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游客跑到花摊下躲雨。“你好，”安妮特对她说。“你好。天气太糟糕了，下雨了。”那女人是德国人，手中拿着本单词书，或许她正在游览皮耶罗和佛罗伦萨，或许她在看废墟和免戒室。她和她的旅行伙伴们分开了——他们都已经进了咖啡馆，躲在雨篷底下，或者去了圣洛伦佐看圣坛上方那些非同寻常的装饰画。女人挑了些花——鸢尾、小苍兰，还有两朵玫瑰。她没怎么细想就买了下来，很明显她觉得在这躲雨就理应买几朵花作为答谢。“你能把这些花整理一下吗？”她问。她注意到安妮特的脸微微倾斜，两眼迷茫。安妮特笑了，她把花错落有致地摆放好，理了理叶子，让每个花茎夹在一起，把整束花向上叠放整齐，整个过程似乎轻而易举。
“你难道能看到花的颜色吗？”女人问，“还是靠香味辨别？”她十分好奇。安妮特又笑了，礼貌地点点头。她可以告诉那个女人佛罗伦萨产的白色鸢尾花和紫罗兰有同样的香味。
马塞洛叔叔说，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小小伎俩。她用大拇指指甲把刺从玫瑰花花茎上拨下来，这样德国女人把花带回公寓或旅店的时候就不会被扎到了。她把花放进锥形的纸袋里，把袋口收紧。女人握住安妮特的手，往她手心里塞了三枚硬币：“这是真钱。”
对安妮特来说破解钱币的面值是件易事。她会用手触摸钱币边缘的波纹，掂掂重量，或者叫艾丽玛来看着交钱的过程。
但是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虽然母亲告诫她有些人会欺骗她，虽然晚上母亲会数她钱包里的钱，但安妮特还是相信顾客。人们很少欺骗盲人。
但是她母亲想象中的世界险象横生，在家里时她告诉安妮特不要走出花园。星期天她可以去教堂，或单独出行或由哥哥们陪同，之后可以去公墓，那是她父亲安息的地方，壁龛里放着他的照片。在集市上她必须要等毛里奇奥来接她，收摊儿。
她可以从认识她的摊贩那里买些小玩意儿或鱼；她可以去她叔叔工作的苗圃，帮忙整理，或者帮着在长满苔藓的地上传递种子。越出这一安全的领域，很多危险不可预测。到处都是陷阱，比如小山坡上隐蔽的逮兔子的网，她一不小心就会迈进陷阱。或把自己烧伤，她的裙子可能会被木块、门把手、扣环之类的东西钩住，或者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她会丢失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到。人们会残忍地对待她，糟蹋她，会有不道德的人。
有时，她母亲在给她梳头发时，对她发出警告。“你难道不明白？在远处那些男孩可能认为你很有吸引力。他们会吹口哨，会和你调情。当你靠近时，他们就都明白了，”她拍了拍安妮特的眼眶说，“接着他们就会嘲笑你，毕竟漂亮姑娘多的是。我无法忍受别人这么残忍地对待我女儿。”母亲叹了口气。辫子扎得很紧，安妮特觉得头发都快断了。
“他们会觉得我哪些方面吸引人呢，妈妈？”她问。她已经不是她能看见时的那个自己了，她长大了。那时她才十一岁，平胸，胳膊肘和脚踝处的骨头突出。现在她长大了，用手就可以感受到身上的曲线。她的胸很软，很敏感，头发像丝一样顺滑。在心里她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母亲不会回答这么不谦虚的问题，相反，她继续唠叨她的防御措施：“在家里一切都会维持原样。家具保持原地不动，马塞洛和其他男孩很明白不能把椅子从桌边搬走。你可以数数从窗户到碗柜之间有几步的距离，记住这距离是不会变的。每样东西都不会有任何变动，这样你就会有安全感了吧？”
她不能再上学了。她身上的伤痕和脱丝的长筒袜证明她不可能继续学习了。她母亲说，到了她这个年龄，身边的人不再那么天真了，她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侮辱。“假如你摸索着回家，我们怎么检查呢？每天晚上必须检查你身上的伤痕，像用清洁丝擦洗失去光泽的水壶一样处理你的皮肤。”安妮特想知道毛里奇奥从电影院看完《撒旦的叹息》回家后是否脸色大变，眼睛是否发黑了。她想知道当他谈论女明星丰满的胸部和纤长的双腿，当他和她在厨房里跳舞并唱着“噢，噢，性感啊性感，我的宝贝”时，他的舌头是否都颜色斑驳了。
如果她抗议，说她想继续上学，说她还能感觉到光线和阴影，说她能用耳朵知道交通情况，能安全过马路，她母亲就发脾气了：“但是你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即使把书本贴你眼前你也看不见，安妮特！我们已经接受这一事实了！医生也无能为力了。”对她来说，帮忙经营家里的生意更好。这样的话，她能派上用场，也能得到保护。讨论结束时，母亲紧紧抓着她的手：“听我说，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必须把心定下来，不要像那些不幸的西西里人那样不安分。明白吗？”
毛里经常说她漂亮，他在饭桌上轻声对她说她是巴黎之外最漂亮的女孩。他经常在车里轻吻她的脸颊，安妮特问艾丽玛她的脸是不是发青了，艾丽玛说没有，艾丽玛又问安妮特她是不是在厨房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她去集市买烟熏鳝鱼和猪肉的时候，鱼贩和屠夫也说她好看。他们经常为她留着最好的肉，把刚从海边运来的贻贝放在冰块上，为她留着。在水果摊，她用手指轻轻捏捏水果，闻闻味道，或扯下一片叶子，如果水果没熟透的话，她会砍砍价。“嗯，当然可以。一切随你，美丽的安妮特。”
她听着集市的喧哗声，想象着外面这个黑暗的世界。公共汽车不会为了在路上晃荡、眼睛又看不见的姑娘而踩下刹车。
像长矛一样尖锐的栏杆把那些毫不设防的女孩的裙子钩住，或是像十字军的长矛取出人的内脏那样撕开人的衣服。她会掉进臭名昭着的敞口排水沟里，在那里住着一帮粗鲁的南方人，他们二十年前移居到北方，发现地上太冷了，根本没法生存。
但是她不能想象她母亲跟她说的那些不道德行为，那些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寓昏暗的房间里、肮脏的床上、酒吧里，她哥哥能理解，做了之后也可以获得原谅，但是她不行。虽然她努力地想，但怎么也想象不出贝斯提亚站在剧场门口色迷迷地看着她的样子。
一天过去了。玫瑰花卖光了，还送了几朵给门卡罗尼神甫放在教堂。烤炉里传来油酥点心的香味。安妮特让艾丽玛帮忙照看一下花摊，她吃了一小块烤面包。那个住在泉水边的吉卜赛人给了她两串挂在烤架下烤过的蚕豆。在高高的围栏外面，她能听见鹅卵石路上汽车的咆哮声，摩托车的隆隆声，手推车产生的吱呀声，好像在发牢骚一样。行人的脚步声掺杂进伊特鲁利亚墙的回声中，从城里来的火车进站时发出咔嗒咔嗒声。
没有尖叫，没有警报，没有谋杀，没有淫荡的气息。
她回到花摊，感谢艾丽玛帮她照看。“我有一阵子没见过你妈了，”艾丽玛说，“她身体还不太好吗？”安妮特点点头：
“嗯，头疼，她总是头疼。”艾丽玛说听到这个她很难过，“但是至少她有你哥哥和你叔叔照顾，那就好。”“你也有哥哥吗？”安妮特问。“有，但是他们在北美。他们现在不能来这儿。他们是恶霸但我还是很想他们。有哥哥很幸运，特别是有你这么帅的哥哥。”
安妮特想问艾丽玛所有让她疑惑的事，她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从没有人和她解释过。比如毛里抱怨放映机有意删掉的场景，比如每个月她的小腹疼痛之前莫名的兴奋。有一次她问艾丽玛有没有见过贝斯提亚，艾丽玛笑了笑说见过，就在她结婚的那天晚上。安妮特问他长什么样。“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斯文，事实上他很狂野。”艾丽玛说的时候没有害怕，而是很高兴，安妮特怀疑在北美贝斯提亚或许还不是最坏的。每当安妮特跟毛里提起贝斯提亚的事，他就把她按到地板上，说：“是我，是我。”然后他就像狗一样咆哮，好像恶魔上身一样。他紧紧抓住她的腰，压着她直到她喘不过气来为止，要么就是被他们的母亲发现，她把毛里拽走，扇他一耳光，把他撵出房间。
她母亲不能谈论这个话题——“那太让人不安了”。一谈到这她的声音就变得忧郁起来，就像湖面中间没人去游泳的水域一样。“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安妮特！他是能够想象出的长得最奇怪的东西，是地狱里的怪物！你可怜的父亲，”她喊道，“他看到了。他听见苍蝇嗡嗡叫。他感到有个红色的阴影笼罩着他。为什么你总是问这种问题来折磨我？”她不停地抽泣着，让安妮特保证不会让他带走，不会对他毫无抵御之力，不会对他敞开胸怀。
安妮特答应了。她试着想象花园里发生的一幕，她父亲在最可怕的环境下去世了，但是始终想象不出那场景。马塞洛叔叔不小心说漏嘴说有个女人也在场。安妮特的母亲就恼火起来，说“不要再提那个婊子”，马塞洛叔叔想抓住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她躲开了，大家再也没提起过那个女人。安妮特好奇她母亲怎么知道父亲临死前听见有苍蝇围在贝斯提亚脑袋边嗡嗡叫，他不可能告诉她的，因为他已经死了。或许母亲那时也在花园里。她说她那会儿在家，觉得头晕，正在请求上帝的宽恕，好像她知道有可怕的事发生。马塞洛叔叔和警察到时，贝斯提亚和那个神秘女人消失了，只留下一摊红色的血迹。安妮特怀疑她母亲见过贝斯提亚，清楚地知道他长什么样。这是极大的精神创伤，她现在只是害怕得不敢提起。
安妮特想知道提到贝斯提亚是不是关乎什么严格的戒律。
她想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在临死前听到苍蝇嗡嗡叫，也感觉到红色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征兆。也许一些人觉得贝斯提亚听起来不像是苍蝇在嗡嗡叫，更像钥匙相互撞击的声音，或是猫的咝咝声，或是烟花窜上天空时的声音。如果他们能预料到苍蝇飞来他们怎么知道跑呢？他们怎么知道下跪祈求救赎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集市要关门了。毛里奇奥从她身后走来，紧紧地抱住她。“我为了你回来了，即使你蔑视我。”他用手捂住她的嘴，“不，妈妈，没人能听见你的尖叫声！”艾丽玛笑起来，拍手叫好。安妮特拼命挣脱。她哥哥身上有种发霉的泥土味儿和醋味儿，他和马塞洛叔叔用醋来浸泡蚜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