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战前宁静的夜晚，夜深的时候，风儿从木窗户上钻进来，吹的人心里冷飕飕的。
一盏马灯，放在放桌上。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谭政、蔡中五人围着桌子团团而坐。风儿吹进来的时候，马灯的里的灯芯子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把四个人的脸色都笼罩在了灯影里。
蔡中刚一说完，谭政就反驳道：“蔡主任，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只是说了同志们的意见么，对还是不对，我们再研究。你怎么张嘴就说是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呢？这不是对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么？”
刘一民算是服气这些老革命了，一张口火药味都十足。他心里知道，蔡中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愿意任何人说他一个“不”字，言语之间自然是火气十足。这谭政在我军历史上是仅次于罗荣桓的政工专家，怎么说话也是这么冲呢？战争年代啊，还真的是有意思。
就见蔡中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吼道：“说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都是轻的，往重里说，这是标标准准的搞破坏，和蒋介石的污蔑、小鬼子的污蔑如出一辙。我告诉你，谁要想在教导师里兴风作浪，往司令员身上泼污水，我蔡中第一个不答应！”
谭政也恼了，也是把桌子一拍，呼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是党的军队，不是你蔡中的军队！党的制度必须坚持，耍军阀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罗荣桓生气了，喝道：“老谭、老蔡，你们这是干什么？是讨论问题还是骂娘吵仗？大战在即，两个指挥部即将分别，这一别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有多少大事需要讨论，你们却在这里顶牛干仗！岂有此理！”
蔡中和谭政两个都气哼哼地坐了下来。
罗荣桓转向刘一民：“司令员，你说吧。还有什么事情交待的抓紧时间说，一会儿还要和参谋长一起研究内线作战计划。你得把我们预设作战计划敲定后才能走。”
刘一民摆摆手，说道：“不急，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事情都是要摆到桌面上说的，理不辨不明么！谭副政委，你还有其它意见没有？”
谭政说道：“司令员，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我的意见，是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我那里，我不得不向你汇报。”
刘一民点点头，然后又询问到：“还有别的意见没有？”
谭政摇摇头，坐在那里不说话。
曾中生生怕刘一民再和谭政两个对上了，忙说：“司令员、政委，趁这个机会，让钱壮飞来把近日的敌情报告一下吧？”
刘一民还是说不急，然后对谭政说道：“谭副政委，有些事情你不是很清楚。蔡主任把大部分情况都给你说了，我解释一下地方政权和部队中有地主子弟问题。山东啊，比不得陕西。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家境富裕的人家也相对比较多。抗战爆发后，山东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地主子弟都起来抗日，有参加我军的，也有参加****的。倒是很多地痞无赖那样的流氓无产者反而当了汉奸。这个情况同志们都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起来抗日。地主子弟也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青年，日军侵略中国，可不光光是打穷人，富人也在劫难逃。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应该团结的。象临、费、峄、郯四边联办事处的万春圃同志，不但把家里的粮食武器都捐了出来，而且还把自己拉起的队伍交给了我们，全家人参加抗战。这样的同志不能简单地以地主子弟来称呼、来划线，而应该树立为抗战模范。这里面就牵涉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红大、抗大经常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们看什么问题都要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看，不能教条，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谭政习惯性地拿着笔和本在记，刘一民看不清他的脸色，又说道：“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思想斗争问题。你说的很对，工作忙不是理由。这里面啊，有个认识问题。在我看来，光靠思想斗争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还容易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肃反、肃托之类的内斗，搞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你斗我、我斗你，人人自危。这样的悲剧太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斗就是苏联前年和去年搞的大清洗，我们从日军那里缴获过一份情报，上面说斯大林搞大清洗，把五个元帅杀了三个，海空军司令全部被杀。还说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个委员，斯大林杀了九个，只有六个幸免。这幸免的六个人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外，剩下的四个人都是提前去世的。也就是说，斯大林通过思想斗争把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全部干掉完了。日军也是由此判断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受削弱，才敢于不断地以师团规模的部队挑战那么庞大的苏联的。”
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情报在哪里？会不会是日军伪造的？”
刘一民看了看谭政，掏出烟来，吸了一口，有点伤感地说：“我也希望是日军伪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报在钱壮飞那里，你想看，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但这是高度机密，不得扩散。其实，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张国焘、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叫残酷斗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原则性强，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需要再学习研究。”
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
刘一民猛吸几口，把烟头扔掉，说道：“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靠什么呢？靠制度、靠监督制约。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愈战愈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个人都职责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体现。不光是山东局，每个党小组都要开。”
说到这里，刘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会儿，问谭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
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回答到：“应该都是。”
刘一民愤愤地说道：“王明、康生没回来前，红军大学、抗大重要的一课就是讲实事求是。自从这两个人回来把持了中央党校后，讲的尽是些马列主义大道理，反而不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样下去，必然会让人思想产生混乱。肃托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我要是不带兵上前线，还留在西安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肃托问题。这康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见刘一民把康生都骂上了，罗荣桓咳嗽了一下，提醒说不要涉及不在场的同志。
刘一民不说话了，又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说道：“至于同志们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不象同志们想的那样，但也确实是处理的不好。我们几个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你们年龄也比我大，经历的事情也比我多。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能说自己多么无辜、多么纯洁，但我绝不是放纵自己的人。到现在我都在后悔，晶晶对我那么痴情，我对她却一直不理不睬。要是她死之前我能对她说句暖心的话，或者是拥抱她一下、拉拉她的手，估计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让我那么难过。唉，谁让我是八路军呢？没办法，纪律在那里放着，我也不能违犯。至于说我让唐星樱母子随我行动，这一点我承认，是有私心，担心她们的安全。闹革命么，总不能革命来革命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吧？看不见儿子，我睡觉不甜、吃饭不香。我可以掏心窝子告诉大家，唐星樱本来是不会和我离婚的，就是因为怕同志们说三道四，为了保护我才毅然决然地和我离婚。这是活生生的人间惨剧啊！现在，唐星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苏联，万一她不回来，我们这辈子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倪华呢，又拖着身孕在美国奔忙。马上就要生了，还不能回来，我们还能不能再见，谁也说不清。个别同志不理解我心里的痛苦，不了解事实真相，说三道四、播弄是非，揪住一点不放，反复说。私下里说说也就算了，还拿到报纸上去说。蔡主任说的对，这和小鬼子、国民党特务对我的污蔑有什么区别？还美其名曰思想斗争，实际上就是拿着我们一家人的痛苦逗笑话、哗众取宠。这种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看看我们的军工设备，看看我们的医疗设备，再看看戴维他们为我们训练的飞行大队，哪一点能离了倪华的贡献？老百姓常说说话办事凭良心，那些恶心我的同志有点良心好不好！”
罗荣桓看刘一民激动了，赶紧提醒说：“师长，不要跑题！”
刘一民一挥手：“你不要管！你身为政委、坐镇师部，搞来搞去，却搞出了这么多的是非。这是你失职！你到战斗部队去看看，流血牺牲的战士们谁会扯这些闲蛋，不都是师部机关、山东局机关、山东抗日民主参政会机关的个别同志闲的发慌在嚼舌头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漏洞还很多！就是倪华和唐星樱的事，也怪你和老蔡。当初要不是你们左一个纪律、右一个立场，我和倪华早就结婚了，也不会有后来的是是非非。别的根据地的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不了解，在报纸上胡说八道，我们山东根据地有这么多报纸，也不见有一家出来反驳，任由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还整天说思想斗争呢，最需要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却无视事实真相，装聋作哑，一声不吭！能对得起自己的战友么？象上次我回西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康生对我发难，那架势摆明了是想将我置之死地。要不是陈云同志、张闻天同志和贺老总仗义执言，我都成批判对象了，一个不慎就会被他们关起来审查。唐星樱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消息后怕他们以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为借口对我下毒手，直接给中央发报和我离婚的。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我在前线九死一生保护着他们，他们却躲在后方天天琢磨怎么收拾我。这种人心底阴暗，手段毒辣，该做思想斗争的是他们，不是我！”
罗荣桓也不说话了，看都不看刘一民一眼，等着他把毒气出完。
刘一民又转向谭政说道：“谭副政委，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也不爱听。谁要是看不惯、不谅解，就回总部报到，请总部另行分配工作！你把我今天晚上讲的话原封不动的报告中央，让中央看看。如果中央也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判言之有理，我给八路军抹黑了，我辞职，不当这个司令员了。如果中央认为那些批判是错误的，就请中央予以制止。共产党也得讲道理，省点纸张多印点教材或者宣传标语比这强的多。也奇怪了，国民党的报纸说我是军阀，日本鬼子的报纸电台也说我是军阀，我们的同志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映射我是军阀。弄来弄去，我里外不是人。我不干了行不行？让你们干，行不行？我就是当个游击队员，也照样打鬼子！”
刘一民等于是发飙了，连罗荣桓带谭政一起批评了，而且说的很不客气，连辞职的话都说了出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
好好的一场聚会，让谭政一上来说的“司令员，你要注意啦”和提的几点意见给彻底搅合了。
赵小曼就在隔壁值班，听见刘一民声音越来越大，慌忙进来倒水。倒完水，轻声说道：“请首长们喝水。参谋处的同志们都在候着呢，等候研究作战计划呢！”
刘一民也确实是在借题发挥，把自己的郁闷全部发泄了出来。只不过他冲着谭政和罗荣桓发火没道理。罗荣桓不用说了，谭政也是好心好意地把收集到的意见向司令员、政委汇报，只不过刚开始时说话的语气不对而已。
赵小曼说完出去后，刘一民也不再发火了，坐在凳子上抽烟，一连抽了三根，这才说道：“刚才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让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气的了。政委、谭副政委，对不起了。老谭收集的同志们的意见，回头我们再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对待。不过说实话，由于军事斗争任务过于繁重，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抓的不够好。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教育大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象当年鄂豫皖肃反扩大化一样，张国焘架着机枪杀人，有点很忠诚的同志被杀前还认为张主席英明无比，自己可能真的有罪。这多么可悲啊！”
曾中生接话到：“张国焘专杀自己人。什么肃反，纯粹就是杀和他意见不同的人。”
刘一民见罗荣桓和谭政还是不说话，就又说道：“政委，老谭，我也是发发火，出出怨气，并不是想批评谁。老谭来的晚，我和政委、参谋长、蔡主任在一起时间长，彼此说话不藏着掖着，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心里不藏事。吵就吵，吵完了也就算了。反正鬼子还得打，工作还得干。我比你们年轻，说错了，谁都不要往心里去。说对了，都赶紧改就是了。中央让我们几个挑山东军区的担子，小鬼子又紧盯着我们不放，蒋介石给我们使绊子，个别同志不了解情况就指手画脚，我心里确实憋屈的很，不冲你们发发火，我都要憋死了。话又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吵一吵，发泄发泄，也能释放一下压力。先说好啊，要是这一次我不幸战死了，你们谁都不准记我的仇，谁记仇就不是好战友。”
罗荣桓马上就瞪着眼睛吼道：“你胡说什么呢？再敢胡说，信不信我揍你！”
刘一民嘿嘿一笑：“我要是不说点狠话，你老是板着个脸坐在那里，这会开不成么！”
谭政诚恳地说道：“司令员、政委，是我不对，开始说话有点盛气凌人，惹恼了老蔡，也惹恼了司令员。我做检讨！”
蔡中也不恼了，说道：“老谭，都怪你来得晚，和我们几个不熟悉。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没意见也可以开玩笑逗乐子。你刚才一张嘴就说‘司令员，你要注意啦’，这就不对么，象是保卫部的人在居高临下的审犯人么。我不和你吵还行啊？算了，还是抓紧研究作战计划吧！”
几个人这才安静下来，让作战处的几个处长过来，开始就着地图研究作战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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