他，尊重他，都愿意与他说说心里话，魅商，帮他赢得了大学生朋友。
人际交往中，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故意捣乱的人，这时，如果巧施魅商就能感化他们，如果态度生硬，他更不买你的账，不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反而会被他奚落一顿。
一次，几个小青年坐公共汽车不买票，当女售票员小王来到他们面前请他们买票时，其中一个油腔滑调地说：“我们是下岗工人，没有工资，买什么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