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USI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分
Jonathan Woetzel，张耕田，李秀军
我们通过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23个指标的计算分析，对185个中国地级和县级城市从2005年到2011年之间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和排名。
2013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是2011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升级版”。它通过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23个指标的计算分析，对185个中国地级和县级城市从2005年到2011年之间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和排名。本着综合反映各类城市现状和数据可得两大原则，样本集涵盖了从直辖市到县级市的全部城市等级，人口数量从20万到2000万不等，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城市收入水平。
通过对样本城市的打分排名以及与国外领先城市的相互比较，我们试图发现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城市特征性因素，以明确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为其学习国际经验提供参考。需要强调的是，USI指标体系不仅是一个打分排名工具，更重要的它是城市对其自身发展的检验评价工具。应用这一体系，城市可以根据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国内或国际）榜样城市以学习其先进经验；根据单项得分和综合得分找出自身的短板或优势，明确发展措施；根据发展过程中进步退步的幅度评价政策的有效性。
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1）总体而言，近年来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在逐步提高，尤其是社会和环境方面。这两方面显著进步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城市健康的经济增长和他们对社会与环境改善的持续重视。
（2）由于最早享受了经济开放的果实、充分利用了贸易和投资机会并处于最好的地理位置，目前前十位的最具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沿海和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上表现最佳，其次是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居于末位。在各分项指标上，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在2008 —2011年的3年间，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未见缩小而有所增大，而中部地区正在缓慢追赶东部地区。然而，因为城市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当前表现最佳的城市并不一定是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城市。
（3）长期来看，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同时，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FDI和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其发展路径上存在明显转型拐点，包括人口规模（450万人）、人口密度（8000人/平方公里）、FDI（30亿美元）、流动人口（30%的总人口占比）等。当宏观条件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或城市规模扩大对可持续的推动作用会减弱，城市需要考虑不同的发展策略。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赢家们都拥有“健康的体态”，即适当的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而中国多数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则正位于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的决策点上，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沈阳、武汉和重庆。
（4）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大多数城市正在缓慢缩小与国际对标城市的差距。但是，国内城市发展路径上的人口规模拐点（约为450万人）人口密度拐点（约为8000人/平方公里）并没有出现在国际案例的发展路径上。国际领先城市在更好地利用高人口密度带来的经济优势的同时，仍能维持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及高效的资源分配利用。而在中国，那些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规模和密度都越过了特有拐点的城市尽管当前拥有较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但通过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等途径在原有模式上进步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必须学习国际领先城市的发展经验，更新城市的发展模式，以突破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
（5）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城市更有可能大幅度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相比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生产效率（人均GDP）的提高，经济规模（人口和密度）的增大，以及外因（FDI和流动人口）的支持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城市未来的可持续性由自己决定，而其当前的GDP，人口或密度的水平并没有绝对影响。在任何时候，中国城市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特点长处、自然优势或政策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提升可持续性。尽管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口总量等宏观因素在长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就近3年内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言，185个样本城市并没有体现出一致的规律。
（7）当城市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经济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会逐渐体现出来。一些经济发达且体量较大的城市目前的发展建立在对社会和环境损耗的基础上。由于缺乏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这些城市已经难以用原有的发展模式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程度。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帮助这些城市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支持可持续发展。
（8）由于欠缺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口优势，小城市需要更好地与所在集群的大城市合作，充分借助集群优势发展自身的可持续性，同时也结合自身优势帮助集群共同发展。
此外，我们还针对在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指标上有明显改善的9个案例城市（上海、宁波、扬州、济南、烟台、西安、遵义、揭阳和防城港）进行了拓展分析，以供更多城市参考借鉴。
经济层面
从2008年到2011年，除了上海和宁波有所下跌，其他均呈上升趋势，保持稳定，这与这些城市长期积累的经济基础有很大相关性。遵义作为三线城市，其在战略机遇下对城市空间产业的再造使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而揭阳与防城港作为小城市的代表，虽然其城市基础较弱，但其经济位次都出现小幅上升。总结案例城市的发展路径，有以下经验可供学习：
（1）大力推行科技创新，带动经济良性发展；
（2）依靠自身城市资源，发展特色经济。
社会层面
案例城市在社会指数方面有的提升较大，也有下滑比较明显的。社会指数的上升和下降都与各城市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建设相关。通过分析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主要如下：
（1）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医疗、养老保险建设；
（2）重视教育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3）加强落实就业工作，建设人才队伍。
环境层面
案例城市中，良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效促进了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所缺失的城市，其整体发展态势也受到了相当的影响。纵观在环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案例城市，其经验可总结为如下：
（1）节能与减排并行；
（2）城市与乡村兼顾；
（3）监管与服务同施；
（4）因地制宜。
资源层面
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资源分布并不均衡。对于资源稀缺的城市，首先应该保护资源，然后再寻找其发展的新动力。对于资源丰富的城市，例如案例城市中的烟台和防城港，它们在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共性表现在：
（1）全面保护为基；
（2）合理利用为主；
（3）妥善节约为辅。
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USI）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Urban Sustainability Index，简称USI）是城市中国计划（UCI）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手开展的按年度更新的研究项目。UCI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公司于2010年合作创建。该计划以建立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智库为目标，旨在“推进良性城市化，支持创新型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筛选的可持续性指标基础上，全方位反映了每个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真实表现，并且对不同分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精细的考量。USI2013是在《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衡量中国城市的新工具》（发表于2010年）和《2011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位作者感谢李晓鹏和张英杰对本报告所作的贡献。
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亚洲区领导人，常驻上海分公司；
张耕田是城市中国计划（UCI）的研究总监；
李秀军是麦肯锡公司的知识专家。
麦肯锡公司版权所有（c）2014年。未经许可，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出版。本文经麦肯锡中国公司授权出版。
按下重启键：中国城市化新里程
是时候按下重启键了，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
全球处于新一波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国，正是这波城市化浪潮的领航者。但是，她面临着重重挑战：空气污染、流动人口大军、交通拥堵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是时候按下重启键了，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为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以确保城市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个维度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第十三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麦肯锡与11家长期专注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国企业一道，针对六个关键领域向与会代表和******各主要部委提交了深入、客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报告。报告主题由论坛承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出，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Dominic Barton（鲍达民）承担了组织人和协调人的角色。
基础设施是当前政府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部分，是城市经济最为重要的引擎，也是各家公司最能发挥专业所长和全球经验的领域。对于叱咤商界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而言，为本报告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报告的撰写过程中，他们搁置各自的商业利益，携手对共同议题展开客观且卓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
12位跨国公司领导人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Dominic Barton（鲍达民）
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ouglas Oberhelman（道格拉斯·欧博赫曼）
爱立信公司董事长Leif Johansson（雷夫·约翰森）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Frederick W. Smith（施伟德）
福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an Mulally（艾伦·穆拉利）
高富诺集团主席Lesley Knox（莱斯利·诺克斯）
日立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Hiroaki NAKANISHI（中西宏明）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Jay Herbert Walder（韦达诚）
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Kwon Oh-Hyun（权五铉）
施耐德电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an-Pascal Tricoire（赵国华）
西门子股份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eter L·scher（罗旭德）
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Louis R. Chênevert（路易·谢纳沃）
他们亲力亲为，深度参与报告的审阅和修订，奉献了一个个富有远见且细致中肯的金点子。
可以说，由12位世界顶级企业家就某一个议题联合对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参考，还是非常罕见的。本期《麦肯锡季刊》特撷取其中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一、城市规划
>；>； 整合地区层面的经济、交通运输和土地规划功能，提升城市规划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 引入智能基础设施规划和技术的最佳实践，建设紧凑型、复合功能的宜居城市。
鉴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居民住宅协调、和谐地发展，以建设紧凑、高效、宜居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就需要城市制定长期愿景和战略规划，并落实到分区规划和建筑法规。我们建议，从地区一级整合经济、交通运输和土地规划功能，由地区负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目标。从地区层面进行整合规划有许多国际案例值得参考。如日本柏之叶（Kashiwa-No-Ha）智能城市项目可谓是国际领先的案例。由千叶县政府与私营的三井不动产和日立公司合作，以完善铁路系统、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提升生活空间为目的土地再开发项目。
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城市规划应该以“科学用地”为核心，紧凑型、复合功能和依托公共交通为宜居城市的关键词，将综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纳入更广泛的新城规划中。中国可率先制定下一阶段的城市解决方案，包括多模式联运或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网络。
二、交通运输
>；>； 利用智能技术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效率。
>；>； 整合公营和私营，对内形成统一的优化系统，对外可达不同地区和世界各地。
交通运输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每一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尽可能高效和环保。除了开征拥堵费，智能交通系统（如利用感应器根据实时路况优化交通信号灯的时长）被公认为平均可减少15%的交通拥堵。同时，还应该充分应用快速发展的电动车技术。第一步是重新规划城市电网，建设充电站，从电动自行车到电动公交、电动汽车等交通工具。下一步是一体化的交通出行体系，如香港的八达通卡，一张智能卡可搭乘多种交通工具、付停车费，还能在便利店使用。
其次，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效、可靠的物流网络尤其重要。中国需要加强邮政局、公安部和发改委，以及各城市群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商品的自由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