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与“悌”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却大讲“军旅”和“刑政”，并称“礼”与“法”，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外王”两途。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并非易事。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
不过，孔学和儒家积极的人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或被儒学同化，或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这里所说的许多“家”和“英雄”、“领袖”，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杀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曾国藩沟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四个字，“事即物”，“是即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时，借用了这四个字的含义，用来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这四个字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的意义，从而为全党树立了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古为今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所载：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1952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四部备要》于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类。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止读过一遍。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数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看。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来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著地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是促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否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求助于“土法上马”砍树木“大炼钢铁”；不会向《张鲁传》、《大同书》求教，“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后来也不会“深挖洞、广积粮”，搞大三线。至于“文革”十年动乱中的“破四旧”，“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直到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歌颂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吕后……那更不是什么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将封建主义、帝王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林彪、“四人帮”借机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对五四运动与延安精神的反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动。
国学和孔子学说中的珍贵遗产要继承，但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肃清，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独服曾文正”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1980年，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二版，才开始涉及这一点极有限的资料。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学堂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是个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在著名的《新民说》中，梁启超是以曾国藩为榜样立论的：“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历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曰三复也。”
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中说：毛泽东“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想必是有根据的。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泽东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