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心理的视角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开始至今，已历时多年。其规模之大，观众之多，观赏之集中，影响力之深远，堪称世界晚会之最。甚至有业内人士评价说，看过许多世界顶级的晚会，央视的春节晚会已经非常成熟，完全达到了世界现代大型晚会的最高水平。然而，近年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央视的春节晚会到底还有人看吗？为什么年年办年年受到观众批评？笔者认为批评和议论恰好反映了春节晚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无可代替的地位，试想如果全国观众不再关注了，为何还要恨铁不成钢地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
纵观央视历年各节目类型，全国收视率超过10%的节目寥寥无几，仅有像CCTV1《新闻联播》、《焦点访谈》、CCTV5世界杯、奥运会赛事和CCTV1、CCTV8部分黄金电视剧等节目的收视率在10%以上，例如和中国几乎“零距离”的韩日世界杯，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队迎战巴西国家队，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后创造了中央台体育赛事的历史收视最高值25%。但这个数字仍和春节联欢晚会的40%相去甚远。因此，说春节晚会是中国电视节目的收视巅峰一点也不为过。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提供的53个城市的收视率数据表明，尽管春节联欢晚会观众年年骂，但收视率并未降低，特别是2004年的春节晚会，更是以平均40.8%的收视佳绩创造出近年春晚的收视率最高值。
另据报道，在中央电视台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播出的同时，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观众收看春节晚会情况进行了同步跟踪电话调查，整个调查持续了3个多小时。通过对全国100多个样本城市的2227个家庭调查表明，有2105个家庭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家庭收视率达94.5%，其中78%的家庭表示满意。据统计，全国有5亿多观众收看了这台晚会。在2004年年底央视国际网站专门设立的“2005年——说不尽的春节联欢晚会”讨论专区中，热情的网友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足足占据了三十几个页面，而在百度和google上搜索“春节联欢晚会”关键字，可搜索出五六十万篇报道和评论。2012年4月17日，笔者正在修改本书稿，浏览媒体，看到了有关2013年“春晚”的信息，还是与“好不好”、“办不办”有关——
春晚就是一块“鸡肋”，年年难办年年办。这不，央视将于下周一正式启动2013年春晚喜剧类节目征集活动。这也意味着2013年央视蛇年春晚的工作时间表与往年相比超前了许多。下周一央视正式启动“欢笑中国2013央视春晚喜剧类节目征集活动”，而此次负责征集活动的是2012年首度执掌龙年春晚的哈文团队。又是哈文，难不成哈文又要成为2013年蛇年春晚的总导演？有很多网友发出了质疑，哈文凭什么再执导2013蛇年春晚？难道还不够脸红吗？确实，2012年春晚哈文挨了不少骂，因为除了舞台设计较好外，其他的竟然一无是处。如哈文过分苛刻促使******退出春晚，之后******也承认与哈文团队存在合作上的不愉快。再如龙年春晚，除了舞美惊人，竟没有一个节目出彩，更找不到震撼。有网友直接发出疑问，为何没有当年《千手观音》那样震撼人心的节目呢？
（波波《哈文还有脸面执导2013蛇年春晚吗？》）
综合以上各种信息，足以反映出春节晚会在中国人心中已经形成某种不能割舍的“春晚情结”，它所蕴含的文化心理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内容。可以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春节文化现象”。但考察近年来的舆情民意，在大众中既弥漫着如此浓烈的“春晚情结”，也有持激烈反对意见者，逐渐形成了“春晚情结悖论”。这种“悖论”由两个层面构成：①好，还是不好？②办，还是不办？
先看第一个层面：好，还是不好？2004年“春晚”，曾在年前痛揭春晚黑幕并公开向总导演袁德旺叫板的青年作曲家姜延辉，年后再次向春晚“发难”，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猴年春晚是典型的“文艺豆腐渣工程”，非常非常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台晚会约有上百位实力派演员被排斥在外，更有无数的优秀作品被压在导演手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导演的朋友、哥们和他看着顺眼的人，以及那些未知数的一切一切”，他还说：“我多么希望他（总导演袁德旺）搞出的春晚水平超过赵安时代的水平，可这只能是愿望，建一座大桥有人告诉他买那种500号的水泥，他非用200号水泥，大桥塌了，难道他没责任吗？”还有人总结出“春晚”难破的“四大悖论”：一为喜庆与眼泪的悖论。即“春晚”本为喜庆之事，但总是要安排倪萍、朱军、李咏和周涛等几大“煽情”高手出面，完成把观众“煽出”眼泪的“任务”。二为节省时间和浪费时间的悖论。春晚时间宝贵，所以难免牵强乏味，如群口相声《十二生肖大拜年》，竟有侯耀文、石富宽、刘亚津、刘俊杰、刘全刚、郑健、刘惠、李嘉存、陈寒柏、****、刘流、张大礼等十二人。三为新春与“旧会”的悖论。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搞，显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模式”，其模式大致为：一开锣不管它有情无情，先整点歌舞祝福为情而情；然后是主持人“模式”的笑脸开场，声越大越好；随后是嗓子、嘴巴、身子、眼泪轮流上场，把宝贵的时间用完；再后是零点时刻大家齐声叫喊“过年了”之类的话来煽煽情。四为人为制造与破坏过年气氛的悖论。现在人们正越来越感叹着“年味”的减少，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或赞扬者则“自信”地说“看春晚已经成为中国百姓过年时必不可少的节目”。最后结论是——“依我之见，春节联欢晚会也该休息一段时间了，好好反省一下”。（新华网2004年1月20日）
从观众对2005年“春晚”的评价来看，持肯定性意见较多，尤其是大胆地在歌舞、小品、相声这传统的“三大支柱”之外，发现并竖起了第四根支柱———放大具有个体特质的边缘性节目，以旧为新，打造出了《千手观音》。但反对、批评意见也不少，什么“旧模式里转圈”，“影视明星扎堆”，“老面孔扎堆自娱自乐”，“观众审美疲劳”，有的还很激烈：“老黄瓜抹绿漆——假冒新鲜”。还有专家认为，由于“春晚”上出现的多是“老面孔”，其人、其节目平时在其他频道也看得到，“春晚”与“非春晚”在节目质量上有惊人的同质性、同构性。所以，近年春晚骨子里早已老化，只有枝枝叶叶上小打小闹式的创新。还有人提出了春晚的“审美疲劳”问题。如红色的反复运用，大红、粉红、桃红、紫红，红得喜庆，可红得没有太大创意，红得让人有点“审美疲劳”。这种“疲劳”主要有：①模式难变。一个热热闹闹的开场歌舞，一大堆喜气洋洋的主持人，节目中间念念发自天南海北的电报，顺便让某某集团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这一套流程，历年如此，多少年了，没有变化。②新人难出。年年都说要推新人，年年不见新人出。歌舞类节目，每年晃来晃去的都是那几张老脸，除了几个大腕外，那些合唱节目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排排座，分果果，大家都有份儿。③开口难笑。春节联欢晚会中，语言类节目一向是最被关注的，素有“相声、小品节目成功，整台晚会就成功”的说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年来，尽管网罗了国内最著名的笑星于一台，但奉献出的好节目实在太少。（《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审美疲劳”》，《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20日）
于是自然引出第二个层面：办，还是不办？近年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央视春节晚会到底还有人看吗？为什么年年受到观众批评还要办下去？受累不讨好，是老百姓对春晚最通俗的诠释。自从春晚开办以来，几乎年年都有“既然不好，干脆不办”的声音。如2007年的“春晚”刚刚结束，网上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这两年随着人们春节娱乐庆祝方式的增多和百姓对高质量节目要求的不断增多，加上春节晚会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招致批评声音不断，春晚似乎正从一道缓坡走了下来。而媒体似乎也失去炒作春节晚会的兴趣，百姓也大多不再翘首以盼，难道，老百姓要抛弃春节晚会吗？”有的人干脆宣布，除夕不看“春晚”，寻找其他娱乐方式。于是，就形成了“春晚悖论”——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春晚情结，已经成为中国年俗文化中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春节晚会的质量、创新、受众满意度，已经成为中国娱乐界的一块心病，一道硬着头皮也要闯的“年关”。
对此，笔者的意见是：无论怎样评价，“春晚”还是要办下去。这样说，是基于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需求，这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春节晚会这种外在形式，要远远大于其所表现的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形式比内容还重要。在此，形式之所以大于内容，是因为“春晚”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时间充当了“中国”、“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载体，使“中国”、“中华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过程。“中国”是什么？“中华民族”是什么？太大，太抽象，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具体落实。而文艺的形式化、形象化，就是最好的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诗人舒婷曾写下《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一诗，用诸多个体形象诠释“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一种“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existence）。这一原创性观点，由美国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导火线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使他陷入深思：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使同一意识形态的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在意识形态、宗教立场、市场利益这些决定当代世界潮流、社会发展大趋向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民族主义。他指出：“依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具体论述为：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
民族被想象为有主权的，因为这个概念诞生的时代，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郁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这个自由的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如此，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流布的复杂论证：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从美洲而欧洲而亚洲、非洲，一波接着一波先后涌现；他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而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所致。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种族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历史宿命感”，使所属成员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