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我们在喀什噶尔的生活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我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五年里，各方面的状况与我刚来到这里时已大不一样。
我们最小的儿子罗宾在1911年出生，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孩子。我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她的名字是安妮·克雷斯威尔，负责两个大孩子的教育，给他们上课。
1913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新建筑修好了。这座新的建筑物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豪格伯格先生设计、当地工匠修建的。为了修建它，我们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工作。从一开始，我们就得亲自选购好材料，所需要的木料选自喀什噶尔各个不同的地区，选好时这些树仍然生长在地里，我们雇人伐回了它们，剥去了树皮，又用了几个夏天把木料晒干；建筑用的砖块，有一些是当地的土块，靠太阳光晒干，有一些是在砖窑中烧制的；室内的装修材料和家具，则是陆陆续续地从欧洲购买、运到这里的。
起初，我们修了三排小房子，供领事馆的秘书们和医官居住，然后我们先搬进了这三排小房子里，因为原先的住宅和办公室都被拆掉了。新修的住宅和办公室建在了原先的办公室和住宅的旧址上，只不过修得离土崖边远了一些，看上去不那么险了。我们还在土崖边筑起了一堵墙，墙是用砖砌成的，这样就坚固多了。
新领事馆的建筑仍然是平房，带有凉台；所不同的是增加了塔楼，塔楼俯瞰着花园。塔楼里修了两间小房子，有楼梯通到地面，还有一条凉廊。因为塔楼比较高，从那里可以俯视四周田野的景色：房顶平坦，阳光充足。冬天我们很喜欢到房顶上去，站在那里，能够看到帕米尔高原壮丽的崇山峻岭，欣赏奇异的景观。
在领事馆主建筑内，我们修了几间大客厅，这些客厅与中间的大厅相连，但与办公室和我们自己的卧室不相连。英国国内的人们可能不喜欢这样的风格，但是在喀什噶尔，每当我丈夫招待中国客人时，他们总要带上一群又一群的随从，这些人极为好奇，所以主建筑的这种布局很适合当地的情况使用起来很方便。
主建筑的地下室的一间房子里装上了暖气炉，用于集中供热。暖气炉燃烧时，把热气循环送到各个房间。冬天，房间里温暖如春，非常舒适。往墙上贴墙纸是件很费劲的活，当地工匠根本不会干。所以瑞典传教团的全部人员都来帮助我们，加上领事馆的人，男男女女十几个人整整干了三天，才把九间房子里的墙纸全部贴完。由于我们也都是生手，这个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了。
我有了一间通风良好的大厨房，炉灶用砖砌成，镶有铁铸件，厨房旁边还有奶制品室、储藏室和洗衣房。这些都是豪格伯格先生设计的。新厨房及其附属设施与以前的那个厨房相比，完全不一样。旧厨房又小又暗，像个洞穴，而炉灶是铁铸成的圆形盒子，盒子下面烧木炭，生火时把木炭一小块一小块地放在炉膛里，炉火发出微红的火光。虽然木炭点燃时冒出的烟气常常会把厨师熏得窒息过去，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个炉子可用于烤饼干、烤面包，而且烤出的饼干和面包好极了。
新修的领事馆有好几间办公室，这与领事馆的地位很相配。还有一间审判室，面积很大，里面墙上挂着国王的精美画像。金库修在一圈办公用房中间，以防窃贼从外面溜进来。
领事馆大门口矗立着一座精美的盾形英国国徽，我们很为它自豪，这是英国外交部专门派人送给我们的。领事馆四周修起了高高的围墙，院内精心种植了洋槐树，形成了一条条林荫道。同时，我们也为领事馆的官员和来宾专门修了住宅和客房，而且为仆人们修了一片住宅，像个小村子。这片宅里有一座清真寺，还有一个涝坝（涝坝指居民点附近的蓄水池，以供居民们饮用以及作其他用途，这是那时新疆各地的特点之一。）？。仆人们的住宅是依照当地的风格修建的，独门独院，质量很好。
从外观和舒适程度看，新修的领事馆建筑与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会永远怀念那些在旧建筑物中度过的美好岁月。
喀什噶尔的俄国人人数扩大了好几倍。俄国领事馆、银行和海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带来了他们的夫人和孩子，有一些长驻喀什噶尔的俄国商人也带来了家眷。这些俄国女士中有一两位会讲英语，我和她们建立了友好的交往，她们也很喜欢我。但是，对于大多数俄国女士们来说，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我们和她们不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双方无法相互理解，也无法沟通。
下午或傍晚时分，我们碰见的这些俄国女士们着装非常讲究、漂亮。她们皮肤白皙，淡淡地化了妆，头发也精心打扮过。但是，如果碰巧在上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去拜访她们，总会发现她们慢腾腾地在做家务活，她们只穿一件罩衫，遮住睡觉时穿的内衣，头上不戴睡帽。这些俄国女士在客人快要来访、喝茶时才会想起穿好外套，打扮好自己。每天，她们很晚才开始社交活动，直到第二天拂晓或更晚的时候这类社交活动才会结束，所以全家人起床起得很晚。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却又使俄国人感到莫名其妙。有一次，我听到他们中有人这样议论我：“那个英国妇女有点怪，早晨七点钟她就穿上了裙子和衬衣，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人们几乎看不到在喀什噶尔的俄国女士戴帽子。夏天她们出来转一转也会刻意收拾打扮一番，衣着很正规，而且总是拿着遮阳伞，冬天，她们则在头上蒙上一块大披肩代替帽子。
俄国男人们总是身着制服，虽然看上去有点呆板，但很漂亮。他们向别人致意问好的方式最初使我感到很可笑。俄国军官迎接我时，先站起来，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双脚并拢，敬礼，再向我鞠躬，吻我的手，然后再敬礼，又并拢双脚靴子碰在一起发出“咔”的声音，整个欢迎致意的过程才算完成。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种方式。我永远不会忘记俄国哥萨克骑兵团到达喀什噶尔时他们的军官向我致意的情景。上校指挥官排在第一位，他手下的军官则尾随他，排成了一字长蛇形。每一个军官都前走几步，站在我面前，按照上述的过程致敬行礼，然后退开步让位于下一位。我拘束极了，真不知道该怎样结束。突然，站在离我不远的一位俄国女士看到这种仪式太滑稽了，禁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在这种场合，我能做的只能是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面不改色。
俄国人太喜欢接吻了，绅士们总是要吻女士的手，男士之间总是要狠命拥抱一番。我丈夫常常得经受这种考验，这使我感到太有趣了。我也告诉来到喀什噶尔的英国客人必须有个准备，好经受这种考验，他们听了后又是愁又是怕。
有一次，我丈夫外出不在喀什噶尔，恰巧有俄国领事卸任离开这里，我得乘车到“地毯边”（指绿洲边缘——译者）去送行，同去的还有在喀什噶尔的其他欧洲人。道别时，俄国领事先走到我跟前，庄重地鞠上一躬，再吻我的手，然后再去和俄国女士们一一道别。只见他吻每一位俄国女士的手，而女士们则低头弯腰去吻他的秃头顶，这让我大为惊讶。不过谢天谢地，好在我是向俄国领事告别的第一个女士，不然的话，我非得学别人的样子，吻他的秃头顶。天哪！要是那么做的话，我非得经受一场磨难。
我们的俄国朋友们天性追求享乐，喜欢社交，他们喜欢到别人家串门做客，几乎每天晚上他们中总要有一家设宴招待其他人，或举行聚餐。我们常常得到邀请。参加这类活动的每个人都尽情欢乐，尽情享受，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很友好，但是吃饭的时间拖得很长。由于在这类活动中人们讲的是外语——一种或几种——所以对我们来说，交谈起来很困难，常常很难把谈话继续下去。从傍晚九点或九点半开始，我们都得坐在餐桌边，待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或两点，这使我们感到劳累不堪，筋疲力尽。有时候，为了打发时光，在上一道茶和下一道茶之间，人们还要起来跳舞。宾客和主人在宴会的整个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吸烟，房子里烟雾弥漫，让人简直看不清房子中另一头的人。整个晚上，聚会的房子里乌烟瘴气，使人透不过气来。主人和客人们一道不停地喝烈性酒，正餐开始前先喝伏特加，正餐结束前喝香槟和其他烧酒，席间还要喝十几种葡萄酒。我和丈夫都不喝酒，而俄国人和他们的客人则善饮，在这种场合，既要回绝敬给我们的酒，还要尽量不使主人和其他客人感到难堪，这真让我们煞费苦心，左右为难。一般情况下，我让他们把摆在面前的各种各样的玻璃杯都斟满酒，而我则一点不喝，始终让这些杯子里装满酒，摆在那里。常常，宴会进行到一半，许多客人已不胜酒力了，话多了起来，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不仅男士们这样，女士们也同样。宴会快结束时，有些人“失踪”了，原来他们都躺倒在桌子下面了。对俄国人来讲，这是宴会进入高潮的标志，也是友情的体现。而对我们来讲却是一种磨难。怪不得一位俄国夫人亲口对我说：“要是我丈夫不喝醉，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庆祝他们节日的时候，俄国人总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我们不止一次在这种场合经历了可怕的考验。有一次，俄国人庆祝他们的国庆，狂欢了整整一天，晚上，我们前往俄国领事馆出席他们的国庆招待宴会，俄国领事出来欢迎我们，他已喝得站立不稳了，只好手扶大门柱来迎接。我们进去后，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俄国军官已喝得醉醺醺的了，这使我真不好受，但是毫无办法，抬头看到我丈夫就坐在我对面，使我松了一口气。在宴会期间，酒杯斟了一次又一次，香槟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进了客人的口中。坐在我左右的两名俄国军官越来越管不住他们的嘴，不断地向我说些疯话。后来，他们竟然靠在了我身上，我不得不尽力撑住他们，尽我所能与他们周旋。而他们两个在那里却争吵起来，吵闹不休。我有点害怕，心情糟透了。尽管这样，我心里清楚，我丈夫就坐在对面，一直盯着这两个人，而且几个头脑还清醒的年轻军官也厌恶地看着这两个人，对他们的举止反感至极。正式致辞的时刻到了，我们的主人——俄国领事挣扎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开始致辞，他手里端着香槟左右晃荡着，杯子里的酒晃了出来，洒在我的肩膀和衣服上。而他全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喝醉酒时常有的伤感语调讲起话来，但我们听不清他讲了些什么，几个年轻军官看到香槟酒洒在了我身上，殷勤地奔了过来，用餐巾帮我擦掉衣服上的酒渍。领事致完辞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对周围发生的事茫然不知，这真是幸运极了！我们随后就告退了，在场的人几乎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已退席。但是，我那套珍贵的礼服却被毁了，实际上我其他的礼服也都遭受过相类似的命运。
在喀什噶尔这些事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处理好这些事难度很大，又让人心烦。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我们具有极大的耐心、最机智的策略，才能应付自如，避免破坏双方的友好关系。
在喀什噶尔的一些俄国人喜欢打网球，所以就成立了一个网球俱乐部。我们在两个领事馆之间租了一块地，把它整平、夯实，搞出了两个网球场，又在上面铺上了和着麦草的泥巴，每天夜里在上面洒水。就这样，场地可以使用了。这样修成的网球场算不上第一流的，也打不出高水平的球，然而大家都不在乎这些，因为谁也不是高水平的网球运动员。再者，这个网球场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场所，也提供了社交机会，增进了社交气氛。
俄国女士中只有两位敢冒险打网球，对于其他女士来说，打网球太费劲、太花精力。同时，打网球时，为了移动自由、灵活，人们得穿上低跟鞋、宽松的裙子，俄国女士们可不愿别人看到她们这副打扮。她们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一个人不能一边打网球，一边又举着阳伞以防止太阳光晒黑她的脸！
我们这些女士们每周两次轮流供应茶点，我们之间展开了竞赛，看谁能做出最好的饼干、雪糕或草莓冰淇淋。
中国发生革命后，俄国哥萨克骑兵团开进了喀什噶尔，来的年轻军官们很喜欢我们这个俱乐部，因为其中有些人特别喜欢打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