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
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家，“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鸡蛋里面挑骨头，以祖无择曾使用公酒超标、乘船越制为由，“谪忠正军节度副使，不签书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复了祖无择集贤院学士之职，但祖无择为避开王安石，自请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就叫做“诮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谗而去，因以述怀诗”。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爱逛青楼，居京华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东京的名妓对柳三变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
不过，柳三变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三变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后来柳三变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获赐进士出身，当了几年小小的“屯田员外郎”。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有他们的道理。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官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别来考国家公务员了。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宋代保留着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妓女——官府有什么公宴之类，习惯叫来官妓歌舞助兴，许多才华出众的官员还跟官妓过从甚密，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都与她们有过诗酒唱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宋朝官员可以随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错了。
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只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妓女（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而被朝廷治罪。《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而不是嫖娼），便丢了官。《宋史·列传》中也记载了好几个官员因为冶游而被贬黜的事例：在并州当官的刘涣“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知益州的蒋堂，被认为“私官妓，徙河中府”；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因“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负责管理市易司的宋乔年，因“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宋代司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五六个法官集体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别说出入娱乐场所、召妓买醉，对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说：“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宋代的狱官，即指法官。也是从仁宗朝开始，宋代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法官“谒禁”制度。所谓“谒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访外人。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宾客，犯者以违制论；若请求曲法之事，则听人陈告之。”
之所以要对法官群体实行“谒禁”，是为了杜绝请托之风，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官司谒禁，本防请托”。宋仁宗朝，曾经一度“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实行“谒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请托者奔逐无门。不过，由于这是“谒禁”制度第一次应用于司法实践，其合理性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朝中不断有臣僚出来反对这一立法，如包拯就请求废除“谒禁”“刑法官接见雪罪叙劳之人，率有常禁。臣谓皆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叫停了“谒禁”。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宋神宗登基之后，厉行新法，励精图治，又恢复了更严格的“谒禁”制度，对法官的社交活动实行严厉管制。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京师各个衙门“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接见宾客”，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吊死问疾，一切杜绝”，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谒禁”还是保留下来：“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其他官员可以应酬接待，法官还是不可以。
南宋时期，法官“禁谒”之制也是一直沿用。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谒禁”跟北宋神宗朝时一样严厉。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又改为“大理寺官许休日出谒”，允许法官在假日会客，但非节假日还是禁谒的，如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再次强调，“大理寺长贰，遵依已降指挥，申严禁止官属非旬休日不得出谒，其外人无故辄入，依法施行，委御史台常切觉察。”法官不守“谒禁”，台谏官即可提出弹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而负有司法权责的宋朝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司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因为法官的裁决权能够直接决定一个当事人的死生、一场纠纷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利害相关人具有向法官请托的巨大动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关乎人们对于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信赖。2004年香港颁布的《法官行为指引》提出，“法官跟市民一样享有权利和自由。不过，必须要认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为会因其司法职位而受到适当的限制。法官必须尝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原则是法官需要考虑他想做的事，会否令社会上明理、不存偏见、熟知情况的人，质疑其品德，或因此减少对他身为法官的尊重。若然会的话，便应避免做本来想做的事情。”因此，不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鼓励法官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至于“集体宿娼”之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更为古今中外的司法伦理所不容。
公款吃喝的治理
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如明王朝的《监纪九款》规定：“风宪凡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不得逾分。御史出巡地方，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亦不得盛张筵宴，邀请亲朋。”当然公款吃喝风能不能刹得住另说，明代海瑞便有“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的感叹，意思是说，县长成天迎来送往、陪吃陪喝，像个招待所所长，市长也好不了多少，像半个招待所所长。
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对公款吃喝的管理是历代中最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财政会拨给地方官一笔“公用钱”，即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这方面宋朝订立了非常周密的规章制度，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不过，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应该说，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时期，官员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谏官发觉，立即就会受到弹劾，罪轻者降职丢官，罪重者领受刑责。如知静江府的张孝祥曾因为“专事游宴”，被台谏弹劾而罢官，知嘉州的陆游也因“燕饮颓放”而受到撤职处分。发生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聚宴案，也导致著名的大才子苏舜钦被削职为民。
宋朝的进奏院有点类似现在的“驻京办”，负责将朝廷的文书印成报纸，转发给地方政府。苏舜钦当时正好经副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贤校理官”的身份“提举进奏院”，即主持进奏院的工作。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赏识苏舜钦的才干，干脆将女儿嫁给他。大家都相信小苏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