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花祭》的九年中，我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一样，说着咒语：“芝麻，开门！”向众人揭开一个被黄金和宝石照亮的山洞。对我来说，那些关于前现代伊朗的历史和文化的书籍便是财富。这些书被藏在布满灰尘的图书馆书架上，鲜少有人触碰。我花了许多时间检阅这些宝藏。而且，我读得越多，就越着迷。
在我的探险中，我常常回到阿巴斯国王（1571—1629年）统治时期。这是一个其他时代难以比拟的时期。这个时期，伊朗遭遇了巨大的灾难，也建立了丰功伟绩。阿巴斯国王十七岁即位时，伊朗遭遇了一场大屠杀，萨法威王朝的成员都被刺瞎了双眼或者在为权力的战斗中死亡。许多士兵战死沙场，伊朗大部分土地都在战争中丢失。阿巴斯国王在混乱中开辟了自己的王朝。在四十一年的统治中，他是一个杰出的君主，虽然根据今天的标准，他定义的公正太过严苛。由于他的勇敢、智慧和对伊朗文化生活的建树，被尊为阿巴斯大帝。
我把《花祭》的背景设于17世纪20年代。当时阿巴斯国王已经成功地保卫了伊朗的边疆，击退了国内的政敌，创造了一个让艺术得以蓬勃发展的环境。国王大力提倡的艺术之一是地毯制作。伊朗地毯成为欧洲各国的国王、贵族和富商梦寐以求的工艺品，同时也逐渐吸引了一些艺术家的关注，如：鲁本斯·维拉克兹和范·戴克。阿巴斯国王对好的契机十分敏感，他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作坊，就像本书中所描绘的一样。根据伊朗学者罗杰·萨瓦里，“在他的支持下，地毯编织提升为一种艺术”，也就是说，除了个人自己编织的地毯之外，城市中许多训练有素的专家也为朝廷编织了许多杰出的地毯。其中显着的例子就是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所收集的16、17世纪的地毯；同时，许多学者认为萨法威时代（1501—1722年）的地毯位于历史上最优秀的地毯之列。
阿巴斯国王刚刚即位时，首都设立在伊朗西部的卡兹维。1598年，国王迁都至伊斯法罕，一个更易于防御的伊朗中部城市。阿巴斯国王在伊斯法罕进行了若干城市规划史上最杰出的改革。在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约三十年的指导下，国王建立了一个迄今仍然宏伟壮观的城市。因其规模宏大而闻名于世的世界景象比当时欧洲城市中大部分广场的规模都庞大。本书中所描绘的阿巴斯国王的王宫、皇家清真寺、大巴扎和巨大的聚礼日清真寺至今仍然令人称奇，马球比赛的球门柱也仍然有迹可寻。阿巴斯国王十分喜欢在王宫的阳台上观看比赛。一个名为托马斯·赫伯特的年轻贵族与英国大使唐德默·科顿爵士于1627—1629年造访伊朗。他描述这个广场的“广阔、舒适、馨香毫无疑问地堪比宇宙中任何一个广场”。与赫伯特及其他许多游客一样，十四岁的我第一次造访伊朗时，也被伊斯法罕深深迷住了。这个城市给了我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因此，多年以后，它也成为我唯一能想到的小说背景。
虽然《花祭》的主人公都是杜撰的，但是我仍然尽力使那些构建他们命运和思维方式的事件保持真实可信性。例如，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彗星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灾难都被阿巴斯国王的政府历史学家埃斯坎达尔门什以惊世骇俗的笔墨记录下来。埃斯坎达尔编撰了一本长达1300页的编年史，记录了阿巴斯国王统治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我所使用的是罗杰·萨瓦里的译本《波斯遗产录》）。然而，我可以自由地把这些事件都压缩在小说中，即使它们发生的年月并不是在小说的背景年代中。
每个伟大的年代都应该有一个伟大的旅行作家。让·查汀爵士，一个法国珠宝商，便是17世纪伊朗伟大的旅行作家。查汀于17世纪年代旅行至伊朗，并且写了长达十册的游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伊朗的经历。鲜少编年史家的记录能如此详细、有趣。查汀的观察记录关于萨法威时期风俗习惯的素材来源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他十分敏锐地记录下一些饶有兴味的自相矛盾的习俗，诸如，“伊斯兰教徒禁止饮酒及酒精饮料；但是几乎人人都会喝一些烈性酒精饮料”，还有“波斯人中普遍存在两种相互悖逆的风俗；不停地赞颂真主和他的崇高的德行，同时也会诅咒和说污秽的言语”（摘自《波斯游记：1673—1677年》）。
在他的旅行之中，查汀在伊斯法罕收集到了一本记载预言的年鉴。我模仿这本年鉴写出了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预言。关于女人行为的预言是引自《查汀爵士波斯及其他东方国度之旅》（我本人将法文翻译成英文）。
波斯地毯使许多游客着迷。少女时代时，父亲送了我生平第一块地毯。从此，地毯就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珍贵的一隅。小说中所描述的地毯设计、颜色搭配、染色方法和编织技法大体都是伊朗风格的。我查阅了几十本关于地毯的书籍，但主要的参考书是汉斯·E·沃夫桥的《波斯传统工艺》。许多文献都讨论了中东地毯所蕴涵的精神，例如，希拉·布莱尔和乔纳森·布鲁姆编辑的展览目录《伊斯兰艺术中的天堂图像》，以及斯凯勒·V·R·卡曼的杂文《东方地毯图案中的象征意义》。与建筑相关的概念来自内达·亚德伦和拉蕾·巴克蒂亚尔所着的《整体感：波斯建筑中的苏菲传统》。
有些读者对小说中琐碎描述的临时婚姻的盛行感到十分好奇。这种形式的婚姻是一种在伊朗持续了几百年的文化，至今在伊朗仍然十分活跃。本书背景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沙拉·哈伊里的《欲望法则：伊朗的临时婚姻》一书。书里有与临时婚约缔结者的访谈记录，并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复杂的、不同寻常的制度。
在为本书调研时，我也开始对伊朗口头上广泛流传的故事感兴趣，因为这些故事在现代仍然十分流行。许多游客都说过，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伊朗农民也能背诵长诗；即便是今天，伊朗人也会玩游戏挑战对方背诵诗歌的能力，通过能否背诵出诗歌证实他们是否博学。除了诗歌之外，口头传统文化里也包括大量的民间故事、传奇故事、寓言、论说和关于心智成长的教导故事。
构建或者编故事在中东是十分常见的。《一千零一夜》的读者对此一定感到十分熟悉。在这一点上，我受20世纪波斯诗人尼扎米的影响十分大。他写了一首长如小说的关于一个国王的冒险事迹的叙事诗，叫做《七个公主的七个故事》（《七幅肖像》）。诗里写了七个引人深思的爱情传说。在我看来，尼扎米叙述故事的技巧可与伊朗地毯的设计相媲美，编织得丰富多姿、奥妙深远。
我的小说中点缀了七个传说故事。其中五个是重述传统的伊朗或者伊斯兰故事。为了使故事符合小说情节，我对这些故事作了一些改动。每个故事的楔子，“世间本无物，而后才有世界万物。先于真主，万物皆空”是我对一个伊朗表达法粗略的翻译，其意思即为“从前”。
（第二章）结尾的故事记载在亨利·玛西的《波斯信仰和风俗》一书中。玛西的原始资料是一本关于伊朗传说的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科希·克曼尼在伊朗的科曼地区收集的。
（第三章）和第四章结尾的故事是由之前提过的诗人尼扎米用诗文写出的故事。第三章结尾的故事是根据莱丽和马杰农的部分故事所改编的。这个故事在尼扎米复述之前就已经流传了很久，尼扎米也改编出了自己的故事。我所用的资料来源是由鲁道夫·格陪尔翻译的《莱伊拉与马杰农的故事》，但是我采用了伊朗名字莱丽。第四章的女奴菲特娜的故事在尼扎米的《七个公主的七个故事》中也出现了；我的资料来源是朱莉·斯科特·梅萨米学者翻译，企鹅图书出版的译本。她详细的注解使这本精彩的书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十分有趣。
（第五章）结尾的故事是根据一个伊斯兰传统故事改编的，第六章的故事是模仿诗人法里德·乌德—丁·埃塔着作，约翰·安德鲁·波义耳翻译的Il—lahi—Nama（《真主之书》）的开篇诗章而写的。对读者来说，作为着名的诗歌式苏菲寓言《鸟儿的会议》的作者，埃塔（约—1230年）更为着名。
出现在第一章和第七章末尾的故事是我自己编造的。那些故事和这本小说的主体故事都深深受传统的伊朗故事的语言运用及人物和情节编排手法的影响。着名学者安玛丽·胥莫尔着作的《双色织棉：波斯诗歌的肖像》一书在语言上给了我许多灵感。
小说的题目来自一首名为《花园地毯颂》的诗歌。这首诗出现在亚历山大·乌普海姆·蒲柏和菲丽丝·阿克曼的不朽着作《波斯艺术的调查》一书中。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39年出版了这本4500页的百科全书式的着作。此书是一本因爱好而着作的书，也是我所有背景——从地毯到银币——的参考资料。这首诗是这样描述的：“由一个不知名的苏菲诗人（约1500年）所作。”诗歌把一块花园地毯描述为一个能引起神灵关注的避难所。
为了赞颂伊朗那些默默无名的工匠们，这本小说的叙述者被有意隐去了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