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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三城格局的形成与消失
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帝命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陈诚在西出玉门关到达哈密后，曾赋诗一首，题为《哈密城》：
此地何由见此城？伊州哈密竟谁名？
荒村漠漠连天阔，众木欣欣向日荣。
此后，陈诚在《西域行程记》中又对哈密作了简单介绍：“哈密城在平川，周三四里，东北二门……”这里所指的城，实际上就是原有的回城，表明那时的哈密城还没有老城和新城。
清王朝建立后，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率先归附大清，并因积极参与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有功，被清廷封为一世回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又资助回王修复回城，使回城成为回王王府所在地。
雍正五年（1729年），清廷为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解决西进大军的粮草供应，决定以哈密为后援基地，在回城以东修建了一座周长1里，高2.46丈，有东、西、北城门三座，以存储军粮为主，并驻扎军政人员与眷属的小城，叫做粮城。
为稳定边疆局势，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年）又派文麟为新任哈密邦办大臣。文麟率四营威仪军到哈密，看到粮城被毁，人民离散，田园荒芜，他一面率兵垦荒屯田，一面在原粮城西北两华里处修建了规模较小的一座兵城，只有南、北两座城门，后改叫新城。
但刚刚建成新城后，在内地作乱后的陕西回民头领白彦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率众出关，来到哈密，首先同回城内奸玉素皮串通，攻陷了回城，接着又集中力量围攻新建不久的新城。守城督军文麟率领军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战，终于打退了白彦虎部下的多次进攻，不但使新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赢得了时间，使各路援军前来支援。白彦虎看到形势不妙，只好裹胁八世回王夫妇与王母迈里巴纽，带着两千余人西逃。
光绪十年（1884年），阿古柏入侵者已被歼灭，清政府收回伊犁，在新疆建省，局势逐步走向稳定。清政府为安边兴国，决定恢复各地在战乱中被毁的城池。早年被毁的哈密粮城也计划重建。清政府从多方筹资，由驻军施工，用两年时间，在原粮城被毁的废墟上建起了一座扩大了的新城，后改称老城。
在扩建老城的过程中，哈密人吸取了原粮城被摧毁的教训，既加厚了城墙，又增加了高度，严格注意了施工质量，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用当地烧制的大型青砖砌筑，有外城门与内城门之分，显得十分坚固而且高大雄伟。
新建后的老城，比原粮城扩大两倍有余，有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两条大街，分别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相通。东西街称宗棠路，南北街称定远路，当时的军政衙门即哈密厅、协台衙门和部分驻军居民都分别住在老城。
至此，回王所在的回城、清政府驻扎的老城、驻军驻守的新城，便在哈密形成了三城并立的新格局。
哈密三城格局形成的过程，也是哈密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尤其在左宗棠统帅大军西进时，赶大营的各地商户不断跟随大军涌集哈密，越来越多。所以从那时起，在哈密，从新城的南门延伸到现在的解放西路至中山南路直到老城西门，形成了一条热闹的街市。
哈密三城格局的形成，同哈密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回城是世袭回王的居住地。回王协助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叛乱，维护边陲稳定，捍卫祖国统一都作出了贡献。新城与老城的建立，是确保一方平安的需要，这也是三城并存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由于回王借助清廷赋予的特权，在哈密一直实行的是政权、教权两位一体的统治，回王的领地从吐鲁番以东，一直延伸到甘新交界。回王管理的农牧民有6400多户，其中一部分是王府的奴隶。王府的土地大部分由农民耕种，农民不但每年要为王府无偿当差役，而且秋后还要上缴收获的粮食，回王对农民的治裁也极其残酷。回王就是利用这种特权盘剥和勒索贫苦农牧民，为自己营造豪华的宫殿，弄得民不聊生，这便成为回王世袭统治必然要被历史抛弃的内因。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生了一起青年农民因为交不出五石“采买粮”而自杀的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大愤慨，他们义愤填膺奋起反抗，纷纷要求回王减轻差役，取消台吉，若不答应就废除王制，为此，1000多农民手举坎土镘、铁锨围攻了回城，包围了王府。但不久，由清廷出面调解，一面又对农民分化瓦解，进而对反抗徭役的8位领头群众进行了处决，当时被称为吐尔巴克的起义就这样被平息了。
但农牧民群众反抗回王封建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因此终止，到民国初年，以木匠铁木尔为首的农牧民，又以反抗王府差役过重，举行了新的武装起义。这次他们以山区为基地，虽然没有攻城，但却打败了官府派来围剿的军队。杨增新上台后，又采取“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的两面派手段，表面上接受了起义农民的条件，而最终还是平定了这次农民起义。
1931年，在小堡发生了驻军强娶民女事件，激起农牧民极大的愤慨，他们首先缴械消灭了30多名守军，然后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首领和加尼牙孜吸取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拒绝了官府的“招抚”，但又怕力量单薄无力坚持，于是派人到甘肃酒泉，引来了军阀马仲英的支援。
马仲英岂能放过这次趁火打劫的好机会，这一年五月，马仲英便率兵进入新疆，在黄卢岗击溃了省军的抵抗。马仲英进入哈密后，便立即把新、老两城全部包围起来，准备破城血洗，但未想到老城修筑坚固，久攻不破，新城守军也全力抵抗。虽然城墙单薄，但守军粮弹充足，被马仲英围困近半年之久，也未被攻陷，免除了一场千余军民残遭杀害的危险。但这次围攻，使新城也受到了严重破坏。
后来，马仲英得知省军前来支援，便立即率部撤离哈密，翻山去攻打镇西（巴里坤）。省军到哈密后认为马仲英进疆是与王府勾结有关，于是人们在愤怒之下焚烧了回王府。
新中国成立后，新城已不再是驻军之地，变成了居民区。回城变成了乡政府所在地。老城虽然完好，但已失去了城防的作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老城虽然依旧是政府机关的驻地，但城墙年年被掏挖，城门的大青砖也被不断拆取用于其他建筑，所以四座城门和周边城墙，很快便被拆除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老城的城池便逐渐消失了。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哈密三城已全被纳入城市整体规划的蓝图之中，通过不断改造与扩建，原来的老城已成为建国南路的主干道，其他变成了居民区；新城划入西河区居民点，回城也成为城区边缘的一个乡。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1959年4月，哈密板房沟牧民牙黑热依木在克其克达坂放羊时，在一棵空心大树洞内发现了一包用毛毡包裹的东西。经鉴定，这是价值连城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959年8月，此物被辗转交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佛教讲义、梵文原始剧本，属于佛教小乘派的舞台作品。它取材于佛经中的救世主弥勒成佛及解救众生的故事，以弥勒佛生平事迹为主线，以“出生”、“出家”、“成佛”、“会见佛祖”、“******”、“拯救生灵”等情节，架构成一部宗教说理原始戏剧。剧本中有人物、有对话、有唱词、有故事情节，而且剧本每幕前还标出演出场地，可以说基本具备了戏剧演出的诸要素。梵文《弥勒会见记》先由名叫圣月的法师根据印度原本翻译成吐火罗文（古焉耆文），再由高昌僧人智护法师转译成回鹘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后经新疆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整理并转译成现代维吾尔文和汉文，剧本文辞优美华丽，叙事生动流畅，想象丰富空灵，比喻巧妙机智，表现了剧本作者和译者高超的艺术水平。
哈密古回鹘文抄本《弥勒会见记》施主是曲塔喀什伊干都督。从“都督”的称谓推测此人应为高昌回鹘汗国的高级官吏。他为了死后能见到弥勒佛而让人们抄写了这本宣扬佛教的作品。从抄写字迹看，非一人完成。根据古焉耆文本每章前面都标出的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来看，原本无疑是剧本。但哈密文本《弥勒会见记》没有标出曲调和出场人物，只标出了地点，并可以得知每章中出场人物的性格非常鲜明，且充满了浓厚的剧本色彩。除上述两种文本外，20世纪初以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也发现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页。经国内外学者、专家研究认为，《弥勒会见记》是一部27章（幕）的佛教剧本。哈密文本《弥勒会见记》现存25章，缺26、27两章，并且还增添了该写本的施主曲塔喀什伊干都督为该写本写的序，是目前国内外唯一完整的回鹘文写本文献。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用黑墨书写，纸质较厚硬，色呈黄褐。总计293页，586面，其中完整和大体完整的约114页。
关于哈密文本《弥勒会见记》的抄写年代，一般认为是写于公元8～9世纪间。也有认为是在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公元850～公元1250年）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