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面令其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入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攻。
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正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19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正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
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
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这次“围剿”的“作战计划”。蒋说：“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19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52师之1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6、第10、第23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45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18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6、第26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9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3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将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143个团（实际参战兵力13万），分左、中、右3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更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此，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4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其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闽西和闽赣边界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军总部位于闽西建宁。总兵力仍是3万人左右。敌人来这么快，使红军未免感到紧张和仓猝，但料定敌人要再来“围剿”，则是毛泽东预见之中的事。毛泽东即召集总部紧急会议，和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以及谭震林、罗炳辉等人，分析敌我态势后，确定仍以诱敌深入的方针来打破敌人的进攻。
考虑到敌人进攻迅猛，且已逐步深入苏区前部地区，红军主力向赣南苏区前部和腹部集中已来不及，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于是，下令红军于7月10日左右出发，先向瑞金集中。
7月10日，毛泽东率总前委和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虽然是七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却仍然大步从容，有时还边走边看书，上山也不骑马。
到了瑞金的壬田寨，得知敌人进入苏区，正在急于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决定因势利导，再让敌人深入到赣南底部，然后插回敌人后方，打其空虚之处。于是，红军又继续退却。28日，到达江西兴国的高兴圩地区，总计行程千里，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转移其侧后兴国地区，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命令部队分路直迫红军面前，企图压迫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7月31日，红军接到地方党组织报告，敌军主力正向兴国急进，其侧后富田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毛泽东和总部领导紧急商量后，“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断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为达到隐蔽的企图，《命令》还规定：“各军各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6时半至上午5时，上午5时10分至下午6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当晚，红军向富田方向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时，发现敌陈诚和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已先我到达富田地区，原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
敌变我变。毛泽东和朱德当即改变计划，率部返回高兴圩一带山林地区，另觅战机。
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进逼。形势严峻。然而，毛泽东仍十分镇静，时刻注意敌人动向，寻求出击办法。
正在这时，红军电台截获何应钦发出的一份电报，得知敌“围剿”部署和各路敌军分布情况。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实行中间突破，以红军主力向兴国东部之莲塘突出，求歼正在莲塘前进的战斗力较弱的第3路军，然后进击龙甲、黄陂，调动敌军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人错觉，由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西运动，牵引敌人。
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2万余人，利用夜暗掩护，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中，穿过林木繁茂的山岭地带。为绝对保密，一切发光、反光的物品都隐蔽好，一切能够发出声响的用具都用布包起来。8月6日，红军到达莲塘，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
一盘成危局的棋又活了。
第二天，红军在莲塘和上官云相师前哨接触。第3天打上官云相为第一仗，第4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3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
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以上三战是国民党想不到的，他们以为毛泽东还在包围圈内呢！
红军打了胜仗，毛泽东面对敌人新的合围突然宣布：原地休息，这一休息就休息了3天，3天的时间敌人又围了上来，3天之后毛泽东率主力来到了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处。
毛泽东和将领们点上马灯，摊开地图，经过研究决定了作战方案。
当时周围的国民党军离红军最近的只有15里，兴国方向有一个20里的缺口还没有合拢。毛泽东决定由12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红军主力则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包围圈，然后转移到泰和附近，隐蔽休整，以逸待劳，等待时机，打击敌人。
红12军接受了任务，趁夜色穿过敌人的空隙后就掉头北上，12军一路浩浩荡荡，故意让敌人发现。当敌机侦察时，我军就拉开距离，1个连成1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红旗的拿出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就故意荡尘土，漫天飞扬。
为了使敌人进一步上当，还设下了更多的“圈套”：在我军经过的路上，每逢岔路，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3军团由此前进”，“4军团由此北上”，等等。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某团某连住此地”。在显眼的地方，还写上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边接我，有要事”等。敌人误以我12军是主力部队，就尾随着追了上来，我军主力则到预定地区进行整训。
为了给主力部队创造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我12军就哪座山高翻哪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江西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荆棘遍地的山路。这对于行装辎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是难耐的苦刑，但对于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红12军拖着敌人经白沙、藤田转到东安的大、小金竹，离东韶10多里路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到东韶，我军乃不进东韶，而在东韶以北10里森林地区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部兵力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军消灭，当夜仓皇溃逃。英雄的红12军尾追截击敌人，歼灭了敌人后尾梯队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陂、小布根据地。
红12军牵着敌人鼻子走，使敌人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军主力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毛泽东紧抓战机，全歼47师、54师，还把蒋光鼐、蔡廷锴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纷纷败逃。
毛泽东以逸待劳的用兵方法，使国民党高级将领悲叹不已。
蒋介石某旅参谋长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甚至说：“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
第三次“围剿”两个月多，五战皆败，被歼17个团，计3万余人。蒋介石亲自“督剿”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再次被红军粉碎。
红军“反围剿”连连胜利，除大量消灭敌人外，全国正规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0多个。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整日在他的南昌行营办公室里长吁短叹，陷入万分苦恼之中。这时候，宋美龄决定赶赴南昌，亲自为蒋加油鼓劲。
在南昌期间，宋美龄一边照顾蒋介石的生活，一边寻找材料写战地报道。冬季的一天，她正在驻地写作，突然听到一阵阵越逼越近的枪炮声。她同蒋介石一块儿走出去查看，不料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在不远处的栅栏旁爆炸了，宋美龄被炮弹的气浪冲倒，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小腿。
1个小时后，密探回来报告说：“守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数辆卡车上的自己人误为共军，双方开枪射击，死了几十个弟兄。”
“混账！瞎眼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将肇事者交军法处从严惩处！”惊吓过去了。如果当时真的遇到红军进攻，他们一定凶多吉少。
五、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惨败不堪
就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后期，日本侵略军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日寇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2月1日，蒋介石被迫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订《全国防卫计划》，但蒋介石依然奉行不抵抗政策。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蒋介石迅即重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他强调“中共苏区已遍及7省，总面积至20万方里以上”，已是“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安内的政策为当务之急”。“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攻的危局”。于是，他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1932年6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令统一各师编制，以集中国力，统一军事，“悉力剿共”。6月7日，他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身份，离宁赴汉指挥、督剿“华中地区豫、鄂、皖三省共军”。9日，自汉口抵庐山筹备召开“剿共”会议。12日，他电令何成浚、徐源泉、夏斗寅及鄂、豫、皖、湘、赣各省主席赴庐山会商“剿共”大计。
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浚、何键、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军事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竑、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政要共数十人参加。会上，蒋介石致词，他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失败之地。”“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他喋喋强调：“……江西这个区域的赤匪，到今天还不能剿清，使国家的腹心之患不能拔除，国家格外增加危险！”“如不先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要知道，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我们已经走到存亡绝续的最后关头；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间完成，乃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