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到1923年初，由于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在彷徨歧路的绝望状态中，找到了新的革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开始帮助国民党改组，酝酿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文章中根据中国内外政治形势，以极其精确的语言阐明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共产党、国民党合作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日益发展、壮大为历史的趋势。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出现了分裂为三种势力、两大营垒的局面。三种势力是：革命的民主派，为最急进的共产党与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而形成，而“主体当然是国民党”（这是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三大”决议中也说，“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胡适、黄炎培、穆藕初等人在内的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即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反动派，一切军阀势力。文章这样预告今后中国政府的发展：“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由此中国就出现了两大营垒的对立局面；一方是强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断言：“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关于帝国主义的情况，文章指出，华盛顿会议之后，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骤虽然得到暂时的协调，但是“他们的协调终究是要破坏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必然引起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化和逐渐激化。文章认为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极希望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完全霸占中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使直系、皖系、奉系和西南各派军阀决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局面。毛泽东如此熟练地运用辩证法阐明中国革命的前途：“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然而，“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必然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文章号召大家认清历史的这一辩证规律：“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毛泽东认为，只有革命派最后战胜了反动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才算最后完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些远见是多么正确。
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他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预言了代表中国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划清了敌、我、友三方面的根本关系。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这篇文章表明他当时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实际代表了党当时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经常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教育当时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青年。
同《湘江评论》时期所写的文章相比较，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是从行文的严谨、简练而言，《外力、军阀与革命》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这时已接近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新时代》只出版了四期（第一期出版后，毛泽东即离开了湖南）。这个刊物除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外，着重阐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个刊物在帮助干部和革命青年提高理论水平方面，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赵恒惕于1923年4月就处心积虑要封闭自修大学。但由于船山学社的老牌子和党的一些上层关系的活动，没有得到机会下手。这年的11月，赵的政府唆使鄂军的一个连驻扎到船山学社，限令全体学生两天搬出学校。党动员了船山学社的社员和教育界上层人士向教育司交涉，赵恒惕才不得不撕破自己的脸皮，下了一道“手谕”：“自修学校，着即取消。”并口头向教育界人士表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
对赵恒惕的反动措施，党早已有所准备。在自修大学和附设初习班、初中部被查封后，湖南省委所筹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就于1923年11月24日正式开课了。原在自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大部分转到这个学校。
湘江学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课程表面上也同当时的普通学校一样。校长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毛泽东认为最有办学经验的罗宗翰。教员大都是原来办自修大学的人，姜梦周任管理员，实际责任负得最多。他是何叔衡少年时期挚友，他们一同从读经书、讲正义、办新学而走上革命道路。据谢觉哉回忆：“他大概是湖南入党的第19名。”他接近群众，做事扎实，不畏艰难，吃苦在先的精神，最为大家称道。“办自修大学、湘江学校，那是党的学校，没有校款，校长不驻校；姜梦周名为管理员，实则筹款，招学生，排课程，聘教员，修房屋，弄伙食，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学生及同志们受他的熏陶，都是由于‘身教’的多而由于‘言教’的少。”姜梦周是1929年3月在长沙被杀害的。他死后，由于他在家乡宁乡一贯享有很高的威望，宁乡各界曾举行该县从来未有过的大追悼会，到会的不仅有上千的工人农民，还有正义感的士绅和教育界人士，成为宁乡人民对当时白色恐怖高潮的一次大抗议。
关于自修大学补习班和湘江学校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及其收效的情况，从当时在这两处都读过书的贺尔康的日记和作文中可以窥见一斑。贺尔康是湘潭人，家里离韶山不远。他家很穷苦，念不起书。后来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才来到长沙，进自修大学的补习班，后又免费入湘江学校。
下面是贺尔康1922年到1924年日记的片段摘录，由此可以多少知悉一些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所主办的学校怎样培训革命青年，以及这些青年的逐渐成长过程：
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先生（按：指何叔衡）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来做：“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之志愿，是要能为国家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田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十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但是如何肥大，是没得一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那就是名誉仍传于后世。这可谓伟大的人物。我是不愿意做官弄着这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国家做事的本意就在此……实在我之志愿，要造就个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的地方，租去了许多的地方。现在，我国的政府都是武人，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要立志办好我国。
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室开大会，决议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去游街。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街？我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皆出发去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藉以唤醒民众。”
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事。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
1923年3月6日。晚间写了一封家信。附寄一信把庞叔侃兄，他想来长读书，但为金钱所迫，不能够来。前日他要我帮他到学校里找一桩事，半工半读。现在学校没有事找，故寄一信去。
10月6日。会了夏曦先生，是他搭信要我到他那里去的。他问我不进湘江学校的原因，劝我还是要进学校读书，并说，“若是没有钱的话，我担任你的学费好了”。我答道：“一是没有钱不能去；二是自己上期读书没进功，不好意思去得。现在承先生好意担任学费，我还是去罢！”他又说：“你只要下期发愤就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月15日。今日真冷得很，落蒙蒙细雨，大北风吹得吓人。晚从校回，见那些拉车的、挑粪的以及各种下力劳苦工友，都是赤脚，尽在泥水里滑来滑去；下午还见捕鱼的人下水，水深到颈下。唉！他们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饭碗问题吗？真可怜啊！
1924年下学期，作文《大家何不都信仰共产主义》中写道：“人类社会的进化已指示我们：不能不走共产主义的新路了。”
4月28日。两点钟公民课，讲列宁的民族革命。接到一信，命我组织讲演队，“五一”到城厢内外去讲演。
5月5日。今日是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诞生）的107周年的纪念日，午后在普天春开纪念大会，并请人讲马克思学说。
5月7日。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美英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
5月29日。讨论政治经济学浅说第二章：阶级斗争与政党。
1925年暑假，贺尔康回到家乡后，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湘潭西二区一带搞农运工作。同年，和庞叔侃等一起，由韶山党支部选派赴广东，进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负责湘潭农民协会的工作。“马日”事变后，他曾率领农民武装进攻长沙。后又任长沙郊区党委书记。1928年3月被捕，3月5日牺牲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