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营三阅月，冬初南旋，共计销粉20余万包，获利2万余金。余亦分得红利千余两，尽以寄家，先君得之益喜。乙巳二月，张总董麟魁转嘱王君魁元为介，延余为裕大祥号营口及天津分行经理，兼营茂新业务。自惟年轻识浅，一旦谬膺重任，深惧陨越贻羞。继思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即决意就之。先至营口部署诸事。时魁元为营口大清银行协理、裕大祥经理，兼商会会长，声势煊赫。余驻营未久，魁元由津来电，嘱赴锦州办理汇兑。即日首途，抵锦后寓美孚洋行。该行经理庄君惠堂，山东蓬莱人，豪爽笃诚，脱尽市嚣之气，相处无间，事事肯为指导，令人衔感。锦州风气未开，与营口类似。市上流通之币，除钱票外，皆是大制钱。亦以160文为一吊，用麻绳串结，名曰京吊。每九吊二三百文换营平银一两。其抵折甚大，魁元乘时挟势，用大清银行名义流通铜元，借以渔利。裕大祥亦乘机由余出面，假托美孚名义，大买多头，一星期内，计进多头银30余万两。大清名下则多50余万两。震动全市，各钱庄及票号（山西人所设）大恐，群起反抗，贿通邑宰，派警取缔。揭示市上银价，不准买空卖空，换银折算，以8吊300文为限，违则拘罚。其势汹汹，几不可解。经余四出接洽，邀集各汇兑家，并请锦县长出席商会，开会公议，声明抬高银价可以发展商业，于国计民生实为两利之道。反复辩论，仍以制钱8300文为换银1两之标准价定议了事。盖锦州县官调任义县在即，任内亏银3万两无着，若银价抬高，则其挪垫款中亏折益巨，故必始终力争之也。后其暗亏卒由各商家为之弥补，官场卑鄙，大都如是，可胜叹哉！在锦所营汇兑事从此结束，计两星期内共赢银1200余两，即返营交卸。是年余27岁，四方跋涉，席不暇暖，然心胸之开拓，见闻之增广，人情世故之历练，商术精要之揣摩，胥基乎是，终身获益非浅。
丙午，调任天津裕大祥号经理，兼茂新驻津营业主任。同事二人，一为严少兰司会计，一为徐初九主笔札。二月间，为抛粉事，掀起轩然大波。缘上冬抛售美粉10余万包于津地各号家，订期开冻后交货。讵承装是货之海轮，驶至日本北海道洋面触礁，全船沉没，届期无货应交。于是我谓天灾，彼据契约，双方争执不解，遂致涉讼。津商会偏袒津号，强令每包按市赔洋六角。拒之。旋地方法院承审官得贿，判如商会议赔之数照偿，勒令当堂具结。余不服，上诉于高等厅。是时经办美粉之拔维洋行及丰泰洋行，其大班相率到津，出庭辩护。丰泰洋行大班易孟士，美国人，曾任天津副领事，庚子之役在京津一带颇著声望，与高等法院院长戚朝卿、天津知府凌福鹏均甚相契，由其从中斡旋。院判赔银，得减为每包4角，余仍抗议，请求调查事实。幸院中有韩推事树梅者，镇江人，顾念乡谊，怜余以南方少年只身经营于数千里外之客地，而一任北方人之挟众包围，藉端欺侮。即饬检查科，确查津市有无此种三狐头及绿铁锚商标之美粉，限日禀复。实则津市并无此粉，故遂判赔每包洋2角。津号不服，上控于督署。时直督为袁项域（即袁世凯），批交原高审厅覆断，终以赔洋2角结案。此案纷争四阅月，差费共只50余元，可谓廉矣。厥后在津，经营五载，恒往来于京、津、长春间。长春为吉林巨埠，由津而往，水行则越渤海重洋，陆行则经京奉路线。轮车驰驶，备历艰辛。
宣统元年己酉，31岁，沪上橡皮风潮起，该公司受外人之愚，投机失败，金融大受影响。裕大祥之股东张鳞魁、荣瑞馨、荣宗敬等均被牵涉。裕大祥因而倒闭，亏银六七十万。津号同时收束，计结余银2万两，为各分号之冠。余仲冬回沪，居南市荣寓。时宗敬自设之广生钱庄早已搁浅，茂新亦将动摇。宗所亏甚巨，对外信用全失，债主纷集，门庭若市，室客常满。不得已，茂新业务暂由余一人处理。审核共欠庄款不足20万两，乃向各庄家开诚接洽，议将尾找零欠结清，整数至来年按月偿还。由余立据负责，众皆诺之，始得安度难关，维持危局。可知天下无不了之事，只须开诚布公以信义相孚耳。余于茂新，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以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之事。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
翌年庚戌，斯时茂新厂每日夜出粉仅3000余包。沪上钱庄往来者，只有南市聚生、北市庶康两家，而得聚生庄经理李君裕成援助之力尤多。余竭能尽智艰苦经营，历两年之奋斗，获有赢余银十六七万两。从前积逋，悉以清偿，声誉鹊起。然茂新股票，则以裕大祥及广生之牵涉，价值大减。按原数折至百分之二十尚无人过问，而荣永达等即潜出收买，辗转而入宗敬、德生之手。合计二人所有股票，足占全额十之九五，外人弗获尝鼎一脔。按茂新股本原止6万两，其后陆续增至120万两。宗、德昆仲于近20年间取得之红利，已超过300余万两。事业逐步之发展，皆由乎此。其长才远驭，机智深沉，殊不可及。
辛亥33岁，执事于茂新如故。间尝思茂新经数年之筹谋，内力已充，而余之月俸仍止20元。马齿徒增，蝇头莫致。茫茫后顾，老大堪嗟。既而幡然曰：大丈夫贵乎自立，岂可长此依人？因与浦君文汀私商，拟合组200筒机磨之小型面粉厂，另树基业，共图发展。惟统计地房机器约需10万元，彼此财力实不能胜。爰议租厂，冀得避重就轻。时郑君培之方置地于新闸桥北，构造堆栈。乃挽倬云族叔代向郑君租用，请其改建厂房。所费营造之资，愿按月息一分合作租金付偿。约既定，即向茂生洋行经理王朝聘订购机磨，议价立券，分期交货。百端并筹。事闻于荣氏昆仲，来谋合作。余系茂新沪埠销粉主任，浦则为驻锡办麦主任，俱属多年宾主，情不可却，慨诺之。股本额定4万元，原议四人平分。余以力绌，只认8000元，浦认12000元，宗、德各认1万元。延尧哥为厂经理。凡厂房之建造，机磨之装置，经始于壬子冬，告成于甲寅春，定名为福新第一面粉厂，时民国三年三月也。入夏新麦登场，即开机制粉。迨年终结帐，营业未及半载，获利已至数倍。自后年年有获，所获常丰。至戊午岁，添机六百筒，自行购地造厂，厂名仍旧。迨庚申春，加足股本30万元，尧哥亦得入股，而根基益厚。于是福新由一厂而递推至于二，至于三，至于四、六、七、八，皆本此一脉以衍成之。说者比之为酵发元素，良有以也。
初，尧哥在祝兰舫处，为华兴面粉厂司会计，邀之入局，始犹迟疑。后经先君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方来就职。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丁卯49岁，筑园于蠡湖之滨。名园曰蠡，窃慕范大夫之为人。是园对山临水，风景天然。益以花木土石人工之点缀，则尤增胜。于是春秋佳日游客纷至，而蠡园之名，遂播传于遐迩。己巳51岁，夏五月二十七日晨出登车，突来数盗，袖出手枪，禁扬声。遂被蒙目，绑挟去，幽拘六日，痛苦不堪言。全家惊惧，莫知所措。卒得脱险，亦云幸矣。
壬申54岁，建宅于锡城时郎中巷。凡三进，都五楹，工经18月，斥资15万有奇。以视城西棉花巷旧宅，闳敞多矣。是时夏申新纱厂金融起剧变，因全局负债达4500万元。所有动产不动产悉抵押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各钱庄，绝无经济流动余地，岌岌可危。宗力不能支，再四强余代之为总理。余审知其内容虚空，无基础，无组织。且己之精力日颓，不胜兼顾繁剧之任，坚辞弗获，乃登报声明以谢绝之。然仍为之肩任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担保380万元之债务，而福新二厂被宗押卖于英商麦加利银行220万元之债务，亦由余负责为之担保。辗转贷偿，使福新二厂遂得开机，以尽股东之天职。迨大局敉定，而个人之心力已交瘁矣。窃尝观宗之待人，无善恶，无赏罚。某也年为获利数百万而不之赏，某也间或侵款数十万而亦不之罚，善者不能知而用，恶者不能察而去，此其所以败乎？
乙亥57岁，是秋汉口及苏北大水。哀鸿遍野，灾情之重，亘古罕有。余捐币2500元，助入红十会，以促其速放急赈。丁丑59岁，七月初八日（1937年8月13日）沪战猝发，飞机枪炮之声日夜不绝。余以救济伤兵及难民工作刻不容缓，即筹设第八伤兵医院于南阳路，募集申新各厂同事所捐之药布、药棉、床被褥等件，俱助入之，复认月捐500元。翌年戊寅，战事逐向西移，苏、锡相继沦陷。是年余初周甲子，家人及亲朋咸谋所以寿余者。余闻而力止之曰：国难当前，何忍言庆。流民载道，解衣推食之不遑，奚暇称觞。入秋，先诞辰数日独身潜入蒲石路中西疗养院避嚣，逾期归家，将戚友馈金，并节筵之资助作难胞赈款。化无用为有用，亦聊抒悲天悯人之怀耳。
己卯暮春，禹卿氏述于沪上赫德路愚憩。
（俞莱山整理1966年2月）
附录四 王启周佚文
王启周与后援会书
无锡后援委员会台鉴：
沪上事变，外人增舰增兵，绝不退步，吾人为公道力争，本无不是，然国势如此，难与猛兽相搏，外交上亦不易得若何胜利。吾人所处地位，自觉十分不利，对付之方，须从两点着想。
（一）要大规模地鼓励民气，组织宣讲队，要详细中说吾人地位，及今后华人应报之态度。要将此事编入教科书，对于国民学生，灌输一种民族自决之精神。而学校之军事教育（中学、大学尤宜注重），须当实际练习，与商团合并练习，不可再如从前之当作具文，而专项形式之课目。如此则敌忾同仇，且勇武强悍之国民性得以养成。
（二）经济上的努力。吾人所缺者，即为经费。如此次罢工者，有二十万人，每日每人以三角计，须日费六万元。外人所最忌者即经济上的失败，罢工又为外人实业机关之最有害之办法，苟能持久，则外人之丝纱厂必大受打击，而吾国实业可乘势勃兴。是以对于罢工一事，吾人当竭力使之持久，设如能罢工一月，则对于二十万工人之消费，须一百八十万元。倘能筹得此数，非特外人之经济政策受莫大痛苦，而于我国外交上亦得势力不少。
以上所云，尚属消极，苟能实行以下诸条件，则外人将无发展之可能。1.不用英日钱币及汇票；2.商会对于销售外货之商店不予登记，且无享受国货商店所享受之权利；3.外国银行（英日）之存款悉行提出，以后不得再存外国银行。（英日）如此则非特利权不溢，且可增加本国银行之存项而发展金融事业。服务外人者与众共弃之；4.报章不许登外人货物广告。
以上数项，尚可采纳者，请速实行。而于捐款方面，周不主完全向平民、零星劝募，主向实业机关及各绅士募集大批捐款汇申。
不尽言。专此敬颂
公安
王启周 上
——《血泪潮》第3号 1925年6月11号
启周：无锡人在哪里？
这次流的血，表面上看来乃是上海一部分工人学生的血。自命稳健的中国人，以为“这是他们自愿牺牲，热心奋斗的结果，着实令人佩服。但是这种举动，似乎太嫌冒失，这种死法，实在不值得。救国当‘卧薪尝胆’、‘偷生忍辱’，时运一到，便可一举成功，何必这样大呼小叫的把性命去送呢？”
哎呀！各位同胞！“卧薪尝胆、偷生忍辱，时运到了便去报仇”，何尝不是一个好法子？不过请各位要明白，我们中国人现在染着一种很利害的恶病，便是“起头很像卧薪尝胆，后来便把薪当作安乐窝，天天在心中做好梦，不觉得卧的是薪了。”“起初尝胆，很想将来吃一些糖，补补今日的苦，到后来便慢慢不觉其苦，不想吃糖了。”这种病是怎样发生的呢？没有别的，便是犯在下面这个字身上：“偷生忍辱”。中国人偷生忍辱的工夫，我说世界无出其右！
譬如说，外国医院把中国人做试验品，弄死了人，苦主从不哼一声，官厅也无可如何。拳打脚踢，没人敢回手，旁边看的人，还说他是该打。这样忍辱我可说天下第一等了。这次上海的惨剧，死的伤的，医院同验伤所门庭若市，终算是空前的创举了，然而还有人说他们自己寻死，白白送命！可是我们有句老话：“打狗看主人面”，死伤的工人学生，究竟是五色旗下的中国人，外国人竟不看看此五色旗下的民众，而乱杀乱打，被杀被打的虽是少数几个，然而倘使把中国放在他们眼里，他们绝不致如此惨无人道的对待我们。同胞们呀！偷生忍辱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工夫再忍下去吗？还有什么颜面再偷下去吗？
现在我们不管被杀被伤被打的是何等人，总之他们是我们自己人，凡是五色旗下的国民，都应当奋臂高呼，一致对外！然而昨晚回到无锡，一打听，除了几个少数团体所组织的后援会外，简直没有其他团体加入。联络起来，去做内振民气，外催强权的运动！便是以知识阶级自命的教育当局，各学校学生，也没有什么组织与联合，凄凄凉凉的过着“偷生忍辱”的生活。学界尚是如此，遑问其他！唉！说什么“十年教训”？这种教训，即使是二百年也是无用的！这不是无锡学界的耻，也是无锡全邑民众的耻！
无锡的人，你们在哪里？
——《血泪潮》第三号 1925年6月11日
启周：沪案之法律观察——交涉与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