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等于把王禹卿将了一军——要他在沪协调一切，但对他的还款方案不赞成，究竟如何了结官司，他并无办法，而那十几起官司，倒是要王禹卿前去顶住的。想必王禹卿此时心中窝火，气是不打一处来的。多年的合作伙伴，太平岁月样样好说，到了危难时刻，个人心迹，实难揣测。
这样的局面，王禹卿怎么办？问题是王禹卿想甩手不管都不行！因为，正如荣德生所说，那官司都是有人名的。的确，荣家企业对外借款时，多半是用了荣宗敬和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名义，而极少用荣德生的名义。现在荣宗敬去世了，债权人不找你王禹卿找谁？从法律上讲，自然是找不到荣德生头上。翻翻账本，已经在诉讼中的债权方（钱庄和银行）有信康、大源、敦余、恒孚、益康、春元、滋康、瑞昶、劝工、垦业、福康、惠昌、荣康、泰涵十几家，其中只有两起的被告是荣宗敬一个人，绝大多数的被告是荣宗敬、王禹卿和王尧臣三个人，是捆绑在一起的。十七起官司中，牵涉到荣德生的只有一起，即瑞昶钱庄的八万元。这个时候，最最心急火燎的自然是王禹卿。
事实上，这些债权官司记录，尽管金额都不是非常大，最大的一笔债务也就是21万5千元，但是非常难缠，已经弄得非常复杂，其中滋康钱庄与信康钱庄几乎是在有意要荣家难堪了。实在于白道上解决不了问题时，王禹卿只好再上黑道了。他和荣鸿元分别去信给杜月笙和张啸林，请他们出面调解纠纷。
荣鸿元1938年3月12日写信给张啸林，告信康钱庄的状：“信康庄控告敝公司，经讼多时，上年已成立和解，分期清偿在案。末期因手续关系，致误时二十分钟，乃孙伯绳认为违约，意图推翻前案，又向法院控告，兹已定期拍卖。窃念先君弃养未终七，孙君伯绳逼人太甚，言之痛心。查（民国）二十四年夏季，司法行政部曾密饬各法院，关于敝公司控诉事件设法缓和，以维实业。拟恳老伯言于当道，冀达缓和目的，毋任企祷，感激之至。”
同月14日，荣鸿元又写信给杜月笙，也是为信康钱庄之事：“先君在港弃养，一切恳老伯照拂，肃至叩谢，谅邀矜鉴。鸿元等到申后，债权方面咄咄逼人，最近如信康案件，竟以缴款迟延二十分钟，推翻全案，当即电恳老伯设法缓和，嗣接复电须报告详情，方有根据。除摘录案情及钞呈（民国）二十四年案件外，再为老伯详述经过情形。……鸿元等以父丧尚未终七，由此破坏行动，对外体面扫地无余，惶急万分。遂商承禹卿姻伯联名电恳老伯，予以协助，又恐事机急迫，一面恳请啸公老伯（张啸林）根据密令商请院长从缓处理，复电汉厂索取救国公债若干万，拟呈缴法院，提供担保，为止诉之准备。今接老伯电复，允为根据事实设法缓和，此则鸿元等于奉电之余，感激涕零也……”
俗话说“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信康钱庄的事情尚未有眉目，滋康钱庄那头又出事端了。滋康钱庄眼看催债不成，通过法院要追究福新面粉一厂股东的责任，如果这个案例的办法能够行得通，福新面粉公司将来祸患无穷。
王禹卿只好紧跟荣鸿元之后，于第二天（1938年3月15日）也追去一封，向杜月笙告发滋康钱庄的不义之举：“信康案件昨已由鸿元、鸿三兄弟详述经过情形，并附呈密令及摘录案情，谅邀察及。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滋康案判决主文中有如其财产不足清偿时，均由被告荣宗敬、王禹卿、王尧臣连带偿还等语。查闸北光复路福新面粉无限公司既未执行，安知其财产不足清偿？滋康庄即不能对股东请求执行。如谓福新在战区不可供执行，试问闸北是否承认永久丧失？东三省失地多年，德国承认满洲国，我国尚提抗议。长期抗战，闸北近在咫尺，而谓不可供执行，于情于法均不可通。如因环境关系，暂时无法执行，亦应停止执行，不应不执行福新厂即执行股东。荣公去世，弟等适当其冲，况类此者甚多，自不能不为合理之抵抗。弟意恳请我公根据密令函郭院长，值此非常时期，对于茂、福、申新公司案件暂缓执行。滋康一案如定须执行，则应执行闸北光复路之福新厂，万不能谓福新厂不可供执行即执行各股东。我公垂念弟处境困难，迅予去函申说，当能奏效。惟一再烦，方寸为不安耳。”
看来杜月笙还是很帮王禹卿的忙的，立马去为之疏通，并有函回王禹卿。王禹卿自是感激不尽，于当天再去一信致谢：“接奉复函，神悉。前上两函，次第收览，所托一节，已承去函为之疏解，感纫异常。滋康事经金融界中人居间劝说，业已和解就绪。诚以欠债还钱，只须时间展长，利息情让，于愿已足。惟类此者正多，逐一料理，正非易事。但愿我公去函后，当局于法理人情双方兼顾，则以后讼事或可对付耳。”【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看来是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办法，王禹卿与荣鸿元费尽心机，终于把这些倒霉的官司搞定了。到1938年7月为止，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债务讼案已告审判终结或已和解的案件共有十五起，涉及金额共七十四万一千二百元。至此，王禹卿方才松了一口气。
为防不测 拉张“洋”皮当大旗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时局的动荡，1940年敌伪加强了面粉和小麦的统一管制，严密监视战略物资的运输，卡住了面粉企业的喉咙，各家工厂均因原料不足而生产下降。这期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和骚扰，福新系统的面粉厂和其他一些大厂一样，想方设法在租界里寻求外国人的保护，因为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租界，他们对欧美人士的产业还不敢动手。
孙氏家族的阜丰面粉厂过去由于进口洋麦的关系，一直与英国领事馆和洋行有联系。战事一起，他们就得到英国领事馆的同意，在厂房的顶部悬挂英国国旗，并将此企业注册为英国国籍。王禹卿负责经营的福新面粉七厂不得已也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他通过一个姓殷的洋行买办与英商通和洋行取得了联系，以送给该洋行的经理七万元股权为代价，将福新面粉七厂注册为英国国籍，获取了英国企业的注册，成了一家“外国企业”。
但是，王禹卿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觉得兹事体大，外国人都是老奸巨猾之徒，鸡蛋不能全都放在他们的篮子里，一旦事情有变化，还应有个退路。于是又出一招，另外弄一个证明，说明这个企业并不是外国企业，于是煞有介事地与该洋行又制定了一个假文件，即“福和公司为收买福新七厂的股东会议记录”，用以掩人耳目，力图应付各种险象。
那会议记录上写道：
三十年（1941年）九月五日，福和公司股东会
出席股东：王禹卿、荣德生、荣鸿元、王尧臣、荣辅仁、应顺卿（股东亲笔签名）
公推王禹卿先生为主席
提议事件：本公司于三十年八月，由代表王尧臣先生集资三百万元，向英商通和洋行代表雪克，购买福新第七面粉厂有限公司全部基地、厂房、机器、生财及商标等事项，已于八月九日全盘交割清楚。唯本公司既经购买该厂，自应改组继续营业，如何之处，应请公决。
决议：自应改组继续营业。
提议：本公司改组后，在相当时期仍以有限公司呈请注册登记，应请公决。
决议：准以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唯股权不得转让。
提议：应推定总经理及厂经理以专责成而利进行，应请公决。
决议：公推王禹卿先生为总经理，王尧臣先生为厂经理。
后来，果然形势又发生了巨变。福新七厂刚刚“卖给”英商通和洋行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与美国人打起来了，日军铁骑进入了租界，美国人、英国人不仅保护不了中国人，他们自己也成了日本人的敌人了。原先的保护顿时化为乌有，反而给有些中国厂家带来了新的麻烦，他们又要反过来动脑筋，如何撇清自家与英国人的关系。寿州孙氏阜丰面粉厂的孙仲立等人面临了这样的尴尬。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内地交通更加困难，小麦的收购和运输也就更加麻烦，不仅是荣家企业，所有面粉厂的生产一度都陷入困境。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日夜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为国家和工厂的前途而担忧，不知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熬出头？
王禹卿虽是个生意人，但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前，他已经预感到局势不可收拾的一天就要到来了，不仅是福新面粉系统，整个上海的面粉工业都将面临不堪。在这年的八月底，身心极度疲惫的王禹卿向总公司诸位股东提出了辞职，辞职信中写道：
敬启此接展：手书领悉，是辱斋。雅意似以福新七厂总经理见委，得闻之下，殊深感愧。禹前任系有限公司性质，今既改组，理应告退。七厂内情，今非昔比，可称根深蒂固，无所顾虑也。禹三四年来，竭尽全力，对付种种一切，实已筋疲力尽，近来精神之痛苦，难以言喻，致诸病缠身，脑力日非一日，急待休养，藉让贤路，务请各股东体谅禹之苦衷，望勿强人所难为幸。禹居股东地位，推尧臣先生为总经理，老而益壮，经验有余，定能胜任。或由股东会速行决定，免误时机为幸。
专复各股东 荣鸿元、荣德生、王尧臣、荣鸿三、应顺卿
王禹卿
卅、八、二十九日
自然，股东们不能让他走，因为自第一家福新面粉厂创办起，王禹卿就是厂中元老和主要投资人之一，几十年的沧桑岁月，足证葱老姜辣、烈火金刚，偌大的企业，偌大的队伍，岂能离得开识途老马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航线中断，洋麦无法进口了，连洋行也都关门了，当初有脸有面的欧美人士不回国的都被关入了集中营。而国内生产的小麦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又实行配额制度，福新面粉各厂能拿到的配额很少，致使工厂开工不足，所生产的面粉相当一部分是被迫加工的“代磨军粉”，生产就必然萎缩。就这样勉强维持，苟延残喘，总算熬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
这期间，只有一件事情令荣家人、王家人获得了意外欣喜，就是1942年5月汪伪政府宣布的币值改革——以汪伪的中储券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一对二的比价收回旧法币。当时申新总公司的债务尚欠银行2000万元法币，而经此币值改革，就折合为伪中储券1000万元了，荣家趁机全部偿还了债务。正逢此时物价又暴涨，申总法律顾问过守一先生回忆此事时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新二、九厂被日军封闭军管，仓库里的花纱不能动用。启封之后，物价暴涨，币值下跌，申新银团债务就在这时全部还清。”因为按照抗战前（1937年初）的金价，每两以115元计算的话，荣家的债务约值174000两黄金，而经此币值改革后，金价已跃为2520元（法币），这些债务变得仅值7936两黄金了，比原先要相差20多倍！简直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金娃娃，令荣家人、王家人窃喜不已。
荣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1942年纪事》中高兴地写道：“春间物价大涨，传闻币制将改。余拟定还债办法，与大侄等筹商，决定出货全还。所有申一、二、三、五、六，均如数还清，仅申七另有押款未谈妥，至秋后始还讫。积年陈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