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念编剧，当一个导演。
我读枯燥难懂的理论书籍，查阅沾满灰尘的文献，拿最高等的学历。
我参加各种俱乐部，去旅游，去赌博，去夜夜笙歌地酗酒。
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人模狗样地赚钱，变成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
我和很多与你完全不同或是非常相似的女人上床。
我不断地寻找替代品，转移寄托。我为你想了一千一万种死法，光自杀就有近百种，让你在我的戏剧里死了千千万万次。
我告诉自己我要忘了你。但是你从不肯消失，你的影子充满我生活的每个角落，我快被你折磨得疯了。我想让你死，千刀万剐的死，被人唾弃的死总之不得好死。但就算你死了，我还是没办法把你忘记。
我把你的人生糟蹋得不堪入目，让你有一张天使的面孔和婊子的心肠，把你设计得毒辣阴暗不知检点四处勾搭男人。我给你名誉不给你爱情，给你儿子再夺走他的父亲，把你捧得高上天再重重摔下来。我让你当小三演妓女做荡妇，让皱纹爬满你年轻的肌肤让你变老变丑，变成一个市井的黄脸婆。我让你爱的人永远都不会爱你，就算爱你你也不知道，你永远要和幸福擦身而过。
我恨你。
更恨的是，我恨我爱你。”
当我在键盘上敲打完这段近乎自白的歇斯底里，身体里每个细胞都随着那种一把烈火烧起的疯狂颤抖着。有种情绪在看不见的旷野里好像一千只乌鸦刺破黎明，在这个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如烟火腾空而起后，我甚至可以目空一切到把太阳当作一个终将枯萎的花环而不屑去加冕。
时间是凌晨四点钟。天色是暧昧不清的灰白。在这个意识疯狂清醒，灵魂却跟油尽灯枯的生命撕扯的时刻，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异常糟糕。满脸的胡楂、枯草结成的头发、常年深陷的眼窝还有眼神里讳莫如深的倦怠。
我把燃起的愤怒转移到身边无辜的茶几上。一扫而落的碧绿色碎片零零落落地撞击在地板上，像极了电影里惯用美化伤感的手法。当我发现这个把完美无缺的东西摔碎在人们面前的美学悲剧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套茶几是白晴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白晴失踪在三个月前的某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日。
她没有像某部文艺剧里的女主角在离开之后还藏起了几个玻璃杯，并在某天清晨打电话告诉我，摔碎了没关系，因为还有几个玻璃杯安放在这个我们曾经共同的家的某个角落。现实里没有这样落寞感伤的电话。她走了就是走了。就如同沙漠里没有落地就蒸发的雨水一样忽然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防备，也没有留下任何温存的痕迹。只剩下我在又一个凌晨面对着满地茶几的残骸不知所措。
我拼命地回想最后见到她的那个清晨，在抽丝剥茧地细化每一个细节后，还是只能用生命保证它和以往任何一个共处的早晨没有任何不同当晨曦把最后一丝残夜收走，总比我早醒半个钟头的白晴起身拉开窗帘，然后把一半意识还垂在梦境里的我推醒。有起床气的我会一边皱着眉头骂几句不怎么能登上正规刊物的话一边不情愿地起床，闭着眼睛握着已经被她挤好牙膏的牙刷刷牙，早餐的时候我喝牛奶她喝蔬果汁，她在吃面包时还是和往常一样倔强地拿勺子挖掉面包边。互相告别的时候她踮起脚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无论回忆多少次，我都找不到任何她要离开的破绽。她的笑容自然到无可挑剔，我也没有忘掉她的生日或是日历上她标注的稀奇古怪的纪念日。如果是为了半个月前我宁愿斗地主也不愿意帮她大扫除这件事的争吵，她也不会生气到今天吧。至少在摸清她风雨阴晴的脾气后我已经杜绝了可能由某个细节引发两人之间冷暴力分手的任何可能。
而当我晚上回到家，玄关里她的鞋子都不见了，进而房间里一切关于她的东西：化妆品、首饰盒、刊期杂志还有轻松熊玩偶的枕头全部都不在了。你甚至无法在干净的地板上找到一根属于她的褐色头发或者从梳妆镜的背后发现一个黑色发卡。
有一瞬间我的背后爬起了几丝冷汗，因为如此彻底的消失，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好像从来都没存在过。
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线索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样是已经粉碎的茶具。一样是盥洗室洗漱台上的半截口红，和镜子上她用口红留下的一串数字。
我不知道这个八位数字代表着什么，它甚至凑不成一个完整的手机号码。难道是她留下的求救密码？某个我不小心忘掉的特殊日期？或者是一句她为什么离开我的暗语？我摸着那串已经有些淡化的数字，看着镜子里被横竖的红色分割的脸，那表情是就连绝望也抓不住一个根基的理由。
我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焦头烂额地打了无数次电话后听到的还是那个公式化的女声“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为什么街心花园的长椅、学院路夜市的服装市场、雕刻时光咖啡馆的角落里都找不到她的身影，甚至所有我的圈子她的圈子我和她交叉圈子里的朋友都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总之白晴无声的消失给了我彻底地当头一棒。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能像掌控电影剧情的走向一样，来控制我一盘散沙的生活呢？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拍摄一个清新的文艺剧。故事大概说的是少年在高中毕业典礼后的海边旅行邂逅了女孩，少年因为小时候哥哥为了救自己而溺水身亡，所以一直对海洋产生巨大的恐惧。女孩一点点去帮助男孩走出往事的泥淖。男孩把和女孩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画进了画册里：女孩被风灌进鼓胀起来的白色长裙、和月色星辰缠绵的烟火、水族馆里透明柔软的水母、暴雨后布满闪亮贝壳的海滩。这些沾满南国气息的画面被男孩珍藏着，回到遥远的北国后，他一直等着女孩赴约过来看她人生的第一场大雪。
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后我学会的最快的事情就是在别人羞辱我之前先不遗余力地贬低自己。我知道让我这个已经被社会净化透彻的人来拍这种青春文艺剧不免会有些矫饰的成分。我已经不敢大言不惭地给自己贴上“梦想”的标签，只能算是这贩卖回忆浪潮里一个石子而已。而糟糕的是在白晴离开后，我几乎没法完全地投入到一个工作里，因为她总是见缝插针地出现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我无法思考，渐渐地我的脾气已经到了酒精和香烟无法麻醉的境地。任何一件风平浪静的事都会成为我怒火要射中的靶心。
这天剧组的助理苏玲走进我满是腐朽气息的工作室，她俯身耐心地捡起我扔在地上的文件。苏玲是个很聪明的助理，她最聪明的地方是在察言观色体贴入微的每一个细节都自然流露到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十二万分的怒火在这个小女孩眯起的丹凤眼的包容笑意里都要平息许多。那时她不动声色地在角落里煮着功夫茶，苏玲是南方人，煮茶起来总是轻车熟路。在她把煮好的茶水递给我后，望着我布满血丝的双眼和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蒙上尘埃的疲惫面容，缓缓地说道：“导演，刚刚收到消息，林涵小姐因为档期的关系，可能接下来的剧情不能参与演绎了……”
“什么？！她不就是一个电影学院的系花，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国际巨星吗？要不是我上部影片那么提点她她哪来这么多机会？现在就给我联系她！”
“导演……林涵小姐说她已经等您好几天了，可是接下来的剧本您一直在修改……她说不知道您还要修改多久……”
“你们的意思是下面的剧本我写不出来了？”
“不是……只是……”
“让她死！车祸癌症白血病！自杀他杀意外身亡！”
“导演，上个片子的女主角就是自杀，52分钟的时候没的戏份，但是现在电影最多才30分钟。”
“那就让她去救落水儿童，去山里支教遇上泥石流，去一时意气地路见不平地反抗劫匪。”
“可我们的主题不是这个方向。”
“那就在中场的时候就告诉观众，这个女主角只是活在男主角回忆里的幻影！是男主角不相信她死掉的真相才拼命用回忆来拼凑伪装现实！”我愤恨地把面前的电脑关掉，激起的震动让茶水都荡起了波纹。
对面苏玲瘦弱的肩膀可能因为害怕略微地颤抖着，然后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走上前拿纸巾把桌面上的水迹擦干净，凌乱的书籍也被她摞整齐。接下来的时间她就这么沉默地收拾着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末尾时倒掉了已经凉却我们却一口没喝的茶水。
最后要离开的她站在工作室的门口，午后投进门缝的阳光把她的背影压榨得稀薄，她背对着我说：“导演，你干脆也学着男主角，就当作白晴姐已经死掉了，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吧。”
某个坟墓般死寂的夜晚，我努力用理智而不是用任何酒精或者烟草来平息自己暴躁的神经。静下心来思索后，其实我看似一团糟的生活也不过只横生出两个挑战：一个是电影里的女主角提前退场了留下一部残片。另一个是我生活的女主人公忽然离开了让我变得无所适从。这两个变故无异于一条我走了十几年的小路前面忽然竖起了“此路不通”的牌子，我痛苦的根源是因为我把这一切赋予了太多情感上的意义，其实一切都可以很简单，只要我愿意去尝试，能通向远方的路肯定不只有一条，只要我能战胜习惯和依赖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让苏玲过来和她商量剧本的事情。既然女主角不能在才一半的剧情上就莫名其妙地死掉，那么我只能转移观众的视线，让他们把目光集中到这个爱绘画的少年身上因为这临时的变故和剧情需要，很遗憾这个有深水恐惧症的男孩只能变成一个瞎子。只要他瞎了事情就好办了，他瞎了就看不见女主角了，管他是怎么瞎的电车事故先天性疾病爆发或者是受了刺激自作自受自戳双眼都好，只要他瞎了，那么他以后的人生就会一片漆黑，那么回到遥远的北国之后等待没看过雪的南国女孩来看雪的他，就算等来的是女孩的妹妹、姐姐或者是女孩的邻居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反正他的世界已经暗无天日，上天能派遣一个女孩来看他已经是仁至义尽，至于这个女孩是谁有什么重要的呢？
“那原来的女孩呢？她去了哪里？因为一场海啸意外身亡了？”苏玲紧锁着眉目翻看我改写的剧本。
“不能。你怎么不说她因为太闲跑去喂鲨鱼了。不能死。我不是和你说过第一次想到的剧情是最俗套的剧情，所以一定要否定的吗？你以为你能想到的观众想不到？”
“那女孩活着为什么不来赴约？”
“女孩根本不爱男孩。全都是男孩在自作多情。男孩走后女孩就忘了她，他只不过是万千路过海边的少年中的一个，是女孩逢场作戏的一个对象。其实这个前半部分的女主角根本就是个勾三搭四的婊子，倒是她妹妹还心存一些善良，捡起了姐姐扔在地上男孩从北国寄来的信，然后因为心存怜悯才去看那个瞎子……”
“导演，我们这个是纯爱片，你这个设定有点……”
“别还我提什么纯爱！拿去喂狗！”
“可是你不能把自己生活里的负面情绪带到影片里来！就算让前半部分的女主角死掉，也不能这么彻底丑化颠覆她的形象。我知道你最近因为白晴姐的事心情很糟糕，可是你不能因为你的生命不顺了糟糕了就糟践电影里的角色，他们也有挣扎的空间，你不能这么独裁！”
这是苏玲在我的工作室实习两年来第一次这么正面地反抗我的剧本，她眼里布满的暗红血丝让她柔和的双眼变得异常倔强，她很清楚既然狠话已经说出就没有退让的必要，于是如雕塑般笔直地站在我面前。那一刻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时的坚决。
我有些疲惫地放下手里修改的剧本，说：“就按你说的，延续原来的风格。女主角为了救妹妹死在一场海啸里，就像男主角的哥哥为了救他死在十几年前的冬天。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更有可能惺惺相惜。”
其实苏玲说的没错，我不能把负面情绪强加给我的人物，然后推着剧情往前走，那样就算一部戏剧里有数十个角色，也不过是我一个人迫切的内心自白。我不是个理智的编剧，事实上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做过很多缺德的事情，比如我在现实生活里要是遭遇了不顺，无论是感情上的背叛，事业濒临低谷或是被所有无法预测的打击淋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心里那个隶属邪恶的人格就会让我把那些毁了我部分暂时性人生的人写进剧本。
既然他们伤害了我，那么在我的剧本里，他们以后的人生也就没什么指望了。最简单最仁慈的写法是写死。最漫长最能激起生活斗志的报复写法是让他们一步步意识到自己活在人间地狱里。我这种做法屡试不爽，甚至有次在和白晴激烈地争吵后我怀着怨恨给她安排了一个无比悲剧的角色。
被人抛弃，丢了孩子，滚回老家，这些剧情我都很绝地用在了这个我最爱的女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