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对于王禹卿来说并无大碍，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交易所的理事，更不是理事长，但是他感觉很痛的——这个回合他们打败了，虽然没输多少钱，但是输了人。杜月笙老奸巨猾，看得明白，王禹卿是上海滩面粉业的主心骨，他不愿与王禹卿弄僵，日后还要派他用场呢！杜月笙在理事长就职仪式上得意洋洋地说：“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即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了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注：杨承祈，《上海面粉交易所概况》。】
王禹卿经过这次风潮也看明白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与其对着干，还不如合伙干。这大概就是与杜月笙合伙经营华丰面粉厂的原因吧。
纱布交易所的多事之秋
当初荣宗敬、王禹卿在面粉交易所尝到了甜头，不久就又牵头筹建上海纱布交易所。他们用老办法，使得申新纱厂的“人钟牌”棉纱成为交易所的标准纱，在交易中首先取得优势地位，然后在棉花收购前后又大做文章。
荣家在全国各产棉区都设有收花庄，基本控制了全国重要产棉区的货源。每年新的棉花尚未登场的时候，他们就在纱布交易所抛出10万担甚至20万担的棉花，此时的市价处于敏感期，遭此空头打压，往往撑不住了就会大跌价。上海的棉花价格一向是全国价格的基准，全国价格一跌，荣家在各地的收花庄就趁机大肆收购。表面上看，他们在交易所蚀去了上百万元，但是却趁机在各地低价收花200万担至300万担。到他们收购得差不多了，然后在交易所再翻手做多头，迫使棉花价格高涨，高价维持一段时间，交割的日期也到了。这么一来，利润自然是源源不断了。
但是几年之后，他们惯用的老办法被人家识破了，不过是故伎重演。同时，总是你们说了算，总是你们占便宜，总是你们在玩弄人家，时间一长，同行间自然不服气，对立面就出来了。1933年，他们就遭遇了一次“轧空头”的暗算。纱布交易所的经纪人陶继渊是有名的聪明人，这年五六月间，棉花每担已经被荣家打压得很低了，但是他们希望继续下跌，继续抛盘压价。陶继渊首先轧出苗头，于是与一帮棉花商人商议，预计市价将要上升，合谋组成临时的“多头公司”，在6月份就悄悄下手，集中力量收购10月期去“轧空头”，主要对付荣家。继而在七、八、九三个月仍旧猛烈吸盘，这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下，棉花价格不断上升，但是荣宗敬不以为然，他不知道这回是人家有意在算计他，还说什么“他们小鬼想要跌倒金刚呵”，意思是“休想”！
结果，最后的场面是很难看的，到了交割的时候，荣家拿出的竟然是一张“空头栈单”和一批不合规格的棉花。尽管纱交所的哥儿们袒护荣家，拼命为之弥补，但是到这时候再做手脚就真的是欲盖弥彰了。荣家在这个年头本来就遭遇了很多倒霉事，现在又碰到交易所的对手们联手进攻，趁机报复，日子就更难过了。这期间，王禹卿较早发现苗头不对，估计到来者不善，主张紧急调转船头，不要再陷进去了，但是荣宗敬没有听进去。为此，王禹卿大为不满，与荣宗敬发生激烈争吵。【注：奇良，《交易所的实力派》。】
与杜月笙联手接办华丰面粉厂
杜月笙既然坐上了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总要在业内做点事情才行。正好，1937年3月，虞少棠、叶山涛从事地产投机失败，要出售他们的华丰兴记面粉厂。这件事首先被杨管北知道了，就去问杜月笙要不要买下来？杜月笙正中下怀，说是“只要虞少棠肯出让，就把它买下来”。具体事宜就由杨管北操办。
那年头学生要孝敬老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买一家面粉厂，银洋50万，钱哪里来？杨管北头脑非常活络，他知道有两个财主是可以利用利用的，一个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傅筱庵（抗战中投伪被军统暗杀，那是后话），还有一个是国华银行的经理唐寿民，他们两个都得到过杜月笙的帮助，对他心存感激，拉他们出来投资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资金解决之后还有个经营的问题，那就要派上王禹卿的用场了。最后由杜月笙、杨管北、傅筱庵、唐寿民（后来转入交通银行）、卞筱卿与王禹卿合伙买下，改名华丰和记面粉厂，纳入福新面粉系统之内，由王禹卿去经营。因是杜月笙这方面的生意，王禹卿不敢怠慢，亲任总经理，还安排自己的族侄王秋舫当厂长，确保抓好。据王秋舫后来回忆说：“华丰和记于1937年6月开工，当年亏本7万元，第二年就盈余20万元左右。1939年、1940年大量购用洋麦，两年盈余共约150万元。华丰和记织布厂就是利用盈余在这期间开办的。”【注：《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
建国初，市工商部门对这家工厂做了调查，调查报告中写道：“该厂原名华丰兴记面粉厂，系大流氓虞少棠、叶山涛与官僚傅筱庵等所创办，因从事地产投机失败，遂于1937年3月由叶山涛出面售给大流氓杜月笙，乃由杜拉拢上海面粉巨头王禹卿和国华银行，售资50万元，改为华丰和记面粉厂，属于荣氏福新支系之一。抗日战争初期，挂起美国企业公司招牌，盈利颇厚，因又于1940年增设织布厂****粉袋。日寇进占租界后为日寇占用，后通过杜月笙关系发还，遂代敌伪加工军粮，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胜利后增加资金为伪法币750万元。”有16部美式华尔夫双式（30×9#）钢磨，工人158人，厂址在苏州河边的西康路1501弄。50万元买来的一家小厂，经八年抗战增资为750万元，翻了15倍，还白赚了一家有180部织布机的织布厂，可知经营得相当成功，在杜月笙面前算是给足了面子。【注：上海档案馆，福新面粉公司档案（全宗号Q466）。】
可惜有的人只能跟他共患难，无法跟他同富贵。这家厂子在抗战中由于地处租界之内，还能不断发展，可是抗战一胜利情况却急转直下了。大概看到这家厂子油水实在太多了，股东之间就发生了矛盾，总经理王禹卿受到排挤，由原南京大同面粉厂的经理卞筱卿以常务董事掌握大权，并派他的儿子卞冀周任副经理，从此脱离了福新面粉系统而自己经营，王秋舫也即刻走人。王禹卿乐得不再去管他们，因为自己福新面粉公司这头正忙得紧呐，但是股份还是保留的。
可是，卞筱卿他们自己经营得很不太平，1947年两度增加资金伪法币30亿元（金融膨胀已经使市场变形）。由杜月笙的弟子于松乔任副厂长后，内部再起倾轧，卞筱卿等集体辞职他往，大权落到杜月笙的弟子刘寿祺、于松乔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翰、杜维恒手里。
解放前夕，杜月笙、于乔松等人去了香港和台湾，厂子就由刘寿祺担任副总经理。1951年7月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卞筱卿又以常务董事的名义召开股东会，当上了董事长，派胡履平任襄理，趁杜维翰不在上海，就以胡履平行使副经理职权。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五反”运动中刘寿祺跳楼自杀，遂由襄理胡履平与厂长江翼臣负责。1953年卞筱卿见无利可图了，才辞去董事长职，撒手不管了。
这个厂子有工人158人，职员33人，教师4人。总股权2970万股，每股伪法币250元，其中公股占21.86%，公私合营银行占14.56%，交通银行代管6.26%，在沪私股56.68%，内有杜维翰等29.16%，王亢元5.22%，卞筱卿4.16%，南京大同粉厂胡梅庵1.04%，王禹卿与杨管北占21.46%，直到后来公私合营。【注：上海档案馆，福新面粉公司档案（全宗号Q466）。】
王禹卿与杜月笙的这场合作最后如此收场，大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