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自然的珍稀之物，就这样遗失在路上竟然无人认领，清风明月不来认领大地天空也不来认领这首诗让我想起唐朝大诗人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如果说王维的“芙蓉花”是一朵远离尘世喧嚣，躲在深山高谷中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审美主体，那么，李少君的“玉兰花”则是一株生长凋谢于滚滚红尘中的世俗生命，它就在“路上”被众人“熟视无睹”，唯有诗人“触目惊心”，并感叹无人“认领”的困惑。同样都写“落花”之美，王维的诗沉静寂然，浑然如一幅静默的纸上风景，而注视这幅风景的人却隐而不现，主客体浑然不分。但是李少君的诗歌在安静的观看中却潜藏着一种勃发的生命冲动，同样是注视“落花”之美的风景，《夜深时》因为这种内在的生命冲动而化“静观”为“追问”：“这是谁遗失的珍藏？”“竟无人来认领”！这是李少君独特的观看方式，试图以主客体的合一为眼前的风景作古典的描摹，但却在无意识中把自我从“风景”中分离出来了，这大概就是生（身）在现代的宿命吧。《草根集》中还有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
一个人站在一座桥上发短信另一座桥上也有一个人在发短信一座桥可以看见另一座桥夜色中伫立桥上发短信的人儿啊显得如此娇嫩、柔弱仿佛不禁春风的轻轻一吹这很自然会让人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名篇《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意境：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还有现代诗人卞之琳的名篇《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以古典诗歌的意境——二十四桥，明月夜——为背景，以现代诗歌的意识——主体的互相注视——为手法和修辞，李少君的这首《二十四桥明月夜》以非常后现代的方式呈现出他的某种诗歌美学：二十四桥明月夜是古典的，是象征性的风景，而手拿手机站在桥上发短信的人却不再是“玉人”，也不是游荡江湖的浪子，而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在某一瞬间存在的此时的人。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幅构图中，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却不是这么一幅简洁的人物画，而是最终发出那一声感叹（夜色中伫立桥上发短信的人儿啊）的“画外人”，这个观察者书写者才是这首诗歌的起源之谜，是一个真正的“他者”，只有在透过这个“他者”之眼，一切诗情画意才得以“涌现”。
我想正是这种“他者”的存在使得李少君的诗歌最终得以区别于王维、杜牧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而呈现出当下性和此在感。在李少君的诗歌中，他一再借用或者挪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修辞来达成一种诗歌美感的生成，他自己可能也经常被这种美感所陶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他最优秀的那些诗歌中，他几乎毫无意识地被现代的招魂术召唤到了他身处的当下，最终，当下意识、现代修辞与古典构图法在诗歌中并置涌现，并呈现出某种惊人的协调一致。这是李少君与同时代的那些醉心于古典诗歌美学的诗人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李少君身上，旧式文人的热忱被一再裹挟进滚烫的现实生活，对于大地自然的向往与对于现代人内在精神尺度的探究共为一体。对于李少君来说，平衡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既是他诗歌的最引人入胜之处，也是他诗歌写作的难度之所在，在另外一首诗中，他表达了这种探究的难度：我被包围在莺莺燕燕的鸟语世界里感到茫然失措，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也不明白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无法理解他们兴高采烈如获至宝的表情但奇怪地，我有一种异想天开我感到：如果不断地一直听下去说不准哪一天，我会突然把这一切全部听懂并彻底明白当然，我也知道：实际上那永无可能这首诗题为《在纽约》，身处最喧嚣的国际大都市，处于现代性的震中，李少君却试图在其中找到自然的秩序和美感，他试图恢复身体的各种功能，把肉体的感觉转化为诗歌的感觉，像在另外一首诗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细心的人才会聆听只有孤独的人才会对此冥思苦想”。虽然一再努力，李少君其实明白唐诗宋词的世界已经在现代的语境中成为桃源旧梦，即使在语词的虚构中，这种旧梦也分裂为甚至截然不同的美感，如《春色》所写：所谓春色，只是在夜总会包厢灯蓝酒绿的衣香鬓影里，端坐着一位红衫少女所谓江南春色，只是我正在恍惚之间突然听到一声娇滴滴软绵绵的苏州口音李少君的可爱就在于他热爱这个旧梦但又对梦境保持清晰的判断力，他是梦者中的醒者，入世甚深而又出世甚远，他不把自己隐藏在人迹罕至之处，高蹈独步，而是满含热情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各种奇观、物质性和癫狂之中。一如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史蒂文斯（WalllaceStevens），他在繁华的都市生活嵌入自然的想象，在与资本的亲密接触中形塑了诗歌的秩序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少君为古典诗学找到了它在现代的“肉身”，也许只有从这种“生活在当下”的诗歌观念出发，才会有李少君所谓的诗歌的“草根性”，诗歌才能找到它在过去的“根”和现在的“根”，并把两者合而为一种包含了传统并超越了传统的现代诗歌美学。
论李少君的“草根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实践
向卫国
2003年以来，诗歌评论家李少君不遗余力地在当代汉语诗歌圈提倡“草根性”诗歌，直到最近（2009年3月11日），他在答《海南经济报》
记者问时，再一次阐述了什么是诗歌的“草根性”。在笔者看来，李少君对“草根性”诗歌的提倡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草根诗学”。更有意思的是，李少君从2005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的写作重心转向了诗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质量上乘、境界极高的作品，如果从“草根诗学”的理论视点来审察这些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无疑也是“草根性”诗歌的典范之作。
一、“草根性”与“草根诗学”
2003年，李少君写出《寻找诗歌的“草根性”》一文，提出“草根性”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他的发明。据查，“草根性”是对英文gr“asssroots”的直译，英文中的这个词产生于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意指草根之下埋藏着黄金。后来词意扩展和衍生，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社会学术语。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对grasss－roots有三种释义：栙群众的，基层的；栚乡村地区的；栛基础的；根本的。显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词与官方、体制或上流社会相对；从文化角度看，与主流、中心或精英相对。二者都是对“草根”本义的借喻，其价值指向在于肯定“底层”和“基础”，且暗含着“根本”的意思。李少君在汉语诗学研究中借用此词也有一定渊源，因为他知道，“草根”一词在“台湾香港1960、1970年代就常用”［1］。
但是，作为中国当代诗学中的“草根性”显然别有意味，它主要指的是诗歌的“本土性”和“个人性”，而不是“底层”的意思。
“草根性”作为一个诗学理论的词根，李少君对它的解释前后是有变化的，表现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过程。最初，“草根性”“就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歌”［2］。“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人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3］”这时，“草根性”主要的内涵是着眼于“个人化”和“原创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所谓的“现时性”，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一文，主要通过对“第三代诗人”（于坚、孙文波、肖开愚、翟永明等）的写作转型来考察汉语诗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现时性”特征，即“具有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4］。这句话也大体上可以概括李少君对“草根性”的认识，这种来自当下与现实中的个人体验即“草根性”，大体上又分两种范式：一是作为“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的产物”［5］的杨键诗歌模式；二是“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经验的产物”［6］的黄灿然诗歌模式。这一认识显然还不具备清晰的概念化特征。
与此同时，“草根性”的另一层更本质的含义一开始就若隐若现地出没于李少君各种文章的字里行间，这就是“中国性”。《寻找诗歌的“草根性”》一文的写作主要就是针对“新诗开始时就是引进的，拿来的，是与自己的诗歌传统完全断裂的”［7］这样一种诗歌现实而展开的思考。他不满意新诗“生硬、机械、缺乏活泼灵动的本民族气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还被西方评论家质疑缺乏‘中国性暞，缺乏独创性，与其他西方诗人的创作没有多少区别……”［8］因而寄望于“‘草根性暞将转化为一种内心的本能的力量，支持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从而创作出具有原创性特征的独特的具有‘中国性暞的诗歌，也才能最终完成学来的新诗本土化草根化的过程……”［9］文中提到对北岛的批评，见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1990年发表的关于北岛英文诗集《八月的梦游者》（TheAugustSleeepwalker）的书评（其汉语译文《什么是世界诗歌？》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该文站在全球化视野中，用“世界诗歌”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新诗、印度新诗”以及“日本新诗”，几乎将欧、美以外的现代诗都视为欧美诗歌的“山寨版”。这个判断也许过于武断，但并非文化“构陷”，它有其特定的真实性，对中国诗歌来讲，也未必不能成为民族化反思的一个契机。
从那以后，李少君将自己的诗学视野转向东方，对中国的古典诗歌和诗学进行了研究。他对古老的“诗教”传统尤其动心，服膺于孔子的诗学理念，主张恢复“诗国”传统，颇有孔子“吾从周”的某种风格和意味。
于是，他在多篇文章、访谈、讲话中反复强调“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确实是中国人的宗教。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暞，‘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暞，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暞，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10］”。
通过对当代诗歌的“全球化”之痛和“中国性”反思，“草根诗学”
终于瓜熟蒂落。2006年1月，李少君在他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中，对诗歌的“草根性”作了如下定义：“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暞，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11］”作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这里的四个“针对”和四个“强调”意义明确，都是当代诗学理论和评论界长期热议的理论命题。另外，在《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中他又重点阐述了对中国当代诗歌“西方化”和“观念化”倾向的认识，并进行了严厉批判，实际上为前面的定义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阐述其具体所指。
笔者认为，“草根性”所“针对”的四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为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