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插队十三载，寄信携来千册书
杨斧：
你好！昨天，我去车站取了全部的家具，一件也没损坏，安全到达，这和你、杨锄（杨镰的哥哥）及董凯（邻居）等是分不开的。颐青（杨镰的妻子）父母很高兴。家信也早收到，并回了信。
5天前给家里寄了一批书，其中有：《拿破仑传》《基辛格》（下）《列宁生活片段》《希恩首相》《中国经济史考述（三）》《曹家档案史料》等，收到后务必回个信。尤其是《拿破仑传》，为了咱们能多看几遍，一定不要外借，看过后收好，有机会寄回。寄时一是要挂号，二是包裹务必严实，三是要夹在其他不要紧的书中。
在《拿破仑传》中夹了一张相片，是我们一个同学妹妹的，她想复制一下底片，北京城里的照相馆可以复制，请你们搞一下，复制好再放上两张夹在书中寄来。今后凡是寄书，可寄到矿上：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煤矿团委杨镰收。因我发现寄到张家的书总被邮递员拆开看一遍，尤其是像《拿破仑传》一类书，会扣下的，相片也不妥，我们矿上不要紧，是自己取，保险一些，再说挂号的东西也随时有人签字，家中都上班了。再说，我们家安在矿上，不常去张颐青父母家了。
我们最近极忙，是上学以来前所未有的，但心情很舒畅，因为是看到自己是在为党工作，自己的工作是于党的事业有利的，有了这一点，工作起来信心百倍，精力充沛。
我希望爸爸能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那条语录书写一遍寄给我。我会时时提醒自己，做人民的公仆，不做老爷，耐心、虚心地对待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申诉，关心他们的欢乐、辛苦。看到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的确是太坏了，对工人像个把头，说到这儿，爸爸又要批评我了，可是爸爸，这的确是生活中存在的，我们不去宣扬它，但是要引以为诫，并且力争消灭它。
我们结婚后精神都很愉快，尽管见面时间不多，甚至比婚前还少，但是都没有怨言，大家有不同的工作呀！这里有很多好同学，我们常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他们都是很正派的人，可以互相提高。我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过几天能有两间房子了。大约有一千册图书，希望你们，尤其是小王（杨镰的一个朋友，可以帮他买到很多书籍），在学校有条件为我提供一些新书，小王，千万别忘了你答应我的给我买书的诺言啊！有本《红石口》是反特的，我错过了，再有《摘译》的总10册，王府井有自然科学摘译的总第五期，意大利简史、黑非洲史的第二卷上下，买了寄来，再有其他的内部书，小王，千万别食言！
张颐青现在也很爱读书，仅有一点属于我们的时间就一起读书。奇怪的是，有人因此而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生活，而希望总是小两口的时间，我呢，反而因此更渴望斗争的生活，更愿去赴汤蹈火。我的记忆也好像到了顶，每天不管工作多忙，一定要看两小时的书，再困、再累，睡一觉就恢复了精力，第二天的工作反而更有力。
不多写了，还是那个要求，来信详细介绍一下总理去世的悼念活动，让我们也能受些启发、教育。
三月三日—五日开矿上的团代会，工作会更紧了。
再说一遍：信寄到张家，她每周末来矿时带来，书寄到矿上。
替我向西、马、凯（同住在北大燕东院的朋友）等致问候。
杨锄一家的相片、尤其是和爸爸的新照寄来。二姐的病是否好利索了，她身体太单薄了，要多注意。问全家好。
杨镰
二月十八日
家书故事
62岁的杨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是著名西域文化专家、考古学家、探险家。杨镰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3年，现居住在北京。
这封信是1976年2月18日杨镰写给弟弟杨斧的一封信。1968年，杨镰来到新疆插队，在此期间，杨镰通过和北京家人不间断地通信，维系着一条相隔千里的精神通道。在那样的时代，这条精神通道显得弥足珍贵。
对读书如饥似渴
杨镰的父亲杨晦曾参与“五四运动”，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第一把火。在**********时期，他的家庭饱受劫难。杨镰非常想离开北京。1968年3月，高中毕业的杨镰在父亲的建议下，报名来到新疆插队。
到新疆后，杨镰被分到哈密巴里坤的伊吾军马场，虽然他很快适应了那里的艰苦生活，但**********时期造成的“精神荒漠”让他无法忍受。
杨镰从小生长在拥有良好文化氛围的家庭，非常崇尚知识和文化。杨镰说，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对读书的如饥似渴，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的荒漠。
“可是除了知识外，我没别的。”杨镰说，当时也只有知识才能鼓励他把生活走到底。
从1968年离开北京时，杨镰的行李中主要就是书。杨镰说，尽管自己在新疆接受再教育，但是和北京之间有一条脐带，就像孩子还没生下来时，传送营养的脐带。他就是通过这条脐带从家庭吸收知识的营养。在新疆插队期间，他和家里的通信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为了看书。
家中寄来千本书
杨镰插队期间，家里从父亲到几个兄弟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有了好书就给杨镰寄来。
1972年年底，杨镰来到乌鲁木齐，之后结婚。婚后他仍然坚持读书。正是通过和家庭之间的这种联系，他陆续从北京的家里获得了1000多本书籍，于是办起了藏书室。“**********时能拥有1000本书，就是富翁了。”杨镰说，因为这些书籍，他交到了很多朋友。
1976年，在杨镰岳父、岳母居住的小区里，形成了一个五六人的传书小组。那时杨镰在六道湾煤矿工作，每天下班大家就聚到一起，让他给推荐一些好书。所以杨镰就反复让家里寄书，但寄来的书总是被人偷偷拆开互相传阅，看完才能到自己手里。
“我们决定不了国家大事，我们不能改变别的，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更充实。”杨镰说，当时他能做的就是在朋友中尽量传播文化，沟通思想。
黑暗中把持自己
写这封信的时候，杨镰就要满29岁了。“我们感觉那种遏制文明的黑暗时期就要结束，马上就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了。”杨镰说，所以在这种时候，这些年轻人对书的要求特别迫切、饥渴。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传送带就特别重要。只有通过这条传送带输送知识养分，才让杨镰在那段岁月中把持住自己、坚持到底，而不随波逐流。在杨镰的记忆中，他的很多同学成了阶级斗争的鼓吹者，被时代的浪潮淹没。
在家里4个兄弟中，只有弟弟杨斧留在了北京，照顾父亲。在那个年代，杨镰已经不敢给父亲写信了，所以给父亲的信都是通过弟弟杨斧转交的。
难忘坐骑“秃尾巴”
在巴里坤军马场放马的这段日子中，有一匹马让杨镰难以忘怀。初到伊吾军马场时，很多知青都非常向往放马的生活，但名额有限，主管的领导便想了一个办法：谁能穿着重达十余公斤的皮大衣骑上生马（没有经过调教的马），就让谁去放马。
杨镰当时年轻力壮，身材也比较魁梧，在100多个知青中只有他骑上了马背。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杨镰就开始了马背上的生涯。
当时都会给放马的人配一匹马，并由自己调教。杨镰回忆说，给他配的马由于小时候太淘气，兽医给它治病的时候，把尾巴揪掉了一截，所以得名“秃尾巴”。后来经过杨镰的调教，这匹马变得很听话，最终成了他的坐骑。遗憾的是，197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这匹马意外死在了河滩上。
1981年，杨镰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回到了北京，之后在该院工作。回到北京的杨镰一直留恋新疆，他曾多次赴新疆各地进行考察研究，并成为楼兰王室的墓地——小河墓地的重新发现者之一。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荒漠独行》《最后的罗布人》《发现西部》等作品。
（张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