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荣】
朱传荣，女，1957年生，现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任紫禁城出版社编辑。
在路上
1969年的冬天，我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候，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挖防空壕，珍宝岛事件就发生在那一年。我家附近的小学生都到安定门去搬城砖和黄土，背到学校砌防空壕。
学校里由革委会主任告诉大家一些与战争有关的知识，炸弹来了该怎么做，碰到苏联（在当时是当作敌对国来对待的）人提问怎么回答。学校里常常组织军训，老是要求穿一身军装在操场上走或者是跑，然后突然喊“卧倒”，即使脚下有泥水也要毫不犹豫地扑下去，才算有敌情观念。
班上陆续有同学离开了，到“五七”干校去。后来故宫也派人到我家来动员去“五七”干校，具体怎么说的不知道，好像也和战备有点关系，反正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不过，在那个生活贫乏的时候，有点变化总是让人高兴的，尤其是孩子，记得跟老师说转学的时候，仿佛是到什么大家想去而去不成的地方，还有点小小的优越。
走以前，跟着母亲对家中大小事情作了一番规划，譬如，窗帘挂在两根很长的铜杆上，现在已经用铺板把窗户全部钉死，窗帘用不着，窗帘杆也用不着了。卖到废品收购站，得了几块钱，吃了一次带鱼，冻的，鱼身上隐隐有极浅的1957的字样。母亲对我笑说，看看，跟你一般大。我自己还模仿着大孩子的样，和好朋友到照相馆照了分别的合影，约好一到就写信什么的。
这是第一次坐火车，一起走的人很多，有专门的人管。车票行李票都由这些人拿着。一路上嘱咐：咸宁是个小站，就停两分钟，要抓紧时间下车。
火车上的饭菜盛在饭盒里，不热，也不凉，四毛钱一份，有大片的猪肉和黑绿色的油菜。觉得不想吃。可是餐车上的汤好喝极了，一大碗，两毛钱。有好多鸡蛋、黄花、木耳，还有一种不认得，细细的，分杈，咬着是脆的，问了母亲才知道是鹿角菜。餐车上又亮又暖和，做汤的小伙子说话和气，打鸡蛋的样子很帅。
在火车上睡觉挺好玩，先把棉猴挂在衣帽钩上，再把头钻进去就行。第二天很早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叫我，说看着，过黄河了。先是一片黑暗，后来勉强可以在黑暗中分辨出桥栏杆和栏杆后面的天空，然后，就看见了，和从小看见的太阳全不像，那么大，那么红，还那么安静，一点也不耀眼，就在很近的地方，好像桥的方向稍微再偏过去一点，就可以伸手摸着了。
河岸是黑的，而河水上已经映出黎明的颜色。
忽然，河面上的天空碎了，动了，仔细看，是一头牛在河边喝水。
很久以后，听到《黄河大合唱》中“黄水奔流向东方”的时候，心里升起的就是这个早晨，庄严，温和，久经沧桑。
到站了。是个真正的小站，只停两分钟。父亲来了，别人家的父亲或者母亲也来了，大都穿着棉猴，蓝布晒得发白。我对父亲挺认生，不太和他说话。
就这样住下来了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虽然看上去不太像。风很大，很冷，到处是高声说话和拥挤的人。又接着坐卡车，在非常颠簸的路上走很久，直到天黑。在黑暗中跟着什么人去一处黑洞洞的食堂里端来已经凉了的饭菜，没有见过这样藕荷色的菜，吃在嘴里滑溜溜的，是芋头，在铁锅里煮的，母亲告诉我。又去什么地方抱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上。打开行李睡觉，在湖北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大人说，这个地方是湖北省农科所的一个分所，我们是借住，干校正在给我们盖房子，等房子盖好，就搬走。睡了几天地铺，家具来了，父亲也回干校去了，别人家也都是这样，只剩下些老老小小的人，统一的名字是——“家属”。管家属有一个专门的人，是从干校调过来的。先后管过家属的有小魏，王子和，两个老刘。小魏叫魏文藻，后来曾经做过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其余三个人都是文博所的。家属每天要聚在一起念报纸，报纸念没了，大家就聊天。有时候晚上有人唱评戏，其中有个董大妈，嗓音嘹亮中又略带一点沙，一句“杨香草（儿）守孤灯”至今仍然记得。那一种独到的鼻音，不知道杨香草的故事，但听来一定是个愁苦无依的女子吧，回想起当时的家属，夫妻难得聚首，人地生疏，空房独守，前途未知，才能唱出这一盏孤灯摇曳的感觉。
就这样住下来了。房子是新房，在一个和缓的小山坡上，造好了还没有住过人，有两间一套和一间一套之分。我家两口人是一间，后窗面山，推窗就有习习风来。走道是公用的，水房也是公用的，只是水管还没有通，用水到下面六七十米远的老楼房前去提。水房成了堆房，尽是一些不打开的家具，缠着满满的草绳。后来分了一点煤，又垒出了一家一户的煤池子。一日三餐吃食堂，另外供应两次开水，一次热水，也在食堂。住新房，吃食堂，不上学，我们的日子大致如此。
这个地方叫做金水闸，是长江的一个小汊，码头上有船通到武汉或是更远的地方去，本地人叫“闸上”。“闸上”有一家理发店，一家饭店，卖些炸油条、炸糍粑，不知道还卖什么。闸上隔几天就有“集”，好多人在道路两旁卖东西，鱼最多。也最便宜，各种各样的鱼。上“集”的日子，天还全黑着，大道上就三三两两的都是人了。走得很快，彼此招呼的声音，把潮冷的夜色冲淡了一点。到了闸上，还只是勉强可以看见人的光景，买的卖的，砍价的看秤的，自有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
天一大亮，“集”就散了，大道重新变得空阔起来。码头上显出忙来，人人一脸心事，行色匆匆，渐渐坐满了船。有人提了竹篮和开水壶，穿行在乘客之间，大声吆喝“冲藕粉儿”。汽笛响，船离岸，只留下码头上散落的烟头、甘蔗皮，还有江上未散的薄雾。叫人看了有点发慌，好像是想家的意思。
最近的镇叫做金口，有十里地，从大堤上走要走一个钟头，在那儿可以看见的长江，就是极宽的一片水。
长江以南是没有取暖的，家属们在此地又没有户口，弄不到煤，就不能开伙。白天还算好过，可以晒太阳，晚上就没办法了，热水是食堂里的蒸锅水，卖完饭之后，水已经不烫，也没有很多，完全不够让人暖过来，洗澡就更不可能。不过，人在没有条件干净的时候，并不觉得难受。后来知道拣煤，拾柴，可以生炉子，就方便多了。茅草根最容易烧，做引火柴。耐火的是隔年的桃核，铺在炉箅子上，最后变成一个个透明的红炭。好烧当然还是在大伙房后面炉灰里捡出来的煤核，里面还是很好的硬煤，做饭炖肉都没问题。
在不知不觉中，嘴里在说着连阴雨的讨厌，眼睛里却觉得骤然一亮，农科所里果树奇多，花开的盛况非平常人难以想像。江南毕竟是江南，蓬勃的生机是北方见所未见的。
春天来了，整天疯玩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职工子弟小学借读的事都联系好了，这里甚至有中学班，从此以后，只能半天疯玩了。
农科所子弟小学
我在干校的经历，就是转学的经历。搬过三次家，换了四个学校。四个学校学过的课程，先是语文、算术，后来有了数学，有了英语，还有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两门，就是原先和后来一直叫生物、物理的课。语文课学了京剧《海港》和《红灯记》的选场，印象中没有教过作文，事实上，教也没有地方用。至于批判的文章和讴歌的文章就连大人们也是抄来抄去，孩子还能有别样的选择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代表本班到全校大会发言，发言稿是班主任特意嘱咐我姐姐给写的，本来我只要念熟就行，不用管别的。但我还是提出想加“某某，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一句，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期最流行的话，出现的频率决不亚于今天的“工程”、“上网”等等词汇。其他像“够了够了，谁谁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实在没话可说的时候还可以振臂高呼口号，“谁谁不交代死路一条”、“谁谁不交代就叫他灭亡”什么的。
总之，不用讲理，还能显得格外有理，而且行之有效，屡试不爽，放之四海皆准，这是孩子也能感觉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