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站在三十二楼的阳台上，俯视火车站北面的车水马龙。我刚写完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把周仁溢写进去不少，但初稿始终没给他看。写稿的极度紧张，常使我像神经病一样目光呆滞。尤其是那天的稿子，写到结尾的时候，仿佛长跑运动员到了最后的冲刺，我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依然是强弩之末的无力和疲惫。
我给周仁溢发短信，告诉他稿子写完了。周仁溢叫我赶紧下楼，他要领我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我习惯套一件碎花筒裙，里面没有胸衣和底裤，有时候就这样下楼，不管人家看不看得出来。坐上周仁溢的车子，才发觉身上这件筒裙颜色很浅，连自己都看得清衣服里面的黑乳头。我要上去换衣服，或者至少把底裤和胸衣都穿上，可周仁溢却劝我别费那个事。他说天快黑了，又是到乡下去，不必穿戴成淑女样子。
那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周仁溢的车到外地去。车子走江阴大桥过江，原来苏北离我们这么近。以前我对苏北的印象，全是从我的爷爷嘴里得到的。他说苏北穷啊，苏北人大街上拉黄包车的多，澡堂子里敲背扦脚的多，拖儿带女地唱莲花落挨门挨户要饭的多，这长久误导我一碰到讲苏北话的，就想掏钱包接济人家。所以我怎么也没想到，苏北的芦苇、水杉、稻田、河流，都漂亮得了不得，可谓美不胜收。拍风景照只须避开电线杆，就能拍出好照片。
周仁溢在苏北当知青的时候才十五岁，那是四十年前的邈远往事。他把车子停在一个打谷场上，前面是他住过十年的那个小村子。下车后他挎着一个包包，挽着我的胳膊，迎着皎洁的月亮，由北而南穿过村子朝村外走。那村子里是老人多且老房子多。那些老人在老房子里头看不清周仁溢的面孔，跑出来看我们的都是小孩子不认识周仁溢，不然准有人喊出这个上海人的名字惊讶一番。我以为他要带我去某一家做客，把我当他的年轻妻子介绍给人家，甚至在人家屋里吃饭喝酒叙旧唠嗑住一宿，可他并未惊动村里人。
村北全是棉花地，远处有黑乎乎的防风林。小村的灯光越远，天上的星星越大。我第一次看到了茧火虫好不兴奋。那虫儿带着绿色的光点，飞翔在森林般的杂草间。后来就看到了好看的磷火，有两撮特别大，全是蓝绿色的，像两点烟火末子，但比烟火持久。起初我不知道那种亮光是磷火，以为是更大的萤火虫呢，扑过去要抓一个来，哪里知道那就是叫鬼火的鬼东西。
周仁溢带我往磷火方向走，我觉得他是要彻底满足我的好奇心。那儿是一片阴森森的柏树林，林子中有一个接一个的土堆儿，且个个都顶着海碗状的圆形泥块，仿佛是一顶顶小丑帽子。荒草几乎遮盖了那里的每一寸泥土，而刚才看到的那些磷火，现在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也看不到了。这时能看清楚的是那些土堆前的大小石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这里是一片埋死人的坟地。
村子已经很远了。我们已经走到林子里头。周仁溢仍挽着我的胳膊，带我朝林子深处走去。这里非常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而且没有路；刚才的小路，很快给走丢了。此刻周仁溢却胸有成竹，朝着他要去的那个方向走。
“怕不怕，治儿？”他拍了拍我的手背，叫我别紧张。
“假如你现在杀了我，公安局不容易查到你。”我也拍了拍他的手背，叫他别紧张。
“你怎么会想到我要杀你？”
“杀了我把我埋在这里你就可以把那个房子给另一个女孩住。”
“不愧是写小说的。”
我们走到荒草最深的地方停下来。周仁溢递给我一个袖珍电筒，叫我打亮光照着他。此刻他开始弯腰拔草，我站在一旁给蚊子咬。不是我不怕蚊子咬出蚊子块，不怕抓蚊子块抓出污血和疤痕，而是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只能隐忍不言。假如周仁溢真要对你下毒手，你很快就要失去你的生命了，给蚊子咬几个蚊子块又算啥？
后来是周仁溢也给蚊子咬到了，他从包包里取出一盒风油精递给我，叫我抹胳膊抹腿，让蚊子闻了难受。不久周围的荒草给拔得一干二净，露出一块兀立的石碑。这石碑上死者的名字能看得清楚，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我望着石碑后面那个不大的坟堆暗自推想，这个女人生前肯定跟周仁溢有瓜葛。
周仁溢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碗，取出一双筷；又取一个纸盒子，里面一半是鸡块，一半是南瓜饼。最后取出纸和打火机，细心给亡灵烧纸钱；一面烧，一面给我讲这个女人的事。他说这个女人的老公是洛阳地质队的，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死在郑州监狱里。老公坐牢后不久，她被遣返原籍，回老家种地。果然她生前待周仁溢不错，常给周仁溢好东西吃。今天是她的忌日，周仁溢每年都这个时候来；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不惊动村里人。灭了最后一粒火星，把烧纸的那块泥土踩了又踩，确信不会发生火灾后，周仁溢才再次挽起我的胳膊，带我走出这个阴森怕人的坟地。
回到车子里才觉得好享受。车子里头打了冷气，开了音乐，没了蚊子咬，没了虫子爬，我们一面喝苦艾酒一面吃叉烧，周仁溢不时跟我碰一碰高脚杯，谢谢我陪他来这里；以前就一个人来，没人照电筒，没人说话，格外寂寞孤独。他说你是作家，你应该了解这些事情。假如你不知道萤火虫和磷火有啥区别，你就不敢把它们写到你的小说里。我要周仁溢回去后详细给我讲这个女人的事。我说现在我要睡觉了，你用心开车，别把车子开到公路底下滚到河塘里。
周仁溢关了车内的小灯，替孙治盖了一件衣服，替她合上眼皮，仿佛怕她死不瞑目。孙治伸胳膊摸了摸他的脸，露出一对甜甜的笑靥。车子已经发动，孙治已经入睡。假如今晚把孙治除掉，把那个房子卖掉，现在房价又升上去不少，大概能还清欠人家的钱。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做？周仁溢一面开车一面想，左思右想，犹犹豫豫。以前他从没想过这种事情，若不是孙治自己这样讲，就不会有这种念头。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孙治在上海居住，几乎没人知道孙治跟他在一起；孙治的父亲母亲，也是只知道她的手机号码，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现在就把孙治掐死行不行？把她装到蛇皮袋里，再把千斤顶装进去，让蛇皮袋沉重起来，一起沉到芦苇荡里，沉到水底下。
你晓得南舍村西面有一片荒凉而辽阔的芦苇荡，最里面是人迹罕至的鸭子滩。你能够把蛇皮袋弄到那里去。你明白你会惊动那里的野鸭，但不会给村里人看到。前面小河里有一条船，你以前是撑船老手，你把车子停在前面的树林里，把蛇皮袋扛到那条船上，然后把船撑到芦苇荡里。那儿的复杂水路，至少去年还没变。从前日本人追新四军把摩托艇开进去没开出来，两个摩托艇都迷了路，最终都给新四军扔手榴弹炸沉了，当年你戴着潜水镜在水下看到了那个吸咐着几万个螺蛳的金属艇身。据说日本人最终是拿出生物武器来对付那个芦苇荡的。他们从日本运来一种繁殖性很强的龙虾，把这种龙虾全扔到芦苇荡里头，企图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可结果呢，这一带龙虾特别多，抓龙虾的多，烧龙虾的也多。如今南京人北京人所吃的龙虾，若溯流追源，其九宗七祖都是在那个芦苇荡里。而如今南舍村人出去打工的，到南京打工，到北京打工，全是烧龙虾的；屈指数来，无一例外。即使你撑船给人家看到，给村里人看到，给抓龙虾的看到，人家以为你也是抓龙虾的，不会多看你一眼。蛇皮袋车子里就有，捆袋子的塑料绳车子里也有。你只要把车子开到前面那个树林里，停了车拿手掐住孙治的脖子，掐到她伸腿断气，方便装到蛇皮袋里；用两个袋子装，一个袋子从头部往下套，一个袋从脚底往上套。那条船就在树林旁边，船篙就在船上，从这里撑船到芦苇荡里面，再到芦苇荡最里面的鸭子滩，最多半个钟头。
你明白你没脸跟孙治讲你没钱了。那个房子已经送给她，哪能变卦问她讨回来？你的麻烦事情是，现在你拿不出钱来还人家的钱。你从未失信于人，所以一向口碑不错，所以人家肯借钱给你，使你生意越做越大。你不是神仙，哪能想到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世界。以前十拿九稳的两笔出口生意，现在全黄了，不但赚不到钱，还将本钱全赔进去。
你来这里看柳若兰，每年都来，就这个日子来。你是十年前突然看到了白衣白裙的她，才明白不该将她遗忘。当时你在青岛谈一笔生意，有漂亮女孩陪你爬崂山。你跟那女孩在密林里宽衣解带，柳若兰就站在衣服跟前看你们颠鸾倒凤。你问她怎么来青岛的，穿旗袍不是更好看么，她说我现在哪有钱买衣服。于是你从那个女孩的身子里抽出你那个粗壮家伙，从她身上站起来，面对面朝柳若兰走去。你知道柳若兰一动未动，也知道你跟柳若兰的间距始终不足两米，可你怎么也挨不到她，拉不到她的手，亲不到她的脸。你走了好久好久，至少二十分钟，一直看得清她的脸，却挨不到她的丰腴身子。你回头看那个仍躺在草地上的女孩，发现那女孩已变成一滩乳白液体，只有眼睛、头发及阴毛是黑色的。你拿中指点了点她的脸，那液体黏稠得像拔丝山药一样，拉得出一根细长的白丝。你想知道这白丝到底能够拉多长，于是竖起中指，慢慢朝树林外面走。你走到石阶路上，走到山脚底下，发觉这根白丝不但像茧丝一般细长，也像钢丝一般坚韧，奇怪得不得了。后来就走到了中山路，走到了海边，走上栈桥，最后来到栈桥顶头。前面是海水了，没法再往前走。拨一拨这根像琴弦的白丝，响起两声高音阶的声音，知道还没断。
你住的酒店房间就看得见栈桥。这时你发现陪你来青岛的那个女孩，正裸身站在窗口看大海。她的皮肤很白，白得像牛奶。她说你刚才说梦话了，提到一个女人名字。这时你才明白，柳若兰托梦给你，要你给她烧些纸钱，看来她现在手头紧。于是自那以后，你就年年来她的坟前祭奠她。你总是在这个日子来，总是晚上来，蹑手蹑脚，烧了纸就走，不惊动村里人。
按理讲那件事原本能够避免，可惜当年你还年轻，没有知识，没有经验，给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假如那天中午你没去她家借苏联书，其书名叫《金蔷薇》；或者假如之后的那几个晚上，你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你屋里看《金蔷薇》，继续一笔一划地写你的斗地主小说，柳若兰就不会出事。
当时柳若兰的老公还没死，还在号子里给关着，关在郑州监狱里。夫妻间一年通三五封信，信里也不敢乱讲，也没啥好讲，只是彼此报个平安；也偶尔讲一讲身体情况，讲一讲饮食情况，讲一讲学习马列主义。那个人比窦娥还冤。他解放前读大学读的是测量，曾经给测量专家王之卓先生做过半年助手。因为他父亲是地主，大哥是国民党团长，二哥是伪乡长，三哥跑到台湾去了，家庭关系很复杂，入党、提干、加工资，都轮不到他。不过因为他在地质队里测量活干得好，再复杂的地形也拿得下来，再艰难的计算也算得出来，地质队少不了他。后来虽然也给打成了右派，戴了好几年右派帽子，日常生活受到严密监视，但由于他工作卖力，并经常解决疑难问题，一个对他颇有好感的队长就替他到上面活动一番，给他摘了右派帽子。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地质队的测量活不多了，其难度也大大降低，一个对他颇为反感的人当了队长，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轻易完成队上当年至少抓一个阶级敌人的政治任务。据说是有人向组织检举他，讲他把一个三角点的点位选在低洼处是破坏地质生产，直接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并复辟资本主义。
那时候，柳若兰是队上的化验员，一个懂测量的悄悄对她讲，出事的那个点在一道平梁上，比最高处只低了三五米，肉眼看不出来；即使队干部到实地去检查，也查不出来。
“为啥不把那个点选在最高处呢？”柳若兰问。
“因为最高处的通视情况反而不理想。”那人说，“站得高并非肯定看得远。”
“啥叫通视情况？”
“就是你在这个山上，我在那个山上，看你能不能看到我，看我能不能看到你。一个点往往要同时考虑周围好几个点的通视情况，最高的位置通常通视情况最好，但例外的情况也不少，比如某个点给某棵树或某个房子挡住，就看不到要看的地方。”
柳若兰也是大学里出来的大学生，人也聪明，人家对她讲的这些专业术语，一听就明白。于是请了两天事假，一个人先坐火车后坐长途车到济源那边的王屋山去，实地查看她丈夫被人检举的那个测量点。她带了她丈夫的罗盘和皮尺，爬上了那道高高的黄土梁。没想到上去了下不来，因为黄土疏松，坡度又陡，只要停一停，脚下的土就会往下滑，就摇摇欲倒要滚下去。
假如你没站稳，就会骨碌骨碌往下滚；从四百五十米的高坡上，滚到最深的沟底里。又找不到路，只晓得直上直下，结果一直往下走，就走到越来越陡的地方，越来越不敢下。后来才看到底下是一个深潭，你不会水，掉下去准给淹死。于是你转身往上走，打算回到梁上去，就蹲在先前看到的那棵老榆树底下过夜。可是，你的腿脚此刻已疲乏无力，往上走的时候，你也会停下来，脚下的土又在往下滑。你想平衡你的身体，可单靠你自己的力量，靠你对重心的技巧性移动，全无济于事。更可怕的是，你看到不远处有个动物，看不出它是狼是狗。而且天快黑了，山沟里天黑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