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错的第一件事是在高一第二学期。
高一第二学期开学的时间是九月，这个时间与现在第二学期开学时都是元月有所不同，因为，那时是春季升学，而现在是夏季升学，所以，第二学期开学的时间都是九月。
“十.一”是国庆节，这个节日是要庆祝的，因此，一开学，学校就要求各班选排节目，准备在“十.一”汇演。按照这个要求，我们班也动了起来。从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想参加一个节目的，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脱离了集体。我想融入集体，被大家接受。但是，一个几乎全班同学都参加了的大合唱还是把我和几个根本就不适合站在舞台上的人给拉了下来。后来我听说，这是班上一个叫孙红梅的女班干部坚持不让我上的结果。其理由是她根本见不得我。
这个孙红梅是一个爱张扬的人。她父亲是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她在这个大合唱中担任指挥。据说，在让不让我上这个节目的问题上，她甩出了一句硬梆梆的话。说：“要是让这个人上，那我就走人！”
这显然是一句很伤我自尊的话，我听到后非常气愤，但毕竟是听来的，不能太相信，所以，在班主任让我没事的时候帮助排练节目的同学挪挪桌子搬搬凳子打打开水时，我还是同意了。有一天，我打来了一暖壶开水后，把暖壶放在了墙根，而孙红梅却没有看见，结果在她后退时撞倒了。
其实，暖壶被撞倒后只是开水流了出来，暖壶没有被撞爆，她也没有被烫着，可她却冲着我发火了，并且她冲我发火时眼睛里还流露出了对我的藐视。联想到她甩出的那句硬梆梆的话，再看看她那不可一世的表情，我血一下子冒上了头顶。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举动：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我漫漫地将暖壶拾起，然后举过头顶，接着用力将它摔在了地上。
“砰”的一声，暖壶摔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孙红梅哭着跑了，在场的同学散了，大合唱节目停止排练了，而我却被班主任叫去大训了一通，并被责令买了一个新暖壶。
我做错的第二件事是在高二的第一学期。
“五.一”节后，学校组织我们这一级的两个班去农村学农，由于我们班要去的那个村子没有集体住宿的地方，必须四个或者五个一组分开住在农民家中，于是，在临出发前，班主任就提出了一个“自由结合，组合好后安排进一家农户居住”的办法。这个办法一经提出，我就意识到了我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人愿意组合的人。果不其然，我和几个平时很遭人嫌的人没有被组合上。还算好，班主任给一个全部由部队干部子弟组合好的几个同学做了做工作，把我给安排了进去。这刚和我的意思。因为，这几个部队干部子弟平时对我还算友好。然而，在入住到一块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们不仅表现出了对我的排斥，还表现出了对我的反感。
由于我十分清楚我的处境，更知道我要是被这个组撵走，其他任何一个组也不会要我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尽量地在回到住地以后多给他们干点儿活。但是，我还是被他们挤兑走了。
在班主任给我谈了让我搬到另外一个我根本就不愿意去，人家也根本就不愿意让我去的组里的话后，回去搬行李的我，趁那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不在屋里，将一个同学的一只鞋扔到了房顶，一个同学的口杯扔到了农家的后院，一个同学的勺子扔进了水井。
在我将那个口杯往农家后院扔时，农家的小孩看到了，他就把我给说了出去。结果，这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一同找到了班主任。最后，我狼狈地被班主任领着来到了那几个部队干部子弟的面前，一一向他们道歉，并将从房上够下来的鞋给递上，将新买来的口杯和勺子陪喽，这才算完。
我做错的第三件事是在高二的第二学期。
高二的第二学期是整个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这又与现在的高中不同。现在的高中是三年制，而那时的高中则是两年制。
事情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开学后不久，我突然发现我脸上的粉刺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这是我感到了紧张。因为，在暑假期间，我原来那所学校的一个同学，本来长的并不丑，可脸上长了鼓起的脓包后，人整个儿都变了样。就在我坐卧不安时，我们班上有几个男生脸上也长出了小豆豆。
由于这几个男同学脸上的小豆豆长于我后，于是，这几个男同学就把这个归结在了我的身上，说是我给他们传染的。有了这种说法以后，同学们都开始躲避起了我来。不久，我就听到有人给我起了一个“赖蛤蟆”的绰号。我知道给我起这个绰号的两层意思，一是在高一的时候，有人听了我向王戎求爱的传言后，在背后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二是“癞蛤蟆”身上长的疙瘩有点儿像我脸上长的疙瘩。
听到有人在背后给我叫这个绰号以后，我非常气愤，很想打人，但我却找不着对手，因为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这样叫过。可没有多久，这个对手就出现了。有一天，课间操的时候，正在伸胳膊踢腿的那个爱张扬的孙红梅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就跳到了一边。当同学们知道这是一只癞蛤蟆爬到了她的脚下，造成了她的惊吓效应以后，立刻有人偷笑着朝我看来。这一下子触动了我敏感的自尊心。课间操结束后，我回到了教室，刚坐回座位，那个叫刘建设的就凑到了我的面前。我知道这个刘建设不怀好意，更知道他要干什么，就想欲擒故纵，好等到一定时机再下手。就在我故意把脸扭向一边，而他目光追我而来，在我脸上狡黠地搜索了一阵，做出了一个“太可怕”了的表示的时候，我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
这一耳光太响了，尽管我已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被吓了一跳。就在我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时，刘建设已经嗷嗷叫着把我打倒在地。等有人把他从我身上拉起时，我的脸已经被打的面目全非。
由于这次打架是我先动的手，所以，我挨了打以后，没有人同情我，不仅如此，还有人讥笑我，说我是自作自受，甚至还有人说我挨得太轻。
这就是我转入这所学校以后的情况。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有这些情况的我会不会在同学中间传唱什么歌曲。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自卑心理十分严重的人是不会在他所处的群体当中有什么大的声响的，这主要是因为自卑心理十分严重的人都具有内向的性格，害怕弄出点儿什么声响被别人讥笑，被别人歧视。那时的我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遭到了几次被人羞辱以后，我就变得更加自闭和胆小了，自闭和胆小到了连咳嗽一声都要一再压低的程度。
想想看，一个连咳嗽都不敢大声的人，会在同学中间传唱什么歌曲吗？
这是其一。其二，在我产生了扭曲的自尊心后，我不仅变得极为敏感，也便得极具攻击性。这两个变化给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情绪的极端低落。这可不是一时的低落，而是贯穿了整个的高中阶段的低落。看看我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接二连三做错的那些事就明白了。这些事件件都使我既伤心又沮丧。说句实话，直到今天，我还为这些事耿耿于怀，在自己复杂的情绪里纠缠不清。再想想看，一个心境一直都不好的人，会在给他造成心境不好的群体当中传唱什么歌曲吗？
其三，自从我做错了第一件事以后，全班的同学就对我都有了看法，有人鄙视我，有人躲着我，更有人视我为瘟神，惟恐避之不急。这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便是我在同学中间传唱了这首歌曲，那同学们也未必能够接受我的传唱。
我不可能在同学中间传唱任何歌曲，但我却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哼唱这首歌曲。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那天，在火车上，我听了那几个北京知青的那几段对话后，我内心世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
这是一种加带着淡淡的忧伤的内心世界，它是我产生了更多的有关那个叫“浩”的北京知青和那个叫“荣”的小女孩的联想。由于这些联想都是情爱式的，其人物与《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中的人物又非常的吻合，这就为我在联想时无意中触及到这首歌曲埋下了伏笔。
第二，《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首曲调优美，音域广阔的歌曲，它那绵长生动的旋律最大限度的挖掘出了人声的美好，以至于许多人在听完它后都产生了余音绕梁的感觉，这就为我在浅意识里记住这首歌曲的每一段旋律，并时不时地拿出来在内心深处进行哼唱，创造了一种心境。
第三，在听了那个北京知青唱这首歌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处境的不佳，因为情绪的低落，因为意志的消沉，更因为那几个北京知青的那几段对话给我带来的淡淡的忧愁，使我陷入进了一种很迷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常常会感到我眼前是一片的空旷，既遥远，又无垠，这就为我把眼前有人当作无人在心理上提供了一个条件。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我完全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把这首歌曲给哼唱出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事过多年以后，我也在我的记忆里搜寻过，搜寻的结果是：我确实在不经意的时候把这首歌曲给哼唱出了声来。其中有一次还招来了几个女同学的鄙视。
大概就是这样，在学校领导追查这首歌曲的传唱者时，有人把我给反映了上去。
那天，班主任把我带进校领导办公室后，我看到偌大的办公室内只坐着低头看报的政教处主任一人，于是，我猜想到了找我的人是政教处主任。果不其然，在班主任对政教处主任说了一句“我把人领来了”之后，就转身走了。
政教处主任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人，那个时候，我还说不清对他印象的好坏。说好吧，他一天到晚都凝重着面孔，见谁都从不主动地打招呼；说不好吧，他又能在同学违纪时网开一面。虽然是这样，但我对他并不反感，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学生大会上，能讲出许多深刻的道理，让人听后很是心服。这就与那个工宣队长有了很大的区别。工宣队长是个大老粗，人长得有几分恶相，他在处理学生时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另外，他不讲正理，只讲歪理，并且在讲歪理时，还会用带着浓重的陕北普通话说一些顺口溜，有些顺口溜竟然可以像经典一样，在同学中间能流传很久。由于政教处主任是管校规校纪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所以，当我意识到要找我的人是政教处主任时，我猜想到了我可能遇到了麻烦。
那么，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正当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时，低头看报的政教处主任开口了。
“你叫什么名字？”
“耿跃进。”我回答说。
“是住校生还是当地生？”仍然低头看报的政教处主任又问。
“住校生。”我回答说。
听了我的回答以后，政教处主任抬起了头，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就又低头看起了报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问自己说，“是我穿的衣服出了问题？”我苦苦地想着。
就在我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时，政教处主任推开了报纸。
“你是不是在同学中间传唱了一首歌曲？”政教处主任问这话时并没有看我。
听了这个问话，我立刻警觉了起来。
由于政教处主任在问完这话后目光仍然没有投向我，这就是我露出的惊疑没有被他看到，所以，我只是惊慌了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他说我传唱的那首歌曲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吧！”在安静下来的时间里我这样想。
“我没有在同学中间传唱过这首歌曲啊！”我继续往下想着，“不仅没有传唱过这首感情，其他任何歌曲我都没有传唱过啊！”
通过一段时间的回忆，我十分肯定地对政教处主任说：“我没有在同学中间传唱过任何歌曲。”
听了我的回答，政教处主任把目光转向了我。这时，我透过架在政教处主任鼻梁上的镜片，看到了他那双还算温和的眼睛。
政教处主任用这双眼睛看了我足足有一分钟时间，直看的我心里开始发毛。就在我不知所措时，政教处主任收起了目光，然后起身开始踱起了步来。
政教处主任是在他桌子后面的空地上踱的，踱了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这五分钟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就在我急不可待地想要知道我到底传唱了哪一首歌曲时，政教处主任停止了踱步，接着，他转过身子打开了他身后的两扇窗子。
此时，政教处主任是背对着我的，虽然我看不着他的面孔，但我知道他陷入了沉思，因为他抬起的头的角度告诉了我，他在仰视着窗外。
突然，我听到了背对着我的政教处主任一字一句地道出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这首歌的歌词：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象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象晚上明媚的月亮。
……”
政教处主任在道出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头是微微向上仰着的，其声音又不是很大，并且还有点儿好听，这就使我产生疑问，即，政教处主任追查这首歌曲的传唱者的目的，是要处理我，还是要表扬我。
就在我又不知所以然时，政教处主任转过了身来。
“你没有在同学中间传唱过这首歌曲？”政教主任问。
由于我的确没有在同学中间传唱过这首歌曲，所以，我回答说：“没有，真的没有。”
话刚落音，我就听到了从我身后传来的爆炸似的喊声：“石麻（什么）！”
这是工宣队长最常用的口语，他的这个口语与他这个人已经被全校师生划上了等号，成了一个永远都不变的等式。所以，听了这个口语以后，我立刻意识到了工宣队长来了，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并且他很快地就会跳到我的面前，用一种很可怕的眼神盯着我。
果不其然，只有几秒钟时间，我眼前就出现了这一幕。
工宣队长是一个全校师生都惧怕的人物。这主要因了两点：一是他性格十分暴躁，这从他铁青的脸色和他发达的肌肉中就能看出；二是他特殊的经历，他是在中央从陕北撤出的时候加入的队伍。他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还参加过平津战役。另外还和美国佬在朝鲜拼过刺刀，身上至今还留着弹片。
“你刚才舌（说）石麻（什么）！”站在我面前的工宣队长凶煞恶神式地望着我说，“你在跟饿（我）舌（说）一便！”
望着工宣队长那可怕的面孔，再联想到他有不分青红皂白爱讲歪理的习性，我一下子害起了怕来。
也许，工宣队长把我的害怕当成了我的心虚，于是，他用他那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声吼了起来。什么“他至少听到了我们班上有七、八个同学反映说是我传唱了这首歌曲了”；“有这么多的群众反映就可以断定传唱的人就是我了”；“到现在还不招认那就是对抗的问题了”；“对抗到底学校就准备让你卷铺盖回家了”等等。直到另一位校领导有事找他，他才停止了滔滔不绝的吼声。
临走时，工宣队长向我甩出了这样一句硬梆梆的话：
“饿（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首歌的问题，而是思想品德问题，所以你要好好地跟主任作检查，饿（我）听主任的，他舌（说）杂麻（怎么）处理你饿（我）就杂麻（怎么）处理你！”
工宣队长走出办公室后，我望了一眼一直都默不做声的政教处主任，之后就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看到我落泪了，政教处主任心事重重了起来。
政教处主任的这个神情我是看到了眼里的，所以我哽咽着辩白说：“我没有传唱过这首歌曲。”
“我相信这是事实，”政教处主任接过我的话说，“可问题是你们班上确实有七、八个同学反映说是你在同学中间传唱了这首歌曲的啊。”
“他们是胡说。”我争辩道。
听了我的这个争辩，政教处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的“谎言说了一百遍，那就有可能成为真理”这句话回答了我。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我清楚了政教处主任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是告诉我说他也认为我有可能是被诬告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能为力了。
弄清楚了政教处主任的这个态度后，我立刻想了解校领导对这事准备怎么处理，因为就要毕业了，我不想背着个什么处分，所以，我擦了擦眼泪后就低声问了一句：“学校准备怎么处理我？”
听了我的问话，政教处主任来回又踱了一会儿，之后他非常负责地对我讲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学校调查出了这个结果后，准备给我处分。但他认为这样不妥：一是这首歌曲学校会唱的人太多，传唱的人不一定是我；二是就要毕业了，因为一首歌就给一个人处分太草率。校领导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只是要求必须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最后他对我说：“你还是写一份检查吧，有了这份检查，我也好给领导说你态度诚恳，已经保证改正错误了。”
听了政教处主任的这些话后，我心放了下来，也不再流泪了。
在我答应写出一份检查上交后，政教处主任对我说：“这是一个教训，你要认真地总结。”说完了这话以后，他就让我走了。
我的检查是在第二天下午交上去的。在交检查时，我选了个政教处主任一人在办公室的时间。检查交给政教处主任后，他只说了声“好了，你可以走了”这句话，其他啥话都没说，所以，我想这事也就完了。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一周以后的一个全校师生大会上，因为这首歌曲，我一下子成了全校师生都注目的一个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