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有关革命的传闻开始在喀什噶尔城里散布开了。中国内地城市官员被杀害的消息流传到了新疆。在新疆，混乱局面首先在一个地方出现，然后又波及到另一个地方，离喀什噶尔越来越近，终于，这里的官员也开始惊慌起来。他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藏在衙门里，甚至藏身于地窖之中。5月5日是个星期天，我丈夫前去拜访袁道台，他躲在衙门里已好几周了，传闻说他藏身于一座牢房中。这位道台心里十分清楚，如果革命的火焰在喀什噶尔点燃，倒霉的首先是他。
我丈夫到了衙门，却吃惊地看到袁道台在那里自由自在，比传闻中要愉快多了。他告诉我丈夫他本人及其他官员们已给革命党人送去了大量的金钱，所以他们希望这样做问题就了结了。而我丈夫却暗自思忖，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敲诈勒索的开始。袁道台给我丈夫看了他佩戴的一个玉手镯，并说：“你看看，这个精美的玉镯有多美，纯洁无瑕，浑然一体，只要玉镯在，只要它不碎，我戴着它命就保全了。”
我丈夫回来后在花园里喝茶时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他正在给我讲述袁道台的情况时，有人跑了进来，带来了革命风暴已在阿克苏爆发的消息。阿克苏位于喀什噶尔以北，规模仅次于喀什噶尔，来人说那里的官员都被杀了。我们知道，这场风波会很快波及到喀什噶尔，心里在想着那位年迈可怜的袁道台的手镯到底能做些什么。
两天后，也就是5月7日，星期二清晨四点，我们正在熟睡，突然一位仆人叫醒了我们，说是从俄国领事馆来了一个哥萨克士兵，告知俄国领事索科夫已经出门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立刻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早来见我们，因为头一夜睡觉前，负责守卫办公室保险库的仆人就曾来请示我丈夫是否可以给他再派一个人，是否他们都可以带上枪，因为白天城里群情激奋，已是一派沸沸扬扬，人们到处议论着革命，仆人们紧张极了。
我丈夫立即跳下床，匆匆忙忙穿好衣服，背着我把手枪放在衣装里。他让我穿上衣服，也让孩子们穿上衣服，并把领事馆的人都叫醒。那时候我妹夫唐纳德住在我们这里，另外，英国的中国内陆传教团的亨特先生也住在秦尼巴克。
没几分钟，索科夫先生与几个俄国军官就来了。他们带来消息说，眼下城里正在开火，所有的城门均已关闭，因此谁也不知道里面正发生什么事。
在紧要关头，我的那些愚蠢的想法真是太奇怪了。当时我的一个念头是，如果有人要来谋害我们，我和孩子们都应该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在清晨四点三十分，孩子们和我站在他们面前，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衣服，好像专是为了出席一个花园聚会！这使俄国领事及其随从都吃了一惊。
我们听到几声枪响，但一切又变得死寂般的安静，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夏日清晨，似乎不可能发生什么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
就在我们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出现在城墙上，他说自己是革命党的代表，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帖子朝我们挥舞着，我们的一个仆人赶忙跑了出去，他把帖子扔给了这个仆人。帖子上说，有一批官员已被处决，其中就有那位可怜的道台（尽管他戴着玉镯）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一个县官。这个人说，你们不必惊慌，欧洲人是安全的。然而，由于城里面群情激奋，很难控制局面，近几天内最好待在家中，不要外出，现在发生的事只是中国人之间的事。
所以，我们把能找到的英国国旗都挂了起来，在秦尼巴克一共飘扬着五面国旗。我丈夫又给在喀什噶尔的英国属民下了命令，指示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门口也挂起英国国旗，由于这些人没有现成的英国国旗，他们便急急忙忙开始自己做，做出来的有些国旗不伦不类，样子很可笑。
亨特先生一身汉族人打扮，并梳起了一条辫子。我丈夫一再要他把这条“尾巴”割掉，换上欧洲服装，不然的话他会被误当作汉人处死。亨特先生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丈夫的衣服一件都不合适他，所以我们派人专门到豪格伯格先生那里借了一套衣服和一顶帽子，因为亨特先生和豪格伯格先生一样高大魁梧。就这样，我们让亨特先生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一个堂堂正正的苏格兰人。
到了中午时分，一个城门开了，一群逃难的中国官员仓惶逃了出来，跑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是藏在马车里跑出来的，当地维吾尔人赶着车，这些当地人是这批落难官员的朋友。我们收留了这些官员，在花园中腾出了几间房子供他们住，房子住满后又在花园里搭起了数顶帐篷。最后，逃到这里的官员之多，已使我们无法再提供房子了。这些人到秦尼巴克时，衣冠不整，样子极其狼狈。城里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革命党人，他们挥舞着可怕的三刃宝剑，四处搜寻，宝剑上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斑斑血迹。
被处死的县官的遗孀及他们年幼的儿子也在逃往秦尼巴克的第一批人中。这个女人可怜极了，她形容凄惨，她亲眼目睹了自己丈夫被砍头时的情景。革命党人把她的儿子抓走要杀他时，她不顾一切扑到这些人跟前，乞求他们放过这个孩子，而这些人当时还要急着收拾比孩子大的人，所以就放了他。她不停地哀号：“我什么都看到了，我会永远记住他们杀人的样子！”还有一个可怜的妇女，生下孩子才数日，由于惊恐过度她没奶喂孩子，我给她送去了奶瓶和食物（那时候我们自己最小的男孩还不到一岁）。这个女人待在秦尼巴克的那几天病得非常厉害，她的孩子却长胖了。有几位官员，革命党人出高价悬赏他们的脑袋，他们也跑到秦尼巴克，在花园里的帐篷中住了好几个星期。
过了五天后，有一天深夜，两个瑞典传教士带着一个打扮成维吾尔人样子的人来找我们，他表情悲凄，被传教士的仆人背着到了秦尼巴克。待到他们把这个人背到我们的房子里时，我丈夫认出他是城里的一个官员，这个人从星期二发生暴乱后就失踪了。他当官时欺压人民，暴动者们对他恨之入骨，发誓要抓住他，并且宣布无论花多少钱也救不了他的命。他愁得发疯似的，一直躲藏在一位心肠好的维吾尔打馕人的家中。那个维吾尔人把他藏在馕坑里，整整藏了五天，靠每天打馕人设法偷偷给他送点馕才活下来。由于我们没有保卫力量，所以不可能保护像他这样一个劣迹斑斑名声很坏的人，而在俄国领事馆有六十名哥萨克士兵，他能保住命的地方恐怕只有那里了。
于是，我们给了他一些食物，我丈夫和他的弟弟就带这位官员偷偷溜过农田，把他安全地送到了俄国人那里。俄国人立刻把他锁在了一间房子里，谁也见不着他。过了数周，他假装成一个哥萨克士兵，被两个真正的哥萨克借送邮件的机会送到俄国，后来从俄国返回了在中国内地的家乡。
就在城里追杀中国官员的那天，暴动者们找不到他，就把他年幼的儿子抓了起来，扬言要杀掉他。有个凶残的家伙把剑架到孩子头上，砍了一道血印子，情景可怖，他的母亲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扑到孩子身上，把他救下了，后来逃到几个好心的维吾尔人那里。他们把她们母子藏在房顶上的草堆下面，躲了好几天，那个孩子的伤口无法得到治疗，苍蝇不断地在伤口上作祟，后来伤口上长满了蛆。
瑞典传教团医院的护士们从一个患者口中了解到了她们母子的惨状，勇敢地进城到处寻找，找到了她们，并且偷偷地把她们转移到了传教团的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悉心治疗，孩子的伤痊愈了，伤口完全好了。后来，她们和其他几个汉族妇女和儿童被送回了中国内地。这个女人对丈夫的下落一无所知，心想他肯定被杀掉了，过了几个月，他们却在湖南老家重逢了，她丈夫毫发无损，想想这个重逢该有多么欣慰和高兴啊！但是，像这样的美满结局在喀什噶尔的官员家庭中并不多见。
就在喀什噶尔旧城爆发革命的第二天，喀什噶尔协台杨大人来到我家，与我丈夫商讨喀什噶尔局势。杨大人是为数不多活下来的中国高级官吏之一。突然有人急急忙忙赶来，报告说喀什噶尔汉城也闹得天昏地暗，那里的中国官员正在遭受屠杀。杨协台一下子冲了出去，跳上马，只带了几个人朝汉城奔去。在汉城城门口，他看见一群暴动者正围着一个汉族人准备杀掉他。杨协台问他们这个人干了些什么，犯了什么法，有人回答：
“他把辫子剪掉了！”杨协台说：
“看，老爷我也剪了辫子，先把我杀了，再杀他也不迟。”暴动者们对他的胆量敬佩不已，纷纷跪下向他磕头，说是他们不能动这样无畏的人一指头。杨协台说：“那么，把这个倒霉鬼也放走。”暴动者们照办了。杨协台发现，虽然提台藏在衙门里活了下来，但有几个官员已经被害了。
就在那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从汉城发来的电报，说那里的暴动者已无法控制，正在向回城进发，来这里烧杀抢掠，电报还说，这些人不会尊重欧洲人的。
看了这封电报，我们意识到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于是，我丈夫告知英国属民，要他们带好值钱的东西，到领事馆来藏到最易于守卫的大房子中，必要时，领事馆的全部人员也要撤到那个房子里去。我丈夫和他弟弟甚至私下商议过，如果暴动者力量太大我们无法抗衡时，如何能把妇女和孩子们先撤出去。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我们准备好了一卷又一卷的绷带，我把孩子们的衣服都包好了，而且把婴儿的食品分装进袋子里，以防万一，藏到事先决定好要去的地方，以便于使用。
领事馆的仆人们和其他人员都用能找到的武器——刀子、棍子、旧刀剑等等——武装了起来，连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克雷斯威尔小姐也把一把菜刀和一根钢棍藏在床上。事后有人告诉我们，瑞典传教团医院的一个护士甚至用一个装满盐酸的大号注射器把自己武装了起来，如果暴动者们来袭击她，她把盐酸从注射器喷出去，喷到这群人身上，会使他们的眼睛瞎上好几天，这真是自卫的一件好武器。做好了一切能够做到的准备工作，我们好几天都全副武装，和衣睡觉，唐纳德和亨特先生则轮流放哨，在房子和花园里巡逻值班。
根本就没有睡觉的机会，每一天白天过去后我们能够躺下来休息一阵就很不错了。一切都那么平静，太令人奇怪了，我们成天昏昏沉沉的，疲倦极了。突然有一天半夜，三声枪响把整个秦尼巴克的人都震醒了，每个人的心像被敲了一下，我们一下子跳起来，全都跑了过来，大家想，这下子进攻可开始了。我们等着等着，但却再没出现什么情况。后来，公鸡开始打鸣，小鸟又开始在树枝上扑来扑去，又是一个艳阳天，阳光又撒满了大地。经过一夜的折腾，人人都紧张得受不了了，现在又听到大自然万物的声音，我们的心情又放松了，此情此景真是难以形容。后来，我们了解到暴动者从新城已经出发了，但不知为什么却又撤了回去。对此，我所能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借用丁尼生（丁尼生，英国著名诗人。）的话：“祈祷做成之事远多于世人所梦寐以求。”这一次暴动者们出发又撤回，并不是我们经历过的唯一一次，有好几次他们已经计划好在夜间起事，抢劫烧杀，但都没有干成。听到的那三声枪响，使我们很紧张，那是杀害道台的那些人在把道台的尸体装进棺材时举行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开了三枪以示敬意。那些杀害了道台老夫人的暴徒，由于他们竟向一个女人下手，也受到了同党中其他人的严厉责备，这些人辩解说，当时正值破晓前，天很暗，他们错把道台夫人当成了道台而杀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