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五叔”孙伯三，他是我们村学的老师。“矮个、小头”，“总露出被劣质烟草所熏的满口黄牙”。我们的村学就如旧社会的私塾，教室是“五叔的堂屋”。二十七个男仔，程度是四个年级，只有“五叔”一个人唱独角戏。语文、数学、天文、地理、唱歌、体育等课程都是他一个人担任，“五叔”工作得井井有条。这样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孩子的老“民师”，不分田。民师补贴被村长装进了腰包，“五叔”憨得一句话也没有，仍然给我们讲“加减乘除”。为了留住学生不辍学，学校放假时他到学生家里搞义务劳动，帮困难的学生想办法筹书本学杂费，还拆除自己的住房作建校舍的材料。“五叔”把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贫困的山村教育事业，让我们看到了山区教育的希望。
那么默默无闻，那么艰辛敬业，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呢？《老师来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无权势，无地位，无关系。这位小学老师也是热爱孩子的，学生“从树上摔下来，腿断了”，他便背着学生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山路将学生送进医院。他怕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累得气直喘，就是不肯歇一歇”，光头上的汗珠“一晃一晃”的，就是没有腾出手来抹一下，他把学生当成了亲人和孩子。能把学生当自己孩子的老师，一定是个十分称职的老师。他得到的回报让人感到很尴尬，“人老了，一身病”，想托自己的学生去医院找熟医生看病，还带了“香油、糯米和鸡蛋”，连一餐饭都没有混上就走了。走在城市昏黄的路灯下，老师的心一定不好受。
往事有风情，如雾如烟！那些记忆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走进这本集子故事里的男男女女，都有生活的真实，有很多的实在，有具体的细节，他们都从真实的生活中走来。“水叔”、“泉叔”、“父亲”、“五叔”、“二婶”、“祥哥”、“路生”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自己的出生环境，成长过程，文化教育等的影响，决定了我对人的认识层面。走进我这些故事中的人，可以说没有“官”，要说有就是“石怀玉”，他也只是一个相当于乡镇级别的“秘书长”，最多也是一个“副科级”。这些人物中几乎没有“坏人”，要说有一点点不规范的人物，那就是“二狗子”和“莲花嫂”。其实“二狗子”也没有坏到哪里去。他一样热爱劳动，只是喜欢干那些“自己乐意干的事情，而且还卖力”。他劈了祖宗牌位并加油火烧，挖祖坟、砸墓碑，只是受“革命”的影响，对几千年的中原文化认可度不了解，才做出“让人瞠目的事”。“莲花嫂”就更不可指责了。好吃懒做是人的天性，她只是贪图安逸过分了点。男女偷情之事在中国几千年什么时候没有过？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只是地域不同罢了。只要不造成社会影响，现在法律都不予追究了，这种事在乡村大村多，小村少，何必责难“莲花嫂”呢？其实“男女情”永远是文学的主题，只是看你怎样把握罢了。要说“莲花嫂”的晚年也是值得同情的，她跪下声泪俱下地悔过，“祥哥”还是没有原谅她。长期与她分居，等于“离婚”，自己不会耕作，但还得在几亩责任田里“扒食”，最后去迷信“耶稣”。
我也试图写过“坏人”，但总写不出“坏”。我总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推，但细节、心态把握不了，“坏人”就“坏”得不真实。究其原因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历验，写着写着，就不知道怎样处理了。“坏人”做“坏事”的环境、情节、心态都不像。
我为什么写这些可说可不说的故事和这些有其不多无其不少的人呢？可能是想为一段艰辛的生活作证。我们知道，一个地域若失去了记忆，就会步入灾难。这些人和事都是慢慢写来的，开始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的，只是觉得要写，不写总像缺点什么，慢慢写着写着就觉得有点味。任何事情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写多了就觉得：历史原来很精彩。我想写出故乡天人合一的胸怀，对自然与人性的包容，但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一定没有写好，也很难写好，也许违背了我的初衷。
我已年过半百，要把这几十年的生涯分成两个部分的话，前半部分二十余年是在乡村度过的，后半部分三十余年是在城里度过的，在城里生活远比在乡村生活的时间长。但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写乡村的又远比写城市的多。《淡淡的忧思》里的“张萍”，“生活对她好像总是不怎么厚爱”。她的人生总比别人慢半拍，下岗，成全职太太，生活对她来说，总是不尽人意，总有操不完的心。《家大如天》中的“王贵”和“刘芬”，也是城市生活中的下层人物。仅仅是没有“吃低保”，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们俭朴、勤劳、恋家，“日子在他们那里就顺着季节往下走”。他们的心情有灰暗，也有欢乐，生活有时也有笑声。《买鞋》有点触摸人性“人就是这么怪，都叫人讲真话，说实话，有时真话实话就是让人不舒服”。《迎接检查》是对现在的弄虚作假风的抨击，“现在的节奏真快，工作刚布置，经验材料就出来了。”你能说我们的身边没有这些现象吗？我看不但有，而且很盛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总结起成绩来长篇大论，洋洋大观，说到缺点仅有三四行字。事实真是那样吗？我看未必。其实这篇文章是我十年前写的。
对于城市生活，自己为什么涉笔不多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城市的生活光怪陆离，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尔虞我诈，不比乡村淳朴、直白。很多地方自己没有历验，看得眼花缭乱，加上水平功底所限，没办法把握，写好就难，所以不敢涉笔；二是本人太“土”，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根系永远在乡村，尽管枝叶、花果在城市，却永远离不了那“土”。只有写那些“土”的东西，行文才流畅些，故事才编得入理些。
其次，再说说“事”。
这本集子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时度跨度很长，大约三十年，不是一气呵成的。因而“事”多少就显得有些时代感。我是新中国建国后出生的。会记事时便是“四清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是“改革开放”。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分为：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文革后。这三个历史时期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文革前（即“一九六六年”前），我才十一岁，记忆较为模糊。只是隐约知道那时的政治空气不怎么浓，乡村里许多的政治理念并未确立，那时的法制也并不怎么健全，广大农村从旧社会过渡过来，乡规民约还是保留和继承，农民尽管进了农业社，生产队，但还是种田吃饭。那时我的年龄尚小，别的印象不深，唯一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野菜、树皮、观音土都吃过。那时国家可能也困难，赈灾几乎没有，我亲眼见过乡村里有人饿死。所以集子里收集了《饥荒》，主要是对那几年困难的记忆。
文革期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十年，正是自己长身体、长见识的十年，收集的文字相对多些。如：《同桌》收容的信息量较大，干部受冲击，知识分子受冲击，斯文扫地，唯成分论，抄家，年轻人的狂热，知识青年下乡等都在《同桌》中有所反映。有过这段阅历的人看后，我相信一定有所同感。当时的“革命”席卷全国，不论城镇和乡村。《二狗子》写的就是当时农村的情形。城镇游行、示威、大字报、大辩论，闹得热火朝天，乡村也不例外，一块先祖牌也要斧劈火烧，连墓碑也要砸烂。一场文化革命不知有多少文化遗产被破坏，也不知有多少历史文物被损毁。
那年月的乡村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大寨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确实该学，但全国学起来，有些地方就走样。今天你挖一条沟是学大寨，明天我填这条沟同样是学大寨，完全无计划性，没有科学性，浪费人力物力。如《横海湾》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一处很环保的湖湾，人为地挖来填去，损毁了许多高产田，最后所收的粮食还没有投工时的民工所吃的粮食多，得不偿失，完全是胡闹。还有《试验地》，完全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不懂植物的生长季节和环境，盲目试验，不提供一定的条件，就想自然界的植物按自己的意志来，可能吗？完全是“天方夜谭”！这些事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发生。
文革后（一九七八年以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福祉，首先是人的观念的改变。《湖中历险》中的“我”，本是一介书生也想“下海”。那种谋发展，求致富已在全国形成风潮。《小店》中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洗脚上岸，开办了小卖部和大排档。《父子俩》中的父亲和儿子在理念上完全冲突。《大哥的生日和母亲的寿辰》中的“大哥”和“母亲”消费观念完全不同。谁对谁错确实说不清楚。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也许成了工人，《保安湖的夜光》中保安湖周边办起了“乡镇砖瓦厂、小铁矿、小煤窑、加工厂、家具店、养鸡厂、养殖场、米粉厂……”，确实“万道金光”。如今的乡镇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式，如《故乡的路》中所说“临村接‘太公’的车队，在那条水泥路上摆成了长龙，抬着木刻的‘太公’，宰杀的全猪作为祭牲，还用油彩涂红，香案上，香、烛，青烟袅缭绕，炮竹轰响，场面声势浩大；陈婶的大小子骑着崭新的摩托后带着花枝招展打工认识的湘妹子、现在的未婚妻在那条水泥路上飙风；八斤爹带着九岁的孙子坐着‘三码’车去保安镇邮电所领取在深圳当包工头的儿子寄回的生活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