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都乐意接受这种安排。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到海丰是坐船去的,杨清良和朱静华一家,身上只有十块钱了。还不错,到了那边以后,给每家发了五十斤大米,屋里放了一瓶油,还放了些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了那里一看,房子是现成的呀,特别高兴,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加一小间,大间有二十七八平方米,一家人绰绰有余了。
到晚上,余加安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新房子,从房顶到墙面、地面,突然之间他自己笑开了。老婆李小女问他:“你笑什么?”他说:“怎么不笑?不管怎么讲,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当时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好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把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出来。
那时候劳动任务不重,空闲时间多了,大家又都有兴趣有精神需要,上边呢也希望他们都能安心,就经常搞一些舞会。不是这边有舞会,就是那边有舞会,舞会的场所虽说条件不是多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的团场连队,选择范围很小,不少人其实是凑合的。
人们晚上听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了,就往哪个大队去,当时把双喇叭的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结果问题暴露出来,有的夫妻没有共同语言了。在团场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整天就是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女的干不了,男的去干,合着过日子就够了。回到这边不一样了,业余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劳累和互助了,矛盾就凸显出来。
而且说起来年龄就三十几岁,正是还能够活动心眼儿,重新开始的时候。总之,有的人心就变了,还想着要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原来看上去稳定的家庭,陆续出现矛盾和冲突。
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符合“单顶”条件去盐城海丰农场的人暂时得到满足,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也享受不到的上海支边青年,需要面临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了无锡的一家小厂去做临时工。
聂崇良的表哥对他说:“我帮你联系好了,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吧,以后看看再说。”那阵子对不符合政策滞留在上海的返城者查得很厉害,不给户口,不给粮票。有的街道和单位,谁家里有这种私自回来的,父母不上班,要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再上班。看到这样的形势,聂崇良就跑出去了。
当时周敦福经常听到,有人在里弄口或楼上用高音喇叭喊,大意是:符合条件的到海丰去,不符合条件的回新疆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周敦福知道,最后有的人是自愿回去,有的人是遣送回去。而且小孩子要上学的,不给学上,什么都卡掉。他的孩子本来是在借读,为了叫他们回去,取消了借读资格。结果,周敦福再一次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直到1987年,他才又举家和不少人一起从新疆倒流回上海。
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史美云夫妇,是让许多人羡慕的。当安康通过顶替进入了母亲原先的工作单位,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母亲之前是在第一人民医院做营养师。安康顶替她进去以后,人家问他:“你有什么特长?”安康老实回答:“我没什么特长。”于是刚开始把他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还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又调去做电梯维修。
其实安康是有特长的,他自幼就有个学习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放弃了。到了返城以后的这个时候,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买一架钢琴吧,哪怕是借钱。买一部琴要五千六百块,他一个月工资五十三块,一百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今后自己的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确实,曾经有一位顶替父职的支边青年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天去单位报到,跟劳资科长见面,人家问他:“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修路,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来了,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我会木工!”结果就是这一项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的正式工作,到这个单位管家具。
70年代后期全面恢复高考,让“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了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但直到1980年底还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三十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虽然是团场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他当然听说高考这回事了,但是压根儿不让自己去想它。因为很自知,或者说自卑,他只是个初二才上了十三天的人,怎么可能想要去参加高考呢?去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比后来****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三五年,这三五年对他们来说,也正是使他们与恢复高考失之交臂的三五年。或者可以说,当初决策层给恢复高考划线的时候,就是以66届的高三为底线,根本没把他们划在其中。
鱼姗玲也是赶不上高考的末班车,原因是年龄的限制,1977年底恢复高考,年龄是限制到三十岁,她三十三岁,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而且她已经成家有小孩,又是工作和生存压力,又是家务压力,即便让她考也没有精力再复习了。
本来,1977年初步起草的恢复高考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而******早在这年5月24日,同王震等人的谈话中就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谈到知青的报考问题:“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于是在正式发布的1977年招生文件中,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的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显然,即使有了这些年龄幅度放宽的调整,1966年以前的支边青年,也已经基本上不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重又登上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80年代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盐城海丰农场的那些人带来了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进行劳务输出了。清洁工、医院勤杂工、饭馆洗碗工等等,一般都是等待他们这些人的岗位。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等待在江苏盐城,然后转战到上海远郊,再渗透到近郊,一步一步地逼近市区。如同是画了一条曲折的线,只是这回家的征途被拉得好长。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他是在1984年放出来的。之后他当过商店的采购员、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也是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了三年多的工人。后来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还给人家洗过鱼缸,在电缆厂干过,接下来是做看门的,看弄堂,到大楼里做保安。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一起从新疆返城的,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主要是装卸大电器和托运的行李,光着膀子扛行李,即使在冬天都是满身大汗。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的就是那三年,正是女儿念高中,需要花钱的时候。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这次不是坐车,而是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见了她开玩笑说:“顾幸运啊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就像棵向日葵,幸运的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认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在列车上,他们几个从新疆回来的人负责的车厢总是特别干净。他们会把厕所都冲洗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他们都是得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他们评价高,有的时候他对别的职工讲起来:“你们这些一直在上海的人不惜福,看看人家新疆回来的怎么干活的,你们是怎么干活的?”
顾幸运一看到那些还留在新疆,探家以后从上海返回去的人,会特别关照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这些乘客知道了这几个乘务员也是新疆支边回去的,很羡慕,笑着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运气真好!”他们往往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就在往返上海与新疆的这趟列车上,顾幸运还发现,他们曾经留下多少往日记忆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支边青年子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就要开始与自己的父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