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稍后，上海有很多企业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来香港投资纺织业，如南联实业的安子介、周文轩，永兴企业的曹光彪，还有王统元、吴文政先生等，都是名震当世的实业巨子，形成了实力强大的香港纺织圈阵容，实际上构成了香港工业起飞阶段的基础产业。到1977年，香港纺织业的产值占了整个香港出口总值的47%，雇佣人数占香港劳工人数的45%。著名社会学家、牛津大学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感慨道：“在1977年，香港的上海人以不到4%极少的人口，拥有了香港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将近八成的巨大份额。”【注：《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黄绍伦著、张秀丽译、李培德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不能不叹为奇迹。而王云程与荣鸿庆，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云程被誉为当时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
这期间，他还策划公司向多元化发展，先后与日本帝人公司、伊藤忠公司合资开设了合成纤维丝厂，产品风靡欧美。还得到嘉道理勋爵的支持，与日本商家合办印染厂，使经营范围不断拓展。【注：《王云程先生简介》，王云程先生家属，2012年。】王云程勤业敬业，每天坚持上班，而且脑筋灵活、准确得惊人。
谈生意，人家要用计算器计算，他完全用心算，竟能准确无误，而且直到百岁高龄仍是如此，难怪被誉为香港商界的常青树。
现在的观塘，情势又为之一变。随着香港房地产经济的腾飞，观塘也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纺织业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廉价劳动力的“抢滩”，香港人工成本的急剧上升，高潮过后，就渐渐走到了黄金时代的尾声。在这个变局中，王云程、荣鸿庆及时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调整船头，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大批机器运到上海，与上海纺织局合办申南纱厂，仍旧生产“金山牌”牛仔布，其品质与获利能力均在上海排名第一。香港这边，他们卖掉了南洋纱厂所在地的很多地皮，投资房地产。当年的厂房现已变身为29层的摩天巨厦——南洋广场（观塘鸿图道57号），有140多家公司入驻办公。登上南洋广场的顶层，脚下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纵目远眺，海湾对面就是美丽、精致、水晶城般的香港岛。
台湾第一家纺织厂的诞生
三舅公王云程在上海时长期担任申新一厂副厂长和经理。1948年，按照荣鸿元的部署，他将上海申新一厂的部分机器运到台湾（纱锭5040枚，布机200台）【注：《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再加上一部分投资（荣家、王家、吴家、陆家等很多亲友们都有股份），在台湾成立了申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纺织厂。
台湾的市场潜力是明摆着的，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大不如香港，现代纺织业等于零，老百姓连鞋子都不穿，还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的“木拖板”时代，被上海人嘲为“乡下人”，而国民党即将撤到台湾的200万国军及党政军各级部门，则天天要吃、要穿、要子弹，生活不安排妥当，人心就不稳，政局也就不会稳固，尽管国民党当局部署了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军事戒严。王云程的长子即我的表叔王建民先生1964年第一次到台北的时候，距离申新一厂的一部分从上海迁到台湾，已经15年过去了，军事戒严还没有解除呢，松山机场还是军用机场，周边排列着许多昂首挺立的大炮和重机枪，令人顿生一种威慑感。那时台湾还没有一家民用机场。
不仅是申新一厂，荣鸿元还部署了申新六厂的迁台事宜。《荣家企业史料》引用“申总档案”的说法是：“1948年9月，前总经理荣鸿元命申六拆运纱锭一万枚，布机二百零一台及一应附属设备至台湾。原拟建厂，结果未成。机件堆存基隆台湾银行仓库。”他自己名下的鸿丰二厂则在上海出售，抽出资金在香港另设大元纱厂。
或许，那时荣鸿元已经获得国民党政府打算撤至台湾的些许信息。为了申一，他于1948年5月21日致函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敝厂鉴于海关进口货棉布占额第一位，台省纱布供应缺乏，为适应民生需要，力谋自给自足，协助台省工业化建设起见，故积极筹备在台设厂生产，勉尽贡献使命。现经努力规划，并已购就厂地，正在设计建筑厂屋。设备方面，计有纱锭1万枚、布机250台，用电量每日夜至少需500瓦，已由敝厂王云程经理向台电力公司登记。查原动力为生产之关键，拟恳请钧会体念工业建设重要，惠予协助，令饬台湾电力公司充分供应电力，以裕台省民生衣被之需，实深感纫。”【注：《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资源委员会也有回信，说台湾的电力负荷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迁台的工厂渐多，供应紧张，但还是答应为之疏通。
如同在香港的情形一样，台湾申一纺织厂投产后生意一直很好，产销两旺，三舅公王云程麾下的25000锭子，带动了台湾纺织工业的兴起，参与了整个台湾现代工业的振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政府部门建议他继续投资台湾实业，希望他在水泥厂和纸板箱厂中做出选择。考虑到纺织厂的成品需要用纸板箱来装运，他就选择了投资纸板箱厂，但是想不到后来的情况很不理想，只好草草关掉，还是集中精力办好纺织厂。
最初的难关一一被摆平之后，站稳了脚跟就要继续发展，但是他发现要发展并不那么容易，港台也有港台的难处。首先是原料问题，香港不产棉花，台湾的棉花生产也很有限，原材料主要靠进口，而且，迁到香港和台湾的纺织厂逐渐多了，相互间竞争就日趋激烈，况且香港地区的人工费大大高于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从长远考虑，需要走向海外。他曾去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等国家考察，希望能打开海外投资的局面。随着事业的不断扩大，三舅公深感万事劳心，分身无术，不得不把在美国的长子王建民叫回来，帮他分担一部分企业的管理。
王家的“富三代”王建民
表叔王建民先生1933年出生在上海，3岁时母亲荣卓霭不幸病逝，他跟着父亲从静安寺庙弄搬到愚园路，又从愚园路搬到岳阳路的大花园洋房。1948年离开上海到了香港，最初住在父亲的好朋友嘉道理爵士家里。1949年他16岁，还在读中学，就被父亲送到美国读书。父亲以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方式对其进行严格训练——供给足够的学费和吃穿用的生活费，但是要获得零花钱，对不起，必须自己假期里去打工。于是他每年暑假不能回香港享受假期，而要去山上的一家旅馆打工。旅馆是个小社会，来来往往各式人令他眼花缭乱。他在那里学会了做沙拉等厨房里的许多活儿，也学会了如何妥善地接待客人，明白怎样做才能使客人更愉快，积累了进入社会生活的初步经验。同学们谁也看不出，他是王家的“富三代”，在香港有个腰缠万贯的父亲。不知他的父亲当年留学美国是否需要假期里打工，想必在上海的王尧臣老太爷不会知道，远在天边的孙子会如此“作孽”，因为他身边的孙子孙女们在上海读书是不需要出去打工的。
1955年表叔王建民在美国大学毕业了，父亲并没有召唤他回香港或台湾，进入自家的“南洋”或者“申一”，尽管父亲是这两个大企业的主管，而是任其在美国自谋出路，自己找工作。自谋出路就自谋出路！他万事不愿与父亲计较，他明白父亲的个性，于是他成了一家石棉保暖制品公司的技术员，还按照美国的法律去服过两年兵役。几年后在美国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过着自己的尽管辛苦，但是非常温馨、幸福的小日子，妻子吴盈钿（英文名露茜）是他父亲当年的老搭档、上海申新系统的老人吴昆生先生的千金小姐。
令人费解的是，表叔王建民的工作和生活当父亲的多年来不管不问，而儿子要结婚时，他倒要来指手画脚了——他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原来，他与吴昆生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冲突，是关于台湾申一纱厂的股份问题。由于台湾申一纱厂初办时的纱锭是从上海运来的，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这些纱锭折合成股份时，有一部分就成了“公有股份”，王云程一直把它挂在账上。但是吴昆生先生提出，这一部分股份是他的，王云程就要他拿出证据来。或许吴昆生先生的证据还不足以令王云程信服，于是矛盾闹开了，两人大吵起来。最后，吴昆生法道广大，通过台湾的警备司令部宣布，不许王云程离开台湾，要把他就地关押起来。王云程闻之大怒，从此翻脸不认人，几十年的交情一刀两断！至于台湾警备司令部那头，俗话说“蛇有蛇路，蟹有蟹道”，吴昆生官府里有人，王云程官府里也有人，甚至来头还更大些，于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王云程照样“逍遥法外”，来去自由，我行我素。但是这两个老申一从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了。
老爷子之间不相往来倒也罢了，早成定局。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人不仅必须往来，而且要结成亲家——远在美国的王建民要娶吴昆生的女儿为妻了！吴昆生对此不置可否，反正是女儿，总归要嫁出去，嫁给谁她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对于王云程来说，这不是晴天霹雳吗？他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而且执意干涉这门婚事，他向儿子说明了多年前发生的“前案”，请儿子照顾一下他的脸面。
王建民别的事情都是唯唯诺诺听父亲的，但是他脑子很清楚，自己的婚姻大事必须自己做主，况且，你们上一代的矛盾纠葛为什么要影响和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呢？老爸的脸面是重要的，但自己的心上人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王建民坚决不肯让步。何况，老爸你多年都不管我了，何必现在又来操心我呢？
好在王建民在美国的舅舅荣鸿三先生还是主持公道的，在他那强势的父亲面前做了不少疏通工作，总之，老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只好以沉默应付了事。1961年，到了新娘新郎举办婚礼的时候，两位老太爷还搭着架子不肯放下来呢，倒是两位老太太宽宏大量，王建民的继母姚氏夫人与露西的妈妈高高兴兴地前来参加婚礼，给予新诞生的小家庭以最美好的祝福。
其实，此事根本不是两位年轻人存心要气老爷子，因为他们原先根本不知道他们两家原本是世交，更不知道后来发生交恶的事情。王建民遇到露西也纯属巧合，他的本意是去看他原先的女朋友的，可是阴差阳错，那女朋友不晓得怎么回事不辞而别了，他正在失落伤感之际，他的朋友们为了安慰他，叫他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其中就有刚从香港来到美国的露西，于是他们成了好朋友。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早就定好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