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问题又来了，一是沙逊不同意这个判决，不同意寅丰毛纺织公司将土地契单返还给邢鼎丞，他还要继续上诉。王云程乐得不执行此判，而静观后续之戏；二是转眼到了1948年，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较量的紧张关头，尤其是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政府经济管制制度的实行（八·一九限价和金圆券货币政策），整个经济秩序大乱，人心也大乱了。淮海战役等********打下来，上海滩富人圈里人心惶恐，官府里人心思走，司法部门也不认真办事了，上海高等法院的判决并未执行。据说远东营业公司曾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可是还没等最高法院作出反应，上海就解放了。
最有趣的是，上海地方法院曾于1948年2月23日致函上海市地政局，转达债权人的要求，“要求贵局禁止债务人寅丰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兼债务人王云程（即王明德）不得就保全地设定任何权利，如推收过户登记或为其他设定权利之行为。”大概这件案子实在是闹大了，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亲自作出答复：“查上开各地，已据寅丰毛纺织染有限公司代表人王明德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申请推收完毕，领执蒲字第六九二六至六九三一号土地执业证在案。准函前由于注册外相应复请查照为荷。”（1948年3月15日）一个皮球又踢回去了。
1951年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委托律师函告新沙逊洋行的远东营业公司，根据新中国土地改革草案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所占有的土地将无偿收归国有，奉劝远东营业公司不必再提收回罗根花园之事了。沙逊眼看收回无望，至此才算罢休，这场旷日持久的地产官司总算落下帷幕。
解放前夕，王云程与叔叔王禹卿都去了香港，罗根花园仍在寅丰毛纺织公司的名下。工厂在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至1966年成为国营单位。罗根花园的绿地面积后来缩小了很多，成为上海纺织局的工人疗养院。20世纪90年代，纺织局将其租给海南置业集团上海总部。目前，此处花园及园内那栋原先沙逊建造的漂亮洋楼已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属于国家保护的范围而名载史册。
没能实现的迁厂计划
至于寅丰毛纺厂本身，王云程在抗战胜利后制订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规划，包括建造新的办公楼和新的职工宿舍。1947年9月24日，他与华基建筑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为之设计图纸。新的建筑物包括钢骨水泥办公厅一座、职员宿舍一座、女工宿舍两座、男工宿舍一座，定于1948年7月16日前全部完工。施工合同在1948年3月16日签订，那时的金融已经乱了套，工程全部造价竟是300亿元，分五期付清。但是到1948年7月工程完毕付款时，仅仅几个月时间，物价乱得更加离谱，300亿元已经无法抵充原先的价值。
王云程很开通，就以一部分港币和二十支双马牌棉纱、二十支红人钟牌棉纱来了结，因为棉纱在当时市面上非常抢手。所以现存合同书的最后就出现了两条附注：“一、本工程全部造价除第一期付国币一百亿元正外，余款二百亿元折合二十支双马纱或红人钟纱一百二十件及港汇十三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元正”；“二、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止，本合同造价除已付过外结，计净存港汇六万元及二十支红人钟纱三十件。”而这个时候，离上海解放只差一个月了。从注二的王云程的盖章看，那时他还在上海。
新的办公厅和职员、工人宿舍造好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招兵买马、扩大生产，大环境变化了——********一打，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很快渡过了长江，上海解放在即。上海纺织业的老板们纷纷打包南下香港和台湾，王云程这时想把寅丰毛纺厂搬到台湾，但是已经来不及了。1949年5月初，寅丰毛纺厂致函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径启者：敝厂拟在台湾筹设分厂，兹交新上海轮装往基隆机器捌拾壹箱、毛条叁拾柒包，上项原料及机器统系自用，并非贩卖性质，为特函请证明，俾免缴纳营业税，毋任感荷。”他们还在为免交营业税的事情往返文牍。
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的人也是一帮只知埋头做生意的老实头，居然在1949年5月17日一本正经地复函：“兹据本会会员寅丰毛纺织染公司函称‘本厂拟在台湾筹设分厂，兹有机器捌拾壹箱、毛条叁拾柒包，交由新上海轮船运往基隆，请予证明’等语到会。查该公司所运机器毛条等件确系运往台湾设置分厂应用。特此证明。”这时距离上海解放只有十天时间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斗争，阻止资本家拆机器迁厂，在这种情势下，寅丰厂是注定走不成了。
姚翠棣夫人的“帮夫运”
我国民间历来就有“帮夫运”的说法，是说夫人的贤惠和通达，其“气场”会影响到丈夫，会给丈夫的事业带来好运气。
我的三叔公王云程的家庭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了很多不幸，前面两位夫人都年纪轻轻，不幸因病仙逝；女儿还在摇篮里，也不幸夭折。他的事业在大环境循环欠佳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受到制约，未能尽显其华彩。但是自从娶了第三位夫人姚翠棣女士之后，不多年，好运开始向他招手了，不仅家里人丁兴旺，姚氏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企业也一个个兴办起来，从纺织业还发展到成衣业、奶制品、冰激凌等，最兴旺的时候他在世界各地拥有十几家企业，一跃而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名列豪富第九……从此一路顺风，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跌宕。于是，人们都说这与姚氏夫人有关，是姚氏夫人的“帮夫运”在冥冥之中呼风唤雨……谁能说得清呢，是巧合，还是中国的“老古董”真有此灵验？
姚翠棣女士1914年出生于上海滩一个著名的建筑世家——老太爷姚锡舟先生（1875—1944）是蜚声十里洋场的建筑商，在25岁时就创办了姚新记营造厂。他是南京中山陵主体工程的承建者，也是上海电话公司大楼、法国总会大楼、中孚银行大楼、中央银行大楼、中央造币厂、大中华纱厂等著名建筑的承建者，还是中国水泥工业的实力派，于1921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今中国水泥厂），1926年扩股增资后，成为生产能力仅次于北方的启新洋灰公司的第二大水泥公司，所产泰山牌水泥远销南洋和香港等地。他还是重建苏州河外白渡桥的有功之臣，一举解决了诸多外国建筑商无法解决的拔桩问题，从而声誉鹊起。姚锡舟与王尧臣、王禹卿一样，原先都是从乡下进城的打工仔，靠自己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在上海滩赢得了一席之地。著名的建筑往往比人的寿命长。如今，虽然老太爷已经逝世整整七十周年了，但这些建筑上都挂上了文物保护建筑的牌子，可以世世代代得到永久的保护。人们一看到牌子上“姚新记营造厂”的字样，就会想起这位备受尊敬的姚家老太爷。
其实，王家、荣家与姚家都很有缘分。姚锡舟的中国水泥公司1926年增资扩股的时候，就有荣宗敬的很大功劳，他不仅投资20万大洋，还成功地说服太湖水泥厂“投靠”姚锡舟，使企业实力大大增强。荣宗敬曾对人说，以往他从来不投资别人的企业的，总是人家来投资他的企业，而投资姚锡舟的水泥厂实在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是个了不起的合作，荣宗敬后来还出任了这家水泥公司的董事长。到了1936年6月，面对日寇的军事进攻和经济扩张，荣家与姚家两个老太爷又策划了一项影响巨大的工程，他们联合了启新洋灰公司的袁心武（袁世凯的六儿子），及江南水泥公司的陈范有先生，来了个“三厂联营”，打击日货入侵。当他们谈判成功后，还在姚家住宅前合影，以资纪念。
姚家是个大家族，姚老太爷共有三房妻室，共生下八个儿子，十一个女儿，姚翠棣女士是六小姐。姚家也是个“盛产”故事的家族，不仅第一代人有故事，第二代中故事也不少，尤其是老大姚乃炽。姚乃炽继承了其父的建筑细胞，把自己在原淮阴路上的住宅建成了一栋超现代的“怪屋”（现西郊宾馆四号楼）——小山坡上，门前有几十亩地的绿草坪，房后有游泳池，还把院子里的小桥流水引进了客厅，使得他的大客厅于层层绿荫之下，富有山泉林木之盛，解放后被朱德老总戏称为“怪屋”，这个称呼居然延续至今。姚乃炽夫人朗妮莎是位混血儿，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其父朗德山先生是我国现代杂技的鼻祖，是最早组团到世界各地巡演中国杂技的杂技团老板，也是上海的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的投资者。
姚翠棣女士与荣卓霭女士一样，也是中西女中毕业生，端庄而内秀，知书而达理，聪慧又贤惠，是丈夫的贤内助和“后勤部长”。她视荣卓霭生的儿子王建民如己出，处处小心关照。王建民小时候多病，曾患肺炎，姚翠棣女士深夜陪同前往医院医治，一直守候在旁，直至脱离危险。她的善良和贤惠自然赢得家族上下一致爱戴。如今她老人家已经整整一百岁了，仁者寿也。
据“八卦”先生说，姚翠棣女士的年寿会多过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即我的三舅公王云程，前年以103岁高寿辞世。假如“八卦”属实，那么中国将又多一位赶超宋美龄（106岁）的神仙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