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蹲的太久，也许是起的太猛，也许是木炭中的一氧化碳释放的太多，反正，在把女儿放到床上后，我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欲用手抓扶什么，两手在空气中抓摸了几下，当然什么也没抓到，后来就失去了平衡。意识中我也知道我要倒了，心想这下肯定摔的很重，但是接下来意识突然就浑然消失了，所以摔的很重，但我没有感到一丁点疼痛。
等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了眼前好几个脑袋，开始不知道这些脑袋都是谁的，过了一会儿，发现这些脑袋都熟悉：老婆的，岳母的，还有姨妹的等。
“你这人完全是盲干，拿全家人性命开玩笑。”这是岳母斥责的声音。
谁说什么都无所谓，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宝贝，“宝贝怎么样了？”我得爬起来看我的宝贝，但浑身松软无力，爬不起来，妻子俯下身，说：“你躺着别动，女儿没事。”
3
女儿满月，标志着我的三十天假期也到了。看着躺在床头的老婆和幼女，我不知如何是好。妻子眼神里流露出无奈和无助的表情。她征询我：“不能续个假，延长十天半月吗？我动刀子的伤口还在流脓呢。”
我不敢一口回绝，怕伤了她。我说：“那我想想怎么向单位开口。”
可我想来想去却不好开口。条令条例的刻板和军纪军规的无情，从当新兵时我们就深深烙在脑海里了。军中无戏言，热血男儿，当代军人，我不能瞎编理由来骗取首长的同情换得十天半月的假期，再说，即便续上十天半月又怎样？这十天半月过后不是一切照旧，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吗？
我把宝贝抱在怀里，她在熟睡，均匀的呼吸，鼻翼微微的嗡动着。这小人儿煞是可爱，但想到要把这么一个幼小的生命抚养成人，付出的劳累是何等的艰辛啊！突然觉得原本无牵无挂的一个人，眼下却有了种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当兵的时候，一人在外，真的好洒脱，除了家乡的母亲，我没有多少好惦念了。况且，母亲身边有兄弟姐妹，也多少免去了些我的忧虑。可现在不行了，我无法不顾及老婆女儿的艰难处境，我不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爱情带来甜蜜也带来苦涩，婚姻带来幸福，副产品是被责任给绑架了，生儿育女使生命得到延续，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衍生物是你得付出终生的苦累和牵挂。前面说过，对生儿育女我没有做好准备，此时感受更深，岂止没有做好准备，基本是没有做什么准备。娃儿生了，现在就躺在爸爸的怀抱里，猛然发现，我真的是束手无策喽。
关于农民与高干，农村人与城市人所形成的心灵壁垒，在我的内心还异常坚固，同时又非常脆弱。它同时还像一块不结疤的创面，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百倍警惕地遮挡着它，怕人有意无意戳伤了它，戳得它流血不止，碰得它疼痛万分。
岳母要照顾她的女儿，我没有同意，岳母妥协了，后派来了她七十多岁高龄的母亲，也就是亲手把妻子带大的姥姥。没有几天，也让我把老人家打发回去了。老婆她是聪明人，能窥视到我的内心，她对我有理解也有不理解，把她惹急了她会愤怒地指责我过于敏感和脆弱，说我为了维护自己廉价的尊严而不惜牺牲她应该享受的父爱和母爱。我很固执，或者说很顽固，就厚着脸皮向她保证，我说我会竭尽我的全部精力为她服务，补偿她所失去的。妻子愤然说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补是补不了的！我也知道我给她开的是空头支票，我能补偿她什么呢？老婆还是顾全大局的，她见我上街买菜、买蛋、买鱼、买鸡，一刻不停地为她烹饪菜肴，还全部揽下了洗晒孩子的屎布尿布的活儿，她没有别的办法，她知道我的德行，拗不过我，骂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唉，嫁给这种男人！”老婆叹了口长气。
女儿的觉睡颠倒了，她白天睡觉，晚上特兴奋，为了让老婆能有好的睡眠，我抱着女儿坐在沙发上夜夜唱摇篮曲，我能唱什么摇篮曲？其实不是摇篮曲，是红歌，《十送红军》，《南泥湾》，《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有好几个夜晚是抱着宝贝在沙发上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妻子看在眼里，唉一声叹一声，就又骂我：“真是个倔强、固执、任性的家伙，嫁给你是个天大的错。”
最终我还是要走，妻子看劝阻和乞求没有什么用，只能默认。我开始收拾行囊。老婆给宝贝喂奶，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后来发现她的脸上有两条长长的泪痕。我停下手中的活，坐在她的身边，不说话。
宝贝不知大人的心事，有滋有味地吮吸着妈妈的乳汁，吃得嘴角都溢淌着乳白色汁液。
老婆说：“你把我送到爸爸妈妈那儿再走。”
我沉默了半天，心想也只能如此，就点点头，无声地答应了。
4
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我这个丈夫和父亲做得是极其不称职。这四年多时间加起来我总共有九十多天的探亲假，在探亲这既宝贵又有限的时间里，我什么都干，拼命地做家务，把自己当成妻子和女儿的牛马，想表现表现，尽尽自己的职责，同时感动妻子，同时赢得女儿的认同。但假期太短暂了，像天上一片浮云，一阵风儿刮过来，转眼间就没了，而更多更长的时间，我在妻子和女儿心里，就是一种等待，或许是一个符号和影子。
孩子在长大，每次看到她的变化都使我感到惊讶，但女儿对我的态度总是使我颇觉伤感，亲生骨肉甚至也有了几分陌生。我让女儿喊爸爸，我极尽善意地告诉宝贝：“宝贝，我是爸爸呀。”可是女儿在妈妈怀里，扑闪着两个怯生生的大眼睛直往后缩。我去拥抱她，她就躲闪，把头扭向后面，伏在妈的肩上，两手紧张地拽着妈的衣襟。如果这时候我硬是把女儿抱了，她有可能会被惊吓得嚎啕大哭。孩子一哭，外公外婆，二姨小姨都会闻声赶来，把女儿接过去，一边哄，一边嗔怪我的粗鲁。
在女儿眼里，我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入侵者。
这是我最伤感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父亲做得很失败，失败得一塌糊涂。
夜里常做梦，梦见宝贝看见了她亲爱的爸爸，高兴的“咯咯”直笑，走路走不稳，趔趔趄趄向我扑过来。我迎着跑上去，嘴里喊着：“宝贝宝贝，你慢点，别摔着。”后来我们父女就拥抱在一块，女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娇嫩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脸颊，口中还不流畅地唤着“爸、爸、爸。”我快乐极了，幸福得心儿都剧烈地颤动着。可惜，醒后发现只是个空洞的梦。
梦醒之后总是很难入睡，甚至就突然伤感起来，仿佛身边没了什么亲人，有时还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孤独。
5
扭亮台灯，一片橘黄色的光亮柔和地铺在床头。女儿胖嘟嘟的小脸蒙着一层橘黄色灯光愈发的可爱。她挨着妈妈在熟睡，嘴角上挂着一丝涎水，我抽一张餐巾纸轻轻拭去宝贝的涎水，本不想碰着她的嘴唇，却偏偏碰着了。女儿动了一下身子，把胳膊从被窝里抽出来，顺势搭在我的手臂上。
我没有动，也不愿动，我的一只手臂被宝贝的手臂压着，就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她的手臂。女儿这时很乖，很顺从，似乎在我的安抚下睡的更安详。只有在这种时候，幸福感才会朝我涌来，它使我鼻腔发麻发酸，眼眶也蓄满了热热乎乎的泪水。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到，这宝贝闺女才是属于爸爸的。
在探亲的头几天里，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我几乎成了女儿的影子，女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甚至内心里希望与女儿亲近的人在我探亲的日子里能尽量远离我的女儿或者消失，因为他们的出现非常讨厌地干扰了我与女儿的温馨相处，女儿会很快逃出我的怀抱扑向他们，有时候甚至还会做出很委屈的样子。我的心就很受伤，仿佛宝贝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是寄养在我这里被遗弃的女婴。越是这样想，就发现与女儿亲近的人们越是主动地甚至不厌其烦地接近女儿，溺爱女儿，他们抱着她，要她喊他们的昵称，要女儿在他们脸上亲吻，女儿很甘心情愿地喊着、亲着，快乐的不得了。
女儿快乐，我本应快乐，可我却时常快乐不起来。又不可能把内心的真实感受暴露出来，让他们笑我小肚鸡肠。也不能指责女儿，她的情感纯洁无暇，天然的表露，唯一的办法是与女儿建立更深厚、更稳固、更持久的父女感情，赢得宝贝的信赖和依恋。然而，每当这种感情初步建立，需要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候，假期到了，我得收拾行囊走人，没有办法，必须得含着眼泪与我的宝贝说再见。
女儿不谙世事，不知道爸爸去干什么，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又要与她分别，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将她和她的妈妈“抛弃”？而等到一年后再次相逢，女儿与我又成了陌路之人。
女儿快两岁的时候，老婆告诉我，她想给女儿买一辆童车。其实宜昌的商场里什么样的童车都有，但我在电话里对老婆说，这个童车我必须在武汉买，武汉的童车品种多，质量好。
那时候我已调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工作了。
老婆不解，说这些商品全国流通，什么多不多好不好的。再说，从武汉运到宜昌，几百公里，多不方便。
我固执的坚持我的想法，我说一个月后我休探亲假，买了带回来。
我在心里有自己的考虑，在宜昌买，这个童车在女儿的心里，或许就是外公、外婆、妈妈、二姨小姨买的，但我从武汉带回来，自然就是爸爸给宝贝买的。其实这个计谋一点也不高明，纯属无奈。一个做父亲的无法赢得女儿的认同与信赖，耍这种自作聪明的小把戏，说出来挺汗颜的。
在武汉中南商业大楼买了一辆上海产的三轮车（实为五轮，为防翻覆，在后面两个轮子的外侧又附加两个小轮），挺大的个儿。拥挤的火车带不上去，长途汽车也不托运大件。好在武汉到宜昌还有长江航道，就是这条长江帮了我的忙。那就坐轮船吧，虽然速度慢点，时间长点，但轮船上空间大，可办货运，不易碰损。
童车弄到宜昌，女儿当天就享受了爸爸给她带来的快乐。她凡见了小伙伴，必告诉人家：“我爸爸在武汉给我买的。”我在一旁听了，感受到女儿话语中的某些自豪，觉得宝贝还是领情了，心里很舒坦，很踏实，很受用。
前面提到过，女儿六岁之前三天两头生病，医院儿科的医生护士都认识我的女儿，为此，影响了老婆的工作，为此，两口子干过不少仗。记得老婆说过：“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当爹你就得尽当爹的责任。”
这句话切中要害，是呀，当爹干嘛不尽责？官场还讲究在其位谋其政呢。
当时，我也分析了老婆的心态：她的父母的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了；两个妹妹都恋爱了，先后嫁人了。而且我还怀疑她的更年期是不是提前了？过去的帮手少了，自己的担子更沉了，因此没有理由不要求我这个当爹的回来尽其职责。
要尽其丈夫和父亲职责，没有别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转业，反正当兵的转业，是腊月的猪，迟早要挨这一刀，晚转不如早转。好，下决心吧，脱军装到地方。但我掂量再三，不忍。
当年我屁事不懂，赤身一人，穿上军装到了部队，是部队这个被我们常称之为大熔炉的地方冶炼了我，培养了我，使我才有了今天的一切。我热爱军队，我热爱这套绿色的军装，我不甘心年纪轻轻就当“老转”，被部队淘汰了似的。
换个路子试试，比如将妻子调到武汉。试了，试不通。拉关系找路子，我首先是低不下这颗并不高贵但自己还有点清高的头去求人，后来鼓起勇气把自己不当那么一回事去求人作辑，可人家根本就不买账。心灰了，意冷了，拉倒吧，决定放弃。最后就自己做了另外一个决定，放弃武汉，调回宜昌，由机关到基层，由上到下，属于自贬，这样一般无需求人。但还是不行，处长这关就没过，处长说，你拉倒吧，你看不见呀，处里缺人手，你不能走。
有朋友授以秘笈：使用消极怠工法，时间拖长了，他们自然就会放行。
我试着做了，但没坚持几天，处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你是农民的子弟，你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你应好好珍惜，别不识深浅自毁前程了哟。”
得，三言两语，击溃了我的心理防线，发现这秘笈不适用我。是呀，组织培养我重视我，我没有后台，也没有资本，我有什么资格跟组织闹情绪闹对立呀？
可是家庭团聚，尽丈夫和父亲职责的决心没有放弃，找处长不行，就找政治部主任。通常是不越级的，但这件事不越级不行了，被处长这一关卡着不是个办法。
主任徐师樵，武汉军区撤销前的干部部部长，山东人，和我的妻子是同乡，威严中透着宽厚和善。之前曾经找过他一次，他没答应，这一次，他听我陈述了理由之后，表示理解，很真诚地问了一句：“你考虑成熟了没有？”
我说：“应该成熟了。”
“什么叫应该呀？”徐主任有些犹豫。
我赶忙纠正：“不不不，考虑成熟了。”
徐主任就按了下电话的免提功能，拨了一个号子，两分钟后，处长来了。徐主任对处长说：“小赵家庭确实有实际情况，还是放行吧。”
处长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欲声辩，徐主任制止了：“人才没有流失，还在军区范围之内，充实基层也不是坏事。”
处长为我送行，在军区政治部机关的食堂小招内为我设了个小宴。那天处长喝高了，先是教训我，后来成了谩骂。教训也好，谩骂也好，我都能接受，因为处长话中充满着对我的器重和不舍，也对我因为恋家放弃大城市大机关而惋惜。我默默地听着，一句也不争辨，处长又给自己灌了一大杯，醉了。接着摔了两个盘子，声音脆响。还把一个钵子扔到我的怀里。我的胸前和大腿上尽是油腻和污渍，我也不去理会，木然坐着。其实我的心很痛，其实我不愿离开军区机关，调动实属无奈的选择。
后来处长被同事们抬走了。我就呆坐在那里淌眼泪。
一九八七年春上，我调回宜昌，一家人得以团聚。
两年后，即一九八九年，广州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民兵处处长打来电话，说群工部首长看了我的几篇文章，意欲调我到民兵处工作，可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位处长深感意外，怕自己没说清楚，又重复了一遍，并说“你不急，你考虑考虑，三天后回话也行。”刚安稳了两年，我不想折腾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说：“不用了，这就是我最后的回答。”
后来到广州军区开会碰到这位好心的处长，他指着我的鼻子，用十分夸张、十分惊诧、十分不解的目光和语言表达了他的不解：别人为了进广州，进大军区工作，不惜花上十万八万请客送礼，而你，一个基层的小萝卜头儿，军区请都请不来，太不可思议了？！
从武汉执意回宜昌，调广州又不去，这两件事在我的战友和老乡中传开了，几乎众口一词贬损我：“小农意识作祟，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放弃大城市生活，放弃自己大好的发展机会。”有人甚至当面指责：“你这家伙脑袋被驴踢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