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各位知道，现在全球42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每天有超过200人被感染，每分钟都有人死亡。照现在的传播速度，我们在十年末就会有非常多的人们，有5000万人已经死亡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亡。艾滋病发展的速度要比SARS快得多，当然SARS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它已经不能占据报纸的头条了。我认为，如果是在一次报告当中死亡了8万人，可能会有头条，但是它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艾滋病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我对于今天在座的记者们非常感谢，尤其是跨越了全球，把这个问题带到这儿进行讨论，对它进行关怀的人们。另外我也要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孤儿、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报告，涉及到了中国的情况。我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情况，我知道在非洲蔓延传染病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个国家也蔓延得非常迅速。另外在加勒比海沿岸的蔓延情况也非常厉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计到有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能会出现5000万病例，印度已经有四五百万，如果不解决的话，将来会达到四五千万。在非洲以外，很少有国家感染率会超过1％，但是大家不能感到舒心，我们在印度的朋友说如果感染病提高0．5％的话，就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中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举措，过去几年里，你们平均的增长率都有所抑制，现在有20万人已经脱贫，而且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上升，你们是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也是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现在很多的局面让我们看到未来是很光明的，我们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有1500万到3000万人得了艾滋病的话，就使你们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正在上学的年轻人，或者进入到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他们的精力和才智是非常重要的。在亚洲，除了印度和中国以外，柬埔寨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国，除了境外吸毒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感染者，孟加拉有1．3亿人口，他们每年会有4％的人受到感染。除了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以外，对经济和国家安全也会造成威胁。现在人们关注SAILS，SAILS引起了很多危机，很多人都会担心感染这种病，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病，是怎么传播的，来自何处，我们如何摆脱？这并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有很多的游客不来旅游了，在5月份，中国游客数下降了68％，旅游业会给中国带来每年两百亿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到2010年，预计游客给GDP带来的收入会降到7％。考虑到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对于恐怖主义，如果说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人口的感染的话，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经济领域中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非洲有一些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20％的GDP的增长率的下降，在未来15年还有20％的下降。有些地区有很多的雇主不愿意雇佣新的员工，因为他们担心这些人因为艾滋病会死亡。还有很多农业庄稼没有人收割，有很多学校没有老师。去年有89万的孩子，由于艾滋病，使得他们的老师都死亡了。所以在世界银行的一个科学家对于非洲的研究表明，事实上艾滋病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相应地就会增加童工的数量，使得这些国家进一步贫化。除了经济的影响，我们也看到艾滋病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危机，除了经济和人们的健康会下降之外，还因为贫困会产生暴力。四年前，当我的政府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安全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士嘲笑我这么做，现在他们再也不笑了。我们有这样一个敌人，使得那么多人死亡，使那么多国家受影响，这就是一个安全危机。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也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鲍威尔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东西的破坏力像艾滋病这么严重，艾滋病也会削弱整个社会防卫的能力。据刚果政府预测，刚果20％的军队的士兵都受到了影响，还有更多人受到了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加入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中，由于艾滋病我们无法招收到更多的士兵。我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巴西所有艾滋病病人都有一些在当地生产的药品，根据福特基金会报告，对一些艾兹病人进行治疗和预防性治疗，巴西可以每年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基金。由于艾滋病住院的人在过去五年下降了75％，死亡率下降50％。在过去四年里，其他的31个发展中国家也借鉴了巴西的治疗做法，在乌干达等国家也取得了成功。
在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患有艾滋病的人数下降了，1995、1996年死亡率下降了7％。这种疾病是百分之百可以预防的，我们有一些药品可以防止患病，防止人们把疾病传染给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们还有一些预防这种疾病的药物。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疾病，我们需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国家计划，有充足的资金，有强有力的领导，同时还需要全球的努力。我们基于共同人类的愿望来携手努力，我们需要有很好的计划，同时有公共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项目和计划。可以分发一些药品，但是如果不教患者怎么样使用这些药物的话，就没有用，如果不监督使用药品的话也没有用。我们在中国还认识到，医生的培训还不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中国政府提出来对农村地区的患病人口要进行免费治疗，我们这方面人员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印度，由于进行合作，他们的感染率到2020年能下降到2％，如果不进行这些合作，预计可能是4％。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我决定要采取一些行动，对这个疾病做出努力。我在与曼德拉见面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道格拉斯医生，我们共同商讨建立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机制，他们说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要构建一种体系，使得我们获得一些药物和治疗。我们帮助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建立这样的机制。有一些当时在白宫和我共同努力的一些人士，我们帮助非洲四个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构建了良好的机制，同时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药品分发给感染者，和一些传染病病人，进行病毒的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认识到医学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现在有4200万人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死亡了，但是只有30万富裕国家的人口才能得到药品，在巴西有人得到了治疗，但是是政府购买的，需要在当地生产。非洲只有5万人可以得到这种药品，但是当地有600万人受到了感染。现在药品的价格已经下降了，我们可以加速治疗。即使通用药物不是很贵的话，一年需要350多美元，这个价格很高，有些国家人均产值还不到一美元。所以我们要努力降低抗击艾滋病病毒的药品价格，我们需要有一些制药公司来想方设法降低价格，提高药品质量。我们希望药品公司改变原来的策略，从多赚钱转变成大批量生产少赚钱，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有很多的志愿者和药品公司推出了这样的计划，其结果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上个月，有一些治疗方法的价格一年是不到140美元，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把这个价格进一步降低。我们要把这些药品提供给四个非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现在他们每天一个人只需要30美分就可以了，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些药品，包括怀孕妇女。我们正在谈判的一个合同条款就是希望使得我们和其他国家在购买药品的时候得到一些很好的条件，有些国家离我们的基金太远了，或者处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无法得到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成本的下降，希望使得愿意买这些药品的人都可以买到，包括中国。不仅仅是降低成本，还要提高基金，一方面的是药物的基金，另外是医疗设施的构建，一些地方不仅缺乏医生还缺乏基本的护理，有的地方做检测的人都没有。现在很多人说想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疾病防治体系，但是不想提供药品，因为药品太贵了，现在不应该有这种借口，药品价格已经下降了，现在年轻人是无法得到检测的，他们就会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病毒。如果经过检测以后，他们知道了，可以治疗的话，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改变，就会对艾滋病带来的破坏就会减小。两年前，富裕国家的人每年可以花250亿美元帮助全球的疟疾、结核病、霍乱，去年300万人死于结核病，1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很多人都是HⅣ阳性患者。．在美国批准有200亿的资金来支持伊拉克政府的重建，我也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个决策，如果200亿我们花在构建更好的医疗基础的话，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长期的国家的安全状况。
我们现在有一个预防结核病、霍乱的基金，在全球都开展了活动，还有盖茨基金也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美国国会决定拨出20亿美元的资金来抗击艾滋病，希望这个努力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现在美英政府也决定在未来几年里出资几百万、上亿的资金来构建莫桑比克的一些很好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金，我们并不是把这些钱自己拿到手里，我们希望这个钱是由捐助国来直接放到某一个所支持的国家里，帮助当地开展活动。我知道很多组织都在中国做了投资，我知道，何大一先生和他们的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疫苗的测试。我们希望通过疫苗能够找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知道，美国国家研究中心也在中国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需要赶快地采取行动。中国人他们有很好的规划，他们总是有长远的目光来制定长远的计划，你们现在要考虑到，在中国现在这方面的素质正在逐步上升，你们可以想象用一种可以支付的价格来扭转局面，如果忽视了艾滋病的影响就非常可怕，不仅对中国非常可怕，而且对于中国的很多合作伙伴都是非常可怕的结局，所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决心。我给大家举例来说，全球基金有一个时间表，最近在泰国，我们希望能够对那些吸毒者进行干预，60％的境外吸毒者都有HIV阳性，我们推出了一个计划，我们也在当地有了一些资金，如果政府能够让境外吸毒者纳入到整个的项目当中来，而且让这些境外吸毒者在项目当中成为领导角色的话，我们就有希望成功。过去20年有证据表明，仍然有很多人还是感到担心，或者有一些宗教上的禁戒，他们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把这些当作做一种借口。40％的国家仍然对艾滋病的病人有一种歧视性的立法。但是，光靠歧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问题，歧视会更严重，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敏感的情绪。
鸟干达之所以是非洲第一个扭转艾滋病发展趋势的国家，是因为当时总统的夫人公开做了演讲，所有领导人都说这和吸毒，和性有关，不能公开讨论。总统夫人站出来，她说，你们不谈它，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不能让我们的儿童继续死，你们想让儿童死亡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想让这些儿童死亡，我想救他们。总统夫人大声喊叫，呼吁这个问题，防止本国儿童死于艾滋病。在尼日利亚，它的总统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家也在电视台做了一些宣传。有一个男人想阻止他的妻子吸毒，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得艾滋病，他的妻子怀孕了，他的女儿出生以后没有艾滋病病毒。所以总统上台，在国家电视台，总统拥抱了这位妇女。就是这样一个片子，改变了人们的观点，说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使得我们的战斗取得成功。这个小女孩的照片是挂在我白宫的办公室里的。没有哪一个父亲愿意失去工作，他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我们要靠这种关心来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希望我能够对中国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把便宜的药品带到中国和整个亚洲来，我会尽全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何大一教授就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还有更多的英雄，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纳入到战斗的队伍中来，这是完全可以防止、治疗、控制的问题。但是它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在14世纪我们曾经爆发出的疾病使得欧洲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大家不知道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扩散的，以及怎么治疗。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借口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认识到在将来将有上百万的人会受此影响，我们要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取得成功，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的成功。
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2000年6月26日，他参加了纽约一家知名表演艺术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致辞。其间，克林顿谈到了担任总统以及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之间的区别，他在向51名毕业生颁发文凭时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时光能够倒转，他非常希望成为这些毕业生当中的一员。
克林顿调侃地说：“如果我现在能够年轻35岁，我一定会将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作为自己最大的理想，而不是想当什么总统。”克林顿将总统和艺术家进行了比较后表示，这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当总统还是当表演艺术家，都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最美好和最坚强的一面”。
克林顿说：“我在担任总统期间，很多时候总是感觉自己就身处一个舞台之上，我的所有批评者和反对者就坐在观众席里观看我的演出，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停地向我投掷西红柿和鸡蛋，而这时的我却只想着怎样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克林顿在致辞中预祝这些毕业生都拥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如果你们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不仅要向观众奉献自己的艺术才华还要时刻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社会问题。另外，无论是在台上还是下，你们都要将生活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
当克林顿离开白宫还不到一个月时，接二连三爆出丑闻：特赦亿万富翁里奇惹得议会要对他再次弹劾；收取十万美元演讲费备受指责；高价租用豪华办公室遭到一片唾骂；贪图白宫家具和礼品被迫又退又赔。加之大大小小的报纸推波助澜，克林顿的“后白宫”生涯颇多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