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前的密谋事件失败之后，刘昉便时常走动于梁士彦与宇文忻府上。这两个人都是北周名将，立有不朽的军功，文帝篡周建隋后，他们对新政权抱有犹豫心态，尤其是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中，他们虽隶属韦孝宽元帅管辖，但却接受尉迟迥的拉拢，徘徊于杨、尉迟之间，只是在得到文帝更高利益保证后，才全力进击尉迟军。在这些事件上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小人与小人一定是臭味相投，也就是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时梁士彦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有位年轻貌美的娇妻，刘昉常造访梁府，当时这个女子难耐府中寂寞，便与刘昉勾搭成奸，有了这层关系，这个女子也理所当然地常在梁士彦枕边吹嘘刘昉好话。于是，就这样刘昉、梁士彦及宇文忻三人便结成了联盟，企图夺取隋杨政权。
宇文忻曾经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为此他们还研究了好几套方案，正在暗自得意，以为行事隐秘，大业可成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隔墙有耳，梁士彦的外甥竟无意中听到了这一阴谋，心惊胆战之余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文帝。隋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之余更是气愤万分，本以为念其首推之功留下条性命给他，不料刘昉竟是蛇蝎心肠，只怪自己妇人之仁，放虎归山，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留此祸根了，于是隋文帝开始着手除掉刘昉以绝后患。
但是，口说无凭，必须拿到证据，于是文帝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故意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还施了一招“欲擒故纵”的计策。他先是故意任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接下来趁他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私下派人秘密调查其证据，当证据收集得差不多的时候，借为梁士彦饯行的机会，召百官上朝，当着众官之面，列举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的罪状，并出示人证、物证。
当时在大堂之上，百官都在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就是三人巧舌如簧，百般狡辩，也难辞其咎。见事已败露，三个人只好俯首认罪，于是文帝立即判他们及其党羽死罪，妻妾家产充公，一场在开皇之初尚未上演的“谋逆”事件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很快地被扼杀了。
而刘昉“谋逆事件”的发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隋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他想走的是一条与北周政权迥然不同的新路子，任何阻碍新政府改革道路的绊脚石、拦路虎其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锒铛入狱。刘昉一案使文帝对那些无才无德，仅以谄媚行事的奸佞小人势力予以打击，杀鸡儆猴，小菜一碟而已。但是，事件的背后，却令隋文帝非常痛心，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栽培和提拔的大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推翻自己苦苦建立的隋朝，而且在建国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他为此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赵绰受青睐
隋朝初年，隋文帝改革制度，整顿吏治，对一些贪官污吏给予严厉的处罚，对一些为官清廉的人给予奖励。不仅如此，他还对一些屡次顶撞自己的大臣眷顾有加，赵绰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绰，隋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大约生于539到542年之间。隋文帝杨坚代周，听说赵绰清正刚直，而且宽厚仁慈，就任命他为大理丞，后任大理少卿。当时，朝廷立法严酷、法外用刑，法的规范性、权威性很低。到隋文帝晚年，更是任意决断，视法律为儿戏，还下诏各执法部门，凡属官办事轻法律重亲情者，都可以在法律规范以外斟酌决断。于是，很快形成了以严酷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的官场风气，法律几乎成了一纸空文。面对上下一片破法之声，赵绰不顾身家性命，不计个人恩怨，惟法是瞻，树立了一代风范。史称赵绰执法平允，与唐臣戴胄齐名。
有一年，陈朝遗将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按照当时的法律，萧摩诃应当受连坐之罪。由于萧摩诃是陈朝投降的主要将领，为了安定军心，文帝想宽容他，就说：“萧世略不到20岁，年幼无知，能干什么？因他是名将之子，被人利用逼迫罢了。”就要赦免萧摩诃。赵绰据法当仁不让，坚持不能免罪，态度相当坚决，文帝也无可奈何，就想等赵绰退朝后再赦免萧摩诃，于是叫赵绰回去吃饭。赵绰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非要有个结局，就说：“案件没有解决，我不敢退朝。”文帝只好以请求的口气对赵绰说：“您给朕一个面子，特别赦免萧摩诃好不好？”赵绰知道了文帝内心的想法，也就没再说什么，让手下人放了萧摩诃，默默离开了。
据《隋书·赵绰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流行着一种习俗：认为绛色是吉祥的象征，凡穿绛色裤子的人就能够官运亨通。刑部侍郎辛亶也让妻子做了这么一条，自己穿着上朝，隋文帝认为这是在搞巫蛊。汉武帝的时候，因为巫蛊事件，宫中受连累而死的人非常多，连太子也不能幸免于难。所以隋文帝给辛亶事件的定性非常严重，要把辛亶处死，赵绰接到案子，认真进行了审理。他认为辛亶穿绛色的裤子，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害人的意图，并且也没有造成害人的后果。按照法律规定，违背服制只能处以杖刑，不应当处死刑。因此，他上奏说：
“按照法律的规定，辛亶违背朝廷服制应当处以杖刑，而不应当处死刑，我不能按照您的命令处死辛亶。”隋文帝火冒三丈，对赵绰说：“你爱惜辛亶的性命，不肯处死他，难道就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怕我处死你吗？”于是命人先杀掉赵绰。赵绰正色凛然，坚持己见，铮铮有骨地说：“陛下您可以杀死我，但依据法律也不得杀辛亶。”说着就解开衣服，准备应斩，神色不变。到了处斩之时，文帝派人对赵绰说：“怎么样？”赵绰仍坚定回话：“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文帝思虑再三，还是放了他，第二天，又向赵绰道歉，深知其耿耿忠心。
赵绰有个助手名叫来旷，听说隋文帝对赵绰不满意，以为有机可乘，就私自上了一道奏章，诬告赵绰徇私舞弊。隋文帝虽然嫌赵绰办事不顺他的心，但是对来旷的上告，却有点怀疑。他派亲信官员去调查，结果，都反映赵绰是依据法律，办事公正，不徇私情；而来旷却往往不守法度。文帝大怒，命人把来旷斩首。隋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办，认为这一回来旷诬告的是赵绰自己，赵绰不会不同意。哪儿知道赵绰还是说：“来旷有罪，但是不该判斩。”隋文帝很不高兴，袖子一甩，就退朝往内宫去了。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隋文帝问赵绰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隋文帝听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旁边独孤皇后在座，也很赏识赵绰的正直，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隋文帝也同意赦免来旷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还有一次，有人非法造钱，这种钱比官府铸造的要轻，被称为“恶钱”，混在市面上流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恰好有两个人在市场上以恶钱兑换好钱时被官员抓获。隋文帝非常痛恨这种人，命令将二人统统斩首。赵绰又一次据法力谏说：“这两个人应责以杖刑，杀死他们有悖于法律。”文帝生气地说：“这不关你的事。”执意要杀，赵绰就是不让，说：“既然陛下认为我不愚蠢，让我在大理寺负责执法工作，现在陛下要乱杀人，怎么说不关我的事呢？我认为这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文帝不以为然，暗示赵绰不要阻拦他，说：“摇大树，摇不动，就该自己放弃。你不胜任这份工作就自动辞职好了。”赵绰当仁不让：“我企望能感动皇天之心，何止摇动一根大树呢？”文帝仍没有取消杀人的念头，又说：“喝汤，汤热就要放下来，你难道还要毁天子之威吗？”但赵绰不仅没退让、妥协，反而前进几步，文帝不理睬，拂袖进入内室，直至有人劝谏，文帝才放弃他的想法。
隋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盗贼屡禁不止，于是隋文帝打算加重惩罚的力度。赵绰知道这件事后，进谏说：“陛下行尧、舜之道，应该多存宽厚。法律是让天下百姓相信朝廷的东西。如果经常变更就会失信于民。”隋文帝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很高兴地接纳了他的意见，并鼓励赵绰说：“你以后有什么意见，要如实地对我说。”赵绰也不负隋文帝所托，总是勇于进谏。
文帝对赵绰始终眷顾有加，还常常对他说：“为了爱卿，朕什么都舍得，但是爱卿的骨相不是富贵长久的命呀！”果真如文帝所言，赵绰63岁就死了，赵绰死后，文帝痛哭流涕，可见礼遇之厚。
名家回眸
鲁迅曾说：在权力与地位面前，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思索，都无法改变人们追逐权力和地位的野心，虽然人们没有为此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只是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是本身没想过。
手腕与阴谋（四）
李德林抑郁而死
在杨坚伐陈的过程中，李德林多次向杨坚进献灭陈的计谋。灭陈战役打响后，杨坚又经常派人向李德林询问计策，然后转交给晋王杨广。杨坚曾对李德林说：“等到平定南陈之后，朕将以七宝奖赏你，使原北齐故地之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统一江南之后，杨坚论功赏，准备加授李德林上柱国，爵位升为郡公，还要赏给他大批土地财物，连诏令都由晋王杨广代为宣布了。但是却有大臣对高颎说：“灭南陈是由皇上一手策划，晋王杨广和诸位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现在把功劳都归于李德林，诸位将领必定愤愤不平，您自己的功劳也被李德林掩盖了。而且，在后人看来，您不成了无所作为、白白随军一场的人了吗？”高颎于是力陈不应重赏李德林，杨坚无奈之下，收回了对李德林的赏赐。
李德林跟随杨坚多年却未得到升迁，心中早就不满，这次自己献计献策助灭陈国，立下大功却得不到丝毫赏赐，于是心中更加不满。
李德林功在杨家，功在社稷，功在天下，按理当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获得尊荣。可令他遗憾的是，他非但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却多次遭到了隋文帝的谴责和冷落。
隋文帝黄袍加身后，欲尽诛北周宇文氏宗室，以绝后患，李德林数次上言反对，以为不可，激得隋文帝发怒说：“你是读书人，不懂怎样处理这种事！”
还有一件事，也让杨坚非常恼火。早在北周大象三年（581年）的时候，杨坚为了表达对李德林的感谢，把反对自己的王谦的宅园赐给李德林，后又因故改赐给另一大臣崔谦。当时，杨坚让李德林自己另挑一处宅院，于是李德林就选择了反叛者高阿那肱的一片房舍作为自己的宅园。到了开皇九年（589年）时，李德林的政敌苏威诬陷李德林，对杨坚说：“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靠谄媚得宠，强夺百姓土地财物，营造旅店出租。而李德林却欺瞒皇上，说是他自己出钱买的。”苏威的党羽也添油加醋说：“这座房舍的利润，等于食一千户的收入，应该计算日期，向李德林追缴赃款。”杨坚不听申辩，责怪李德林贪赃枉法。虽然李德林据理力辩，但杨坚此时正宠信苏威，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武断地下令收回房舍。从此以后，杨坚更加疏远李德林了。
不仅杨坚疏远了李德林，李德林与另一重臣苏威还存在矛盾。平陈之后，苏威建议在陈的土地上，每五百家为一个乡，设一个乡正，处理民间诉讼，加强对江南的统治。杨坚觉得不错，但是李德林却反对，李德林认为当初改革行政是不让乡官理事，现在让他们处理本乡诉讼，是一种倒退，容易造成司法不公。为此，杨坚咨询高颎的意见，高颎支持苏威，于是杨坚设立了乡与乡正，一年后，杨坚派大臣虞庆则寻访民情，虞庆则回来汇报说：“乡正全权处理民间诉讼纠纷，往往按照自己的爱憎，袒护同党，徇私枉法，贿赂公行，对黎民百姓有害无益。”杨坚只好裁撤。李德林又上书反对，说这事我本来就认为不可行，只是刚设置不久，复又废除，如此政令不一，朝成暮毁，完全违背了帝王制定法律制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请求陛下明令宣布，自今以后，百官群臣对于已确定的律令制度胆敢动辄随意更改的，即以军法从事。不这样做，以后还会出现朝令夕改之事，纷纷扰扰，没有完结。文帝听后勃然大怒，大声骂道：“你这是想把我当成王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