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更是受惠者。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人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沟通的作用。
胡雪岩对时势的看法，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点。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
关于这一认识，当洪杨军兴起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混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你在两边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长毛”着想。经商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没了，你的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你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你每一次都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遇就大大减少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有自己的看法。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来担保。
帮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脸，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最大利润。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才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才使胡雪岩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更多的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起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很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即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从另一个角度看，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太平天国，胡雪岩又用另一种办法来对待。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当洪杨兴起之时，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誉。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太平天国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很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是因为“长毛”压过来了，投顺了“长毛”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你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平民百姓，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了。特别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到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是商人也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这是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没有一个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会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它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等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业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更是费力，更是提心吊胆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怕官府，以致于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待。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时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如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这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不断通向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
3．诚信为本，做大企业之路
诚信，历来被中国人视为为人处事之本。胡雪岩之诚信，非一般人所理解之诚信，是真诚真信，大诚大信，非有过人胆识者不能做到。下面就胡雪岩如何帮助别人作一翻剖析，从中可以看出胡雪岩以诚信为根本、做大企业之路的奥秘。
儒家抛开做事，一味讲做人。老调常谈，空洞无物，人们不免厌烦。话又说回来，你要能静下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事情可不就是这样。我们常说做事做事，其实干巴巴的事情本身有什么好做的？所谓做事，无非也就是做人。人的工作做好了，事情自然也就成了。
三百六十行，无非劳心与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离不开一个“人”字。“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还是离不开一个“人”字。如果按了劳心与劳力的标准来划分行业，商业就应该属于劳心一行，商人应该是世上最大的劳心者。
劳心者的目的是治人。广义地讲，治人就是搜罗人、运用人、管理人。管理人有很多方法，胡雪岩的方法与众不同，叫做“花花轿儿人抬人。”
天下人若都能顺了你的意思去行事，那你就无往而不利。但是要想让天下人顺了你的劲儿走，你就先得顺了他的劲儿走。看重人、抬举人、帮助人、提携人。一个人一辈子如果在这些方面做得好，那他就处处有朋友，处处有人和他同心，处处有人愿意帮助他、支持他、顺从他、敬重他。不独商人如是，行政管理者也如是。不独行政管理者如是，所有劳心者皆如是。假如再往宽讲，你是属于劳心者还是属于劳力者，不在于你的行业之客观成分，而在于你个人的主观努力。
本来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界限很明确。劳力者之所以低于劳心者，就是因为劳力者只做事，不做人。不跟人打交道，一天到晚只见死的物，自然是只能凭一己气力吃饭，功效是最小的了。劳心者之优于劳力者，就是劳心者不纯凭自己之力，还凭了自己的心智把世上各种力量都联络起来。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从事的是劳心行业，我们还认为他是一个劳力者？因为他对人太生硬，到处以一己为中心，处处压制人、打击人、嘲弄人、贬低人。到头来众叛亲离，矛盾重重。这样的人往往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陷入劳力者的位置。
所以胡雪岩说人活世上就是要人帮人，按杭州的俗话，就叫“花花轿儿人抬人”。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活一世，要成就大事，赤手空拳拓展的一点儿不算大，大家帮着做的那一片才算大。你今天帮了别人，明天别人逮着机会自然会帮助你。自古以来，人们都将这视为义举。
古人尚义，胡雪岩慕义，而且他特别注意创造环境，为人做仗义之事。有人会说，在商言商，胡雪岩这样离开了商业的利益原则去做疏财仗义之事，有时甚至不惜血本专门搜罗江湖赌棍去放交情，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
的确，放着水里浮起的大鱼不下手去逮，却要退回来一点一点结网，这是一件与目标不直接相关的事。但是如果凭你一双手去捕鱼，肯定不如你先结了网再捕鱼效果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胡雪岩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也是在做结网的工作，这是一种投资，或远或近，或早或迟，这些投资都会连本带利翻回来。交情多表明你路数多，为蝇头小利而断交情，表明你至多能做一个小生意。
胡雪岩愿意处处时时帮别人。拿了他的话说：“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算数，我有了钱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见你穷途未路，几乎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有机会挥手斥金。喏，拿去用。够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