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人民群众享受广泛民主的政权，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在工作制度方面，实行会议制和委员制，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抗日民主政权为边区、县、乡、村四级，区政会议、县政会议和乡政会议为各该级人民代表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县政府为各该级最高行政机关。法院受参议会监督，政府领导，独立行使司法权。在实行民主权利方面，普遍实行普选制、竞选制等。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居住抗日根据地内的人民，年满１８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各级参议员。参议员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对其监督、罢免。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正副县长、委员及法院院长，均由各该级参议会选举、罢免，对各该级参议会负责。“选举中，充分发扬民主。选举参议员时，各抗日党派、群众团体或选民自由组合，可提出候选人名单、竞选政纲，进行竞选。参议员和政府的候选人要当众说明自己的政见和施政方针，接受选民审查。”②选举人本着高度负责态度，对候选人展开批评、比较、选择，以选出能够真正积极抗日、忠实勤奋为人民服务先进分子。在工作作风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８页②刘兰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及启示，《党史博采》，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见，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总之，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抗日根据地政权真正地成为了人民群众做主、为贫民百姓服务、按民主集中制办事的抗日民主政府，这样的政府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极强的向心力。
第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一个同群众同苦共乐、廉洁奉公的政权，具有严明的纪律性。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热情平等地对待前来的群众，干部经常和群众商议政权建设大事，并和群众一起战斗、劳动生活。在形势紧张时，干部都坚守自己的岗位，村干部不离村，乡干部不离乡，县干部不离县，亲自组织群众自卫或安全转移，而干部往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空前的天灾战祸面前，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尽最大努力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为了战胜困难，边区于１９４１年实行供给制。党政人员每人每月分三级发津贴，专员以上干部发五元，区县级干部发三元，一般干部发一元。民主政权中的干部大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和人民同苦共乐，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为了保持廉洁，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依据该条例，严厉惩罚当时有贪污行为的干部。
（二）中共联合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继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之后，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奔赴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为了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在蒋介石依然拒绝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把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作为促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对山西的阎锡山极为重视。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地处陕北革命根据地近邻，与红军抗日关系密切；阎锡山本人也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阎系又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而且当时日军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放到了首要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阎系军队共同抗日，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猖狂气焰，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的合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抗日根据地度过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为全力以赴打击日寇，为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局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１。中共中央对阎锡山政策和策略的调整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抵达陕北，随后又不断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其中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从消灭阎锡山到联合阎锡山，政策的改变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１）军事进攻，以打促变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此时的统一战线对象并没有包括阎锡山，而是把他作为消灭的对象。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７日，红军东征军进入山西，准备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在两个半月的东征中，红军在军事上、政治上沉重打击了阎锡山。军事上，先后击溃阎锡山的五个多师，消灭七个多团，俘虏官兵四千余人，收缴了不少民团武装，筹集资金四十多万元。
政治上，红军东征给阎锡山造成的压力，远比他在军事上所受的打击严重。东征中，红军所到之处，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看到了光明，许多人报名参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甚至还深入到阎锡山集团内部，连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也大多赞同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１２万大军进入山西援助阎锡山。４月，为避免内战再度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红军取得胜利后，却回师陕北。红军的东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明大义，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山西民众的普遍觉醒，人民群众汇入到抗日救亡的强大洪流中。另一方面，对阎锡山的沉重打击，把阎锡山逼到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地，迫使他思考“和日”还是“抗日”、“反共”还是“联共”的问题。
（２）政治进攻，以义求同
红军东征的胜利，促使中共中央对阎锡山斗争的主导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军事上的进攻转为政治上的攻势，开始把阎锡山当作可能联合的“抗日同盟军”来对待和争取。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对待阎锡山的斗争策略上发生了大变化：一是在称呼上，由原来的“卖国贼”变为“阎氏”；二是在行动纲领上，由原来的“打倒”变为“议和”；三是在群众运动方向上，由原来的动员民众参加讨逆，变为号召人民拥护“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红军东征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促进阎锡山能够迅速的实现从“和日”到“抗日”，从“反共”到“联共”的转化。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亲笔写给阎锡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信心，并告诉阎锡山，东征中被俘的晋军官兵一律优待。另外，毛泽东分别致书给赵戴书、杨赦欧、李生达等晋绥军高级将领，争取他们抗日，从阎内部逼他抗日。
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派彭雪枫前往绥远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希望他能推动阎锡山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
２。阎锡山自保求存促进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直接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作为封建军阀的阎锡山，地盘和军队是他的生命线，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他本人不愿意抗日，但又不能不抗日；蒋介石国民党挖阎锡山的墙角，把中央军开进晋南不走，直接威胁阎锡山的独立王国；阎锡山一直奉行“剿灭”共产党的政策，但中国共产党的“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其震动很大，而且中国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民众中影响大，人民要抗日。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犹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踩碎哪一颗也不行。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阎锡山根据其极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存在中求生存”，“一切为了生存”，终于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以进步掩饰反动，以革命维持其反革命，以维持其封建割据的统治，即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发动民众，招其兵马，应付危机，以度难关。抗日既可以拒蒋，还可以取得民众的支持，这对他“自存与自固”十分有利。但阎锡山不愿意公开打出联共抗日的口号，更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口号，于是采用标新立异的策略应付局面，即：起用一些坚决抗日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员，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名义，而不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出现，采用共产党的某些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坚持“山西旗帜”允许共产党员个别进行抗日活动，但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这种新策略，既可以保持他在山西的统治，又可以把抗战严格限制在他允许的范围内。
３。中共中央掌握时机促进联合
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剧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抗战工作的推进，阎锡山夹在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三种力量中间感到为难，加紧抉择联合目标，决定自己的生存之策。中国共产党掌握这一恰当时机，及时向阎锡山开展了争取其合作抗日的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对阎锡山及其它各处一有机会及须接洽的指示，通过“华北大同盟”的关系，派朱蕴山和阎锡山联系。经过朱蕴山和北方局的努力，北方局认为阎锡山从自身利益考虑，已基本倾向抗日，但由于与中共的阶级矛盾和顾虑红军占据他的地盘和国民党系统对他的制约，使他当时还不能公开联共。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汇报，肯定了阎锡山转向抗日的态度，并向阎锡山表示，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只在取得双方谅解后，红军依约进入协定地区与防御，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当局的行政事宜。随后，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写信给阎锡山，请他派代表与中共中央接洽，直接商谈有关重大问题。
在中共中央对阎锡山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办法进行争取联合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下，在日军威胁山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阎锡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政治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举起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旗帜。１９３６年８月下旬，阎锡山邀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以表示他和共产党和解的诚意。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与部署，薄一波等同志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与阎锡山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三项协议：“第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第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第三，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至此，正式建立起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三）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抗战期间，无论在战略位置上，还是在军事部署上，山西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山西战场，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合作抗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尤其是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创建，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为建立和扩大抗日团体和武装，发展抗日力量；为开辟、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我党发动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海外侨报纷纷来到山西，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为我党把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放在山西做了成功的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对推动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牺盟会的创建
①李晓瑜：抗战前期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形成的经验，《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在山西，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为了自保，表示愿意联共抗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亲自任会长。在２７名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左派进步青年和阎锡山集团中主张联共抗日的人１０多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牺会盟成立后不足一个月，就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为此，阎锡山派亲信到北平邀请山西籍有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晋“共策保晋大业”①，并允许薄一波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同回来，参加牺盟会的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中央北方局抓住时机，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赴晋促成统战工作。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在组织上是秘密的，专做山西当局的上层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公开工委和中共山西省委组织上不发生横的联系，在工作上默契配合。在此基础上，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人接办了牺盟会并且与阎锡山协商改组了牺盟会。改组后的牺盟会，７名常委中，有６名是共产党员，２２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阎锡山仍任总会会长，薄一波任秘书并主持总会工作。自此，共产党掌握了牺盟会的领导权，牺盟会戴着“山西帽子”以其“官办团体”的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牺盟会成为了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
２。牺盟会的主要活动
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山西新派，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成功地运用于发动、宣传、组织民众抗战，建立山西基层党组织，培养干部，改造阎系军阀政权，从而突破了山西一个省的范围，带动和影响了晋冀鲁豫乃至全国的抗战局面。
（１）宣传组织民众抗战
牺盟会成立不久，阎锡山提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等口号，并把武装三十万民众的任务交给牺盟会。薄一波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提出的任务，并在现实中改造推行。牺盟会接受了阎锡山提出的在基层建立“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建议。“临时村政协助员”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实际上，牺盟会利用这一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山西公开①山西省社科院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７１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