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画室同时也是我的卧室，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讨论乡村生活和禁欲主义还有职业长袍。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修道士。我只是很享受这里的光线和空间，而且我需要有适合发展油画事业的地方。如果我喜欢一个到访者的陪伴或是安东尼奥想来看看我最近的作品，那么我欢迎他们来我这里。毕竟这里又不是有着稀有物种的封闭的自然保护区，或是藏着什么神秘物品。这里只是一个出产艺术品和提供休息的地方。因为我只允许特莉萨打扫我睡觉的地方，所以在我的床和工作区中间积攒起了厚厚的尘土，形成了一条分界线。一直以来最让特莉萨头痛的就是我在房子的其他地方留下的泥脚印。我和她说，我可不是被找来挨你的责骂，我就像是一匹从巴尔干偷偷溜来的狼被你设下的陷阱抓住。我们的想法总是不一致，但是特莉萨从来不去打扫我不允许她碰的地方，她是一个忠诚的女人，也很尊重自己的这份工作，而这也是我想要的。
特莉萨的爸爸科拉多是一个木匠，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我叫他格雷费。他送给我用于制作工作室中画框和长支架的木材。他经常和刨片与木屑打交道，也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他的头发和衣服里总是带着一些亚麻色卷曲的木屑。他制作吉他的技术也很娴熟而且弹得也很不错。欣赏到他的表演是件非常棒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像是打开雪松盒子，拿出一支雪茄。
我们经常是等到晚上树脂干了的时候拿着一杯柠檬酒走进他的作坊。木材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就像是解开了大自然的密码，把乐观的幽默释放出来了。他去世之后，我的故友中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听足球比赛的广播或是坐在广场的阴凉处。
尽管他们家总是在国庆节期间请我去吃饭，但我还是无法像当初科拉多活着的时候一样那么麻烦他们。
这间朴素简单的房间能引起注意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和工作工具睡在一起也不是那么不正常，作为一名文艺复兴的学徒，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一名艺术家的思想总是被艺术品占据着，无论他睡在什么地方。这里也没什么非常特别的东西值得一说，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收集怪异东西的人。房间里有三个不同高度的支架，这些东西平时都是压箱底的，只有要用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有时候那些瓶子被胡乱地堆在一起，就像是躲避暴风雨的瓷羊群，我想老羊倌赶着他的羊群，那场景就像是云影走过山坡。我没有数过瓶子的个数，但到现在也应该有一百个左右了。它们堆在一起时看起来朴素无华，像是一个合唱团，但一个一个地看，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桌子上放着成卷的棕褐色纸张，这些纸是从邮政工会买来的。我还用桌子后面未漂白的亚麻纱布来遮住桌下的东西。我喜欢抛光的荷兰木制作的桌子，但是不想再打造一个。天花板上的吊灯年龄比我还大，因此我没有资格去摘掉它，但在它的灯光下工作感觉很压抑，像是待在一间审讯室里。我们弄的大动静已经让壁式烛台松动了，而且墙壁也不能幸免地遭到损坏，所以就不太好把旧吊灯摘下来。很遗憾的是墙上的裂缝还没有延伸到吊灯的位置。一些形式的光确实会损伤人的眼睛。
了解艺术家的工作时间比较有意思，但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毕竟我们是受太阳统治的。作家可能选择在晚上工作，他和他黑色的眼睛，还有他那猫头鹰的头脑。在老式的夜间诊所里，带来暗淡气氛的煤油灯就又派上了用场，它照亮了灰暗的皮肤，而通过画画艺术家成为光明的魔术师。
我很少关注这个房间，它也变得声名狼藉，人们讨论着它并且拍了照片。人们赋予它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无疑和以前一样拥有未来。我仍然画着瓶子，还在几个瓶子中装上颜料，这样它们就不同于人们认知中的瓶子，具有了一种现代感。瓶子上面落了灰尘，瓶口边和瓶颈上布满了厚厚的一层。这么多年来它们已经跟着许多人到处奔波。
别人总是向我询问这些瓶子，以至于我都失去了耐心。它们是一种谜，是我猜不出的谜。别人用这些瓶子来阐述一些比较高深的想法：我们伟大艺术的发展，时事政治。这些瓶子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它们没有价值和目的，也没有流派，仅仅是可视世界里的建筑艺术，并有自己的日常经历。一些人从它们身上看到了城市，一些人看到了圣像。它们从酒窖和阁楼中解放出来，从垃圾场和欧洲市场里逃脱出来。最高的那个蓝色瓶子是在维亚拉梅的一座破损的农舍中找到的，它被放在一个破裂的水槽里，除了积攒一些水滴，没什么其他用途了。水槽上方的墙角处有一个马蜂窝，我爸爸曾经在那里学习如何操纵切割机，如何把羽毛和脏东西剔除出来。还有两个瓶子是普通的白色，它们源自波斯，上面刻着阿拉伯文。另外，还有玻璃细颈水瓶、咖啡壶、拿铁咖啡碗、花瓶、茶叶罐、莱里奥油罐，还有鹦鹉螺和盒子。但是这些瓶子最让我恼火，因为它们能招致无止境的推测。最近我不得不把一些瓶子当做礼物送出去。
有时候我发现特莉萨在屋子的那条灰尘分界线处看着画室的桌子。做完家务事后她就开始闲逛，那个姿势像是一个女人在准备圣礼，而不像是一个站在博物馆丝绸警戒线后面的女人。她对我的瓶子有什么想法？她从这些瓶子中看出了什么？
尽管她觉得自己地位比较低，但我还是相信她的乡村实用主义也许超越了深奥的学术知识。她双手紧握，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我很想问问她。她看见一座石棺或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吗？
她没带祈祷书就进了这个区域的大教堂，只是为了观察壁画吗？她坐车去蒙特尔基祈祷，祈祷她的孙子能在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下顺利出生？她意识到所有的皮耶罗天使呈现出他自己那性感的嘴了吗？
我和她讲，没有什么禁令，如果你愿意请再靠近一些。她吃了一惊，没有讨论她的想法，而是提起了她的篮子，骑上自行车下山去了。
在他人眼中，总的来说，我就是一名相对论者，一名存在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可以成为杂志的绝佳题材，帮助它们赢得很好的名声。评论家们总是坚持一些标签式的称号，他们极力宣传法西斯主义和构成主义。我尽力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拒绝和批判这些思想理念。我们要避免很多不正确的联想。还有人在讨论墨索里尼和通敌叛国，他们却很少关注人间悲剧，哪怕是由它导致的悲剧。
战争不以旗帜和解放为结束，仅靠一个人的手也不能平息传承几代人的好斗血脉。艺术不是买来挂在走廊中成为仅仅为政府服务的工具。最高首脑们会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命令我们要有艺术家的忠诚，但是想象的独立性是高于一切的。我很难为我的老熟人们的良知和政治倾向作出解释，也不想为早年的朋友和信仰辩护。但是我明白一点：狂热者可以激发起狂热者。法西斯主义是安静生活的敌人，它摒弃了洞穴和狗，摒弃了自然游戏的规则，变成了暴政的象征。如果没有把素描这种低级的风格引进意大利，如果对一些勇敢崇拜者的同情心没有占上风，我们都会成为波提切利的模仿者。
几年前，曾有一个有钱的赞助人交给了我一项任务。他要举办一次乐器展览，为纪念家族里的音乐家们。为了方便我作曲他送给了我一个很不错的竖琴，琴上面的雕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美丽非常。作为回报我送给他一幅油画，画中是一支市场上的喇叭，喇叭口和气门都已经坏了。他很温和地接受了我的礼物，没有表现出不满。
事业早期我从未接到过什么委托，因此并不怎么受人欢迎。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工作，而且我也知道在受到赞赏之前肯定会碰到困难，也会受人嘲弄。那些忠诚的人们的名字，只要他们愿意保持低调，我是不会透露的。当质问我的人指责我欺骗了他们，指责我从极端分子那里得到了贵族般的待遇，我本可以拿出珍藏多年的名单给他们看。我可以很轻松地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谁的名字印在上面，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现在，请再告诉我关于墨索里尼的事情吧。这些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出现在政府的黑名单上。这真是一种矛盾，这些年轻的记者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他们在派系中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节，却又在我们已经分裂的时候制造麻烦。也许他们还不如把加纳利犬关进狗窝，这更有意义。
他们急切地想把这种生活写成一部传奇神话，停留、隐居、执着于位置和形式、创作、再创作。我出生在上世纪，时光流逝，我有能力，也正在努力地工作着，那么这就足够了吗？我告诉他们，“拒绝沙龙”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我们所有人在成败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们不是绘画专业的，不知道蛋彩画颜料的构成成分，也没有用银鼠毛皮擦过自己的手指。
在报道里我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出现的，一个身穿工作服、猜忌心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我不认可他们创造的这个人，他甚至连一个远方表亲都算不上。安东尼奥没有审查剪报，因为这个我心怀感恩，即使我心中充满了恐惧。从这周的报道里我看到我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画家，画不出椅子，也画不出水平线，我认为学术奖意义重大。
这种指控一直让我心烦意乱，十分疲惫。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明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会用它的勤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备感惊讶。特莉萨会敲打吉安卡罗射杀的那些野猪的肉，会把橙色的花搅拌到色拉里，会站在画室里那条无形的分界线面前，分辨着灰尘中哪些脚印是通向真正的瓶子的，哪些是通向虚假的。她不会再进一步猜测，而我也不会。
一些无关紧要的尘土落在瓶子上。啊！也赐予我这种无关紧要的尘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