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火车刚开出彼得格勒不久哥萨克士兵就上了车，把所有车厢中的暗窗都拉下来，而且发出命令，如果哪节车厢的暗窗被拉开，值勤的哥萨克士兵就要向那节车厢开火射击。我们的列车经过了芬兰湾的顶部，那里到处是防御工事和要塞，这里的人们很紧张，因为估计德国人会在这个方向发动进攻，向前推进。
我们一路上心惊胆战，唯恐孩子们出于好奇心摆弄车厢里的暗窗，而且，听说有人违反了哥萨克士兵的命令，在窗户里被开枪打死了，我们就更加不放心了。
约摸过了一个小时，暗窗又被拉了上去，列车停了下来，乘客们要在这里接受军方的检查。事先并没有人通知会有此类检查，我们以为要乘很长时间的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我就换上了拖鞋，拿出了要看的书，孩子们把玩具也取了出来。可他们命令我们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车。我们只好匆匆忙忙地拿着靴子、玩具、上衣和其他东西，仓惶地离开了车厢，样子狼狈极了。
所有的乘客走进了一个大棚子，军方的检查开始了。军人们把我们的衣袋翻了个底朝天，命令我们把双手举过头，在我们身上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以便找到值得怀疑的鼓起的地方，因为他们怀疑在这些地方有可能藏着情报文件之类的东西。军人们甚至把有些乘客的衣服都扒掉了。后来，我们听说军人们把一些女乘客穿的高跟鞋的鞋跟都割了下去，因为有一位女士穿的古巴造的高跟鞋的鞋跟里藏着偷运的情报。我的手提包里的东西被底朝天地全部倒在桌子上，倒出去的东西有发卡、别针、止咳药、铅笔、一小块橡皮等等，这些东西零零碎碎，杂七杂八，是带着一大家子人的母亲在旅途中必备的，而他们却把它们全部抖搂了出来，真让人感到难为情。
俄国军事检查人员在我丈夫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对此他们很怀疑，因而得意洋洋。这张纸条上的文字是波斯文，在场的人谁也读不懂。我丈夫也愣住了，记不清这张纸条怎么会装在他口袋里，他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我们在山间旅行时买过马饲料，这是一张发票。当时他就把这张发票塞进了自己的衣袋，后来就完全忘了。俄国军队检查人员对此吵吵嚷嚷，大做文章。最后我丈夫告诉俄军负责检查的军官烧掉这张纸条，以表示它根本无用，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于是那位军官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烧掉了。
接着，又来了几个军人，把乘客们一个一个分别带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在那里有几个人询问我们从俄国要带出去多少钱。因为每个乘客只允许带出去一定数量的钱。第一个被检查的乘客就是我丈夫，很快他就出来了，一点麻烦也没有出现，他向检查人员出示了他的私人护照，护照上有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当时他还带着一个外交官护照，但并不急于使用它，因为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官方身份，以防我们在乘船越过北海时落到德国人手中。接着，轮到我接受检查。我被带到一张桌子跟前，一个军官坐在桌子边，两把手枪摆在他面前，他身后还站着三个哥萨克士兵，端着的步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一想到这些刺刀，就使我脊背上有一股寒意，让人忍不住浑身发抖。他问我带了多少珠宝，带了多少钱，我只给他看了我带的俄国钞票，以为从喀什噶尔动身前我缝在衣服里的六十个金币与俄国人无关。那位俄国军官接过了俄国钞票把它们放进了抽屉里，说因为我丈夫带的钱数量已足够了，我无权再带任何钱离开这个国家。我抗议说我和其他女旅客有相同的权利，另外，我还带着三个孩子，他们允许我们带出去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们在回英国的路上花。这一下把那个军官惹火了，马上盘问我是否还带有金子或诸如此类的值钱东西。我丈夫站在一旁，向我示意把金币交给俄国军官，我照办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些金币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这个军官用手一扫，又把这些钱扫进了抽屉，他又向我要护照，我丈夫向前跨了一步，亮出了他的外交官护照。看到它，那位军官勃然大怒，质问他为什么事先不说明他是英国总领事，还质问他为什么允许把钱收走。接着，他从抽屉里把收走的所有卢布和金币全部挑了出来，摔在桌面上让我拿走，并让我们离开了。他转身对另一个俄国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一通话，情绪很激愤。我们听到他说了句：要是不把钱退还给这些愚蠢的英国佬，他有可能倒霉。
在检查期间，我们的孩子耐心地站着，双手紧紧地抱着大衣和玩具，根本就没有谁想到要搜查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身上或许藏着秘密文件和钱！
就这样，我们又一次上了火车，真希望再没有这样的检查了。然而，在到达瑞典边境之前，我们又被迫好几次下了火车，接受名目繁多的检查。
车厢里坐满了英国人，他们是从中国、波斯以及东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回英国的。
火车经过的地区景色很美。芬兰处处可见森林、湖泊、山脉，人们称它为“千湖之国”，真是名不虚传。
我们终于到达了托尔尼，这是芬兰铁路的终点站，位于波士尼亚半岛的最顶端。到达托尔尼时天麻麻亮，我们下了车，寒风凛冽，天气非常冷，河中浮着大块大块的冰。一艘轮渡船等在那里接乘客和行李。冒着刺骨的寒风，我们拥挤在甲板上，轮渡船带有破冰装置，它穿过河中的冰块缓缓前进，驶向对岸。到了对岸，我们被告知还得过一条河——我想这是我们刚刚渡过的托尔尼河的一条支流，这一次不乘轮渡船，必须步行走过一座桥。我们上了桥，风刮得很大，人几乎站不稳。希尔薇亚和罗宾根本无法向前行走一步。有一位好心的瑞典农民推着一辆独轮手推车，见到我们进退维谷，就把这两个孩子抱起来放到独轮车上推过了桥。桥中间就是瑞典的边界线，有一座小小的房子，这是边境上的过桥收费处，一面瑞典国旗迎着寒风飘扬着。到了小房子跟前，我们得向一位乐呵呵的瑞典老汉交过桥费，他看到两个孩子坐在独轮车上，笑了起来，说他们应按行李收费，于是就只收了行李费。
过了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瑞典的身体检查。那时候在俄国，斑疹伤寒病闹得很厉害，瑞典人正竭尽全力不让这种病传进他们的国家。为我们做检查的那位医生很友好，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听到我们来自喀什噶尔，他一下子喊了起来：“你们认识我的老朋友斯文·赫定博士吗？”听说斯文·赫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把我们领进了自己的房间，为我们煮了咖啡，就这样，一场令人担心的身体检查变成了一次极其友好的拜访。这位医生谈笑风生，说话很有意思，我们的心情马上快乐起来，他煮的味道极佳的咖啡也温暖了我们快冻僵的身体。
当天列车半夜才能在这个瑞典铁路终点站哈帕朗达发车，我们新结识的这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们，附近就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在那里度过等车的这一天。到了旅馆，我们看到一同来的乘客们都已到了这里，其中还有一家德国人。一会儿，从旅馆的走廊里传来了吵吵闹闹的声音，赶去一看，却发现艾瑞克和两个德国男孩子为争论这场世界大战的谁是谁非问题动起了拳头。我们只好狠劲地把他们拉开，并向他们解释说，现在他们正在一个中立国家，必须保持这里的和平状态。
许多人由于来自温带地区，没有带合适的衣服，都感冒了，很难受。有一家人带着几个年龄很小的孩子来自波斯，他们只带了棉外衣和小小的针织外套。第二天，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病得很厉害，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万幸的是，我们带上了在翻越天山时穿的衣服。
那天夜里大约八点钟左右，旅馆前来了许多车辆——有农家用的马车、运货用的四轮马车、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载人马车，甚至还有四辆汽车——来拉我们这些乘客。我们带着行李上了车，坐没有棚子的马车出发了。从旅馆到哈帕朗达车站，要沿着托尔尼河走上二十几英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相信瑞典和芬兰的铁路已经接轨了，现在沿这条线旅行就没什么麻烦事了。其实那一次我们选择这条旅行线路乘火车经过这一带时，芬兰的铁路已经铺到了面对哈帕朗达的地方，但桥还没修，所以在冬天人们只能乘马拉雪橇从冰面上过河。
尽管外面天寒地冻，冷风飕飕，这一趟乘马车的经历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回忆。这里离北极不远，每年的这个月份（五月）太阳在午夜时才落到地平线下面，因此，此时此地的夜景和天地间的色彩和我们以往看到的一切都迥然两样。
马车行进的道路穿过松林，道路沿着长满松树的山包向前伸展而去，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在山边的松林里。很明显，在这快靠近北极的地带，汽车不多见，偶尔驶过的一辆汽车都会使拉货马车和运人马车上套的马惊跳起来。
从哈帕朗达我们上了火车，列车拉着我们越过了瑞典国土，到达了奥雷布罗，从那里我们又换车到了克里斯蒂安娜（奥斯陆）。从克里斯蒂安娜出发，一路赶到了卑尔根，路上一切都顺利，大家都很高兴。翻越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口后，我们发现已经到达了一片风光绮丽的峡湾，峡湾直通卑尔根一带的大海。
我们的最后一段旅程开始了。从卑尔根乘船到英国的纽卡斯尔行程极其令人担惊受怕。一上船，大海中巨浪翻滚，加上船没装货物，船体很轻；在惊涛骇浪中它忽上忽下、颠来颠去、摇摇晃晃，让人心惊胆战。大部分乘客被颠得晕了船，迷迷糊糊，外面出任何事情都顾不上了。我们一家也是同样，病得很厉害。
在轮船航行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盯着趴在船头的瞭望台上搜索海中水雷的那个人。海面上空荡荡的，一路上我们连一只船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那天夜里我回到自己的船舱后不久，一个英国男孩好意前来敲了一下我的船舱门，特意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们乘坐的这条船差一点撞上一颗水雷，当然我早已知道了这件事。
风浪一直很大，直到我们快到苏格兰海岸一带时风浪才小了下去。海面渐渐平静起来，旅客走出他们的船舱出现在甲板上。靠近自己的海岸边了，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感到安全了。每一个旅客都变得高兴起来，甲板上充满了说笑声，人们开始一起唱起歌来，一首接着一首。到达了纽卡斯尔，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就在我们的船经过阿伯丁一带的海面一两个小时前，有一艘大货轮在那里触雷沉没了。这个消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后来，我们乘坐的这艘轮船在返航途中也触了水雷。
在船上办理完各种手续后，我们在纽卡斯尔登上岸，两名实实在在的英国警察站在船的舷梯边。看到他们我思绪万千，感到要么好好哭上一场，要么扑过去拥抱他们一番，来安慰自己摆脱了一路上的千愁万难。由于去拥抱警察根本不可能，我只能偷偷地流下了热泪，并哭出声来，但又哭得尽可能不让别人发现。
第二天，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家里与我母亲团聚了。母亲这些日子里也一直心急如焚。在离开喀什噶尔前，我在写给她的信中故意没告诉她我们动身的确切日期，原来希望等到了纽卡斯尔再给她发一个电报，告诉她我们平安到达的消息，这样免得她牵肠挂肚，天天在企盼着。
我原来打算在英国住上半年，然后随我丈夫一道返回喀什噶尔，只把孩子们留在英国上学。但是那时候仍在战时，不允许妇女外出旅行，所以我丈夫只好一个人回去了。他走的仍然是我们来时的那条路线。回到喀什噶尔，他还要在那里待三年才结束他的任期。在喀什噶尔居住了整整十七年后，我最终告别了在中亚的我的那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