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允诺
铭记着生命的执著
为未来担当
为时代塑型
看天空星光闪烁
十几年前在读人文学者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时，就被他的深刻所震撼。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论述“爱感”的吧。
刘小枫指出：“爱感就是自我牺牲的意向，是无条件的惠予，是对每一个相遇生命的倾身倾心。爱感的自我牺牲的意向意味着，生命的意义不在自然生命本身，而在更高的价值生命形态中。”这里对“爱感”的论述，虽然带有基督教义的成分，但今天读来，能促使我们对爱这种意识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老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不是正需要这种“爱感”吗？不正需要这种对相遇学生的倾身倾心的“无条件”的惠予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受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浸润，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传统，那就是关心民瘼，有历史的担当意识，而这些又是和对自然、对人类的大爱紧紧相联系的。作家冯骥才说过，责任意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这种以良知做底蕴的责任担当，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教育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事业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非常需要这种精神的。学者肖川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日益成为一个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实践领域。教育的先导性意味着教育日益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力量，全局性意味着教育与社会的各个系统和部门之间甚至于与千家万户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的关联，而基础性意味着教育是社会各项事业存续和发展的前提与必要条件。”推动教育的发展要靠教师，推动一所学校的发展同样要靠教师，教师是决定学校发展的关键力量。而教师的发展又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更要靠学科建设的推动。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倾心而为，这同样需要学科教研组群体的责任心。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即责任感的问题。为了把责任感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虑，我们首先对知识分子有关问题加以阐述。
因为我们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是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老师是知识分子吗？而责任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教师责任的思考：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由于社会处在一种大转型的时期，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意识，改变着人们固有的观念，社会经济发展强大的消解力，使各自的角色意识逐渐淡化，再加上有些知识分子自身的角色意识淡薄，有的混同一般人员，不讲究自身的提升和生命修炼，所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有些混乱。在我们的印象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高雅、神圣的。他不仅仅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要有较强的创造意识，对社会的批判意识，而最重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感。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中，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感受到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感受到知识分子不息的生命追求；我们从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感受到知识分子那种经天纬地的宇宙情怀；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感受到知识分子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从陈寅恪“拆下肋骨做火把”中，感受到知识分子为人类的光明而甘愿献身的豪情等等。正因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优秀的品质和人格修养，才使我们一般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即有知识的人，但是就一般来讲，我们感到这样的定义似乎又非常的笼统，因为是否有知识很难鉴定，比如小学毕业是不是有知识，没有上过大学是不是有知识，这算不算知识分子。知识不应作为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的标准，知识分子应该有崇高的特质，应该有他除了知识以外更重要的东西。
学者郑也夫在他的《知识分子研究》中给知识分子下了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他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合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现今的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这个定义同样强调的是有知识和受过什么样的教育，这是从学习的历程上来说的。确实教育的历程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基础，如果把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人称作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客观的、无可争议的定义，那这个群体应是庞大的。从这一点来说，依据国家对学校任教学历的要求，中学及中学以上和小学中具有大专、大学同等学力的老师都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具体到我们现在的认知中知识分子应有更崇高的东西在里面，而我们许许多多所谓具有大专、大学学历的人，又实在不具备这种特质。如果以学历为标准，那么“有学历”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的老师、官员与杨振宁、季羡林相比显然是不同的，但他们之间往往具备相同的特质。比如丰富的想象力、较强的创造意识和能力等，这应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特征。具有这样的特质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工作，也不管其地位多高，他们往往在某一行业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或者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我们说这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当然也有一些人，同样具有较高的学历，但由于不具备优秀人才的素质，往往在某些行业默默无闻、碌碌终生。我们这是从贡献方面来说的，按我们传统文化以“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来衡量，就是说这些人只是立功者。
但有的时候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同样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在我们的周围，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还是读书人”，读书人虽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一定是读书人。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一般认为“读书人”不应这样，他（她）应有更得体的言行，应该有最优秀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人们的意识里，还应是美好道德的化身，是优秀道德的一种活的符号。
在我们这样一个崇仰知识的国度里，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包括对读书人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认为他们应是完美的，是既能为国家建功立业、在某一领域能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的人，更应是道德的楷模。同样在我们的教师中，由于工作比较繁琐，不少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应付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个别辅导上，大多数老师就很少注意到学识的提升和人格的修炼了，甚至很少有“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识。此时，我们势必放松对自己知识结构调整、充实的要求，放弃了对真正知识分子的俯仰、追趋，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进取和批判，放弃了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其行为、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注意到，对“教师与知识分子”这个命题的讨论不时见诸报纸杂志，其原因是不少有识之士感到当今我们教师在精神、信仰上的沉沦。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良心应该是同义语。而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附于官僚、依附于某些“规则”才能生存，比如没有哪位老师能够逃脱“应试教育”的魔咒。而我们骨子里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维护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不因外部依附而失去独立人格的理想也往往被现实所粉碎。我们说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唤醒和灵性的启迪，教育的责任是引导民众追寻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我们应是教育责任的担当者，教育理想的实现者，教育新境界的创造者。但是我们多少人还有这种意识，多少人还有这种担当？比如我们教师中以考试为中心来组织教学，甚至在考试中还暗示学生作弊等等，这些都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教师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所为。
作为教师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强烈的事业追求，确切地说，我们只会是一种仅有学历而无德才的知识分子的空壳。因此作为教师知识分子，有无强烈的责任意识是衡量我们最核心的试金石。
二、知识分子的分类及典型特征
知识分子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往往会从直观和表面的现象出发，对知识人做两级分类即好的和不好的，但是，有时权威的分类正和这种直观的相反。著名社会活动家莫顿是最早对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划分的学者之一。他说：“我们可以便利地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两大类型：那些官僚组织中行使顾问或技术功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不捆绑在任何官僚组织上的知识分子。”他的分类说白了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划分以是不是官员为核心，即官员知识分子和非官员知识分子。而我们不少人把官员不当做知识分子，其原因是认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是必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必须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在他们看来，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事务，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是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是有关系的。因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从这一点上人们自然就把官员排斥在知识分子之外。另外，因为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人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我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一种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相信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最终不会再作为一个政策对象而出现，知识分子随着他的创造和独立，不再需要成为社会关心的对象，不再会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说法，而成为一个和社会大众平等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以学历的高低来界定知识分子，应是一个常态和较少争议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知识分子的群体应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就更有分类的必要。
笔者基本同意郑也夫的分类，他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是非文化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大学学历，但不从事文化（包括科技）工作，而是在机关部门从事管理和事务性的工作。这一类知识分子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官员，即人们认为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类。第二是传授与应用型知识分子。
很明显我们教育工作者正属于这一类，当然也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临床医生等。第三是创造性知识分子，包括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第四是批判型知识分子。
这种划分看起来有其片面性，我们老师难道就不能创新、创造吗？一个官员也不需要创造吗？显然不是，这种划分只是表示不同的职业角色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与知识文化发生关系。知识分子的分类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见仁见智的特点，它也永远不会有更统一的标准。
“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就明确地告诉学生“士”是读书人。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可见“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我国古代历史上，秦汉以来，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即读书人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在一般人的眼里，“士”是“读书明理”的人。这和我们当下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是合拍的。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就以“道”的化身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三大学派——儒、释、道——尽管各自“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归属。而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近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它的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的概念所指，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不管是古代的所谓“士”，还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管它的分类如何的复杂，但凡知识分子都具有以下这些典型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