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女】
袁牧女，袁牧之长女，著名导演，现为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会员。
虎子死了，脖子被绳索死死地勒住，悬吊在单杠上，右腿内的小腹被撕裂，露出鲜红的血肉。她仰着头，微闭着眼，眼神中仍然射出不解、惊异和恐惧的光。
风，吹动了她的尸体，轻轻摇摆……
第一次看见虎子，是在1970年的开春。那时她还只是一只一二斤重的小狗，不慎掉进了我家门前窄窄的排水沟。她无法转身，也还不懂得抬头往沟沿爬，只是用头死抵着尽头的沟壁，叽叽地哀叫。我把她抱出来时，她已经快冻僵了，小身体瑟索地发抖，偎依着我，用冰凉的鼻子触我的手、脸，表示感激。我带她回家，却找不出东西给她吃，倒了碗温水喂她，可怜的小东西，像喝奶一样心满意足，喝饱后，便摇摆着小身子四处去嗅，俨然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找到炉子边，一歪，蜷起身体便睡了。
妈妈下工回来，我恳求她留下小狗，妈妈也喜爱地抚摸着他，半晌说：“这是男生宿舍和平哥哥养的小虎子，跑丢了，正在找她呢，你给他送回去，回头我再给你们找一只小狗。”四岁的弟弟不依，抱着虎子哭起来，怎么哄他也不听。
但虎子最终还是被送回去了，而我们之间的缘分却从此结下了。
我们干校的全称是“文化部湖北丹江安置干部办事处”，是响应林彪一号战备疏散命令遣散来的老弱病残，有的老干部带了家属或子女同来，以便有个照应，但像我家这样全家出动的还是少数。办事处为了便于管理和教育，把十五岁至十八岁的男孩和女孩都分别集中安排在两间宿舍里住下。我那时只有十二岁，不够格，但那两间宿舍却是我们这些“小字辈”喜欢去跑动的地方，那里笑声不断，歌声也不断，比我小一岁的淘气精“小不点”，就整天泡在男生宿舍里。
一天晚饭后，我捧了几块我和弟妹从嘴边省下来的干馍去给虎子送饭，远远地便听见舒红大姐又在唱《红梅赞》，真好听，她的嗓子甜极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听了她的歌都会爱上她，迷上她。听她的歌真是享受，永远也听不够。可惜我不会唱，声音又尖又细又小，人家要趴到我耳边才能听清楚我在唱什么，真让人泄气。
刚拐进宿舍那排平房，马上就听见虎子凄厉的尖叫，紧接着，“小不点”拎着虎子的一只小耳朵窜出房来，和平哥哥手里操着把小铁锹也随后冲出来，吼着：“你放下它，你给我放下！”，“小不点”真气人，身子向后闪躲着，胳膊却直直地伸向和平哥哥，拎着小虎子在他脸前晃，虎子受痛不住，叫得愈发惨烈，激得男女宿舍的人都冲了出来，边骂边去挽救虎子。和平哥哥和“小不点”撕厮扭着翻倒在地，人们又忙去拉架，小虎子便转到了我的怀里，这次她还是发抖，却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疼痛！
虎子来到了我家。和平哥哥把她托付给了妈妈，他说他无力保护虎子，让她遭了好多罪，尽管舍不得，可为了虎子，也得让她远离那群坏小子。可虎子却不记恨，再见到“小不点”时，仍然天真地摇着肥嘟嘟的小屁股，凑上前去亲热。
虎子从此和我们一家相依为命。
虎子死了，垂吊的尸体随着风力轻轻地旋转着，它睁着一双不甘瞑闭的眼睛，望着如血的残阳，尚没凝固的鲜血沿着嘴角和腹部的伤口淌下来，滴到了绿茵茵的草地上……
虎子长得很快，不及两个月，便出落成一只漂亮的小母狗了，黄白花纹的皮毛柔软光滑，高腰长腿，体形健美，学会了飞快地奔跑跳跃，见到生人也能发出很凶的吠叫了。和平哥哥常常来看望她，把北京寄来的水果糖省给她吃。每次见到和平哥哥，虎子总要亲热地上扑下跳，舔他的手脸，亲热半天。和平哥哥总是感动得深埋着头流连忘返。喂给她糖，虎子跑去嗅一下，又跑回来接着亲热，或者把糖衔过来舔一口，摇半天尾巴，好久好久才能平静下来。开始吃糖了，她似乎也懂得这糖的来之不易，咬进嘴里含一下，又吐出来，伏在地上，用两只前爪夹住，舔一舔再含一含，放在齿间咔拉咔拉地滚动，哈拉子流了一地，却总也舍不得咬碎。看她眯着眼睛自得其乐的样子，我总在想，等以后我要买好多好多糖给虎子吃！可当时，整个均县没有一粒糖卖。
我们的干校位于均县新扩充的一片地域丹江口外最偏远的山沟沟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道隘口通向外面。沿着我们这片红砖房有一条长长地伸向山里面的小路，开山放炮虽吓走了不少猛兽，但偶尔仍能看见这山涧间一闪即逝的灰狼身影和他们夜间留在住房附近的灰白色粪便。爸爸妈妈都不许我们单独走动，上学下学都要十几个小孩集合起来结伴而行。先爬上后山，半腰有一条羊肠小道，拦腰绕向山后，再下山便是我们的小学校。这样的山路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小孩来说相当吃力，常常会有人不慎滑下山坡，我们便手牵手互挽着走。我们都被各种各样可怕的传说吓坏了：什么一个小女孩被狼叼走了，大人们只找到了孩子的红衣红鞋；什么孤老太婆被狼拖出了门外，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才救下了性命……这些故事都是先我们疏散来此的“六○五”三线工厂的叔叔阿姨们讲的。我们住的都是当年某部队留下的营房，但工厂选住了靠近隘口的那批房，而我们却顶到了紧里面的山脚下。夜里听到狼暞，真会有孩子吓得尿了床。而我家更是住在山坳口的第一排房，那种恐怖和紧张不言而喻，前几排的居民更是人人自危。妈妈整天带着4岁小弟弟出出进进，不许他离开左右。体弱多病，行动不便的父亲也总惦记着要买一只猎枪坐在门前看守。在这种情况下，养一只狗真是太现实太必要了，可许多人家都养不起，他们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吃。因此虎子第一次懂得了吠叫，那种浑厚的吠叫，我们前几排的各户老少都开心得了不得，纷纷取来家里宝贵的食物喂她，并七嘴八舌地嘱咐着：
“你是条好狗，好好看家！”
“别乱跑，别撒野，出了事儿可打你！”
虎子真是条好狗，她也真的很忠于职守，严格地捍卫着我们这几排居民的安全，不要说人身安全，就连一针一线也从没有丢过。她不仅不许生人走近，连野猫野狗她也把他们咬出很远，甚至别人家的鸡跑出来吃我家的鸡食她也要管，赶得人家鸡飞毛掉的，邻居们很奇怪，说：这狗是怎么搞的？她怎么分得出哪些鸡是你家的，哪些鸡不是你家的？妈妈总是带着歉意对人家说：我家虎子真小气！
夏天到了。汩汩的泉水由山里流下来，注满了干涸的溪床，也能清楚地看到浮游着的灰嘟嘟的小鱼和小虾。半年多没有吃到荤腥了。各家的鸡还未长成便被强迫处理了，不许再养了，说什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一天，妈妈拿着漏勺带我们到溪边，去捞那比弟弟的小手指还细小的虾米和小鱼。虎子闹不清我们在干什么，以为是在游戏，也跳进溪里躬着脊背疯闹，小鱼小虾在他的四爪践踏下，纷纷逃进石缝，妈妈火了，用漏勺狠狠地敲了她一下，还嫌不解气，又撩起水来泼她，虎子闹不清自己做错了什么？更闹不清妈妈为什么发火？但她明白一点：主人生气了！她蹲到了一边，讨好地向妈妈做出求饶的样子，时不时地还歪一下头打量妈妈的脸色，那份稚气和诚恳逗得妈妈立刻消了气，不忍地说：“好了，好了，虎子过来吧！”虎子立刻一跃而起，使劲摇起尾巴来，抖擞得身上水珠闪出五彩光点来。妈妈抚摸着她湿淋淋的身体突然大受启发，叫我们回屋拿了个床单来，在溪边一拦，我和弟妹便被剥光了衣服，跳进溪里洗起澡来——哇！野浴！在我们那个年龄，洗的成分自然不如玩的成分多，开心得不亦乐乎。有一个冬天没有洗澡了，分配的好煤每户每月只有三十斤，其余的五十斤次煤像石头一样根本点不着火，那三十斤好煤留给父亲取暖都不够烧，哪敢再派其他用场？因此我和妹妹每周都要去工厂和火车站捡几次煤渣才勉强熬过了冬天。连做饭都用拾来的干柴，垒了个柴灶烧着吃，糊锅巴、夹生饭是经常的，吃得我们都得了胃病，哪里还舍得烧洗澡水？腋下和肘部，膝盖都结了硬痂！我和妹妹更从学校的当地孩子身上招来一头虱子，夜里我们睡着了，妈妈便为我们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摘出来，装进一个小瓶等我们早上起床后，围着看妈妈把小瓶扔进炉子里噼里卟噜地能炸好半天。
虎子见我们嬉水又疯起来，对着我们“喔汪”地乱叫，两只前爪像马似的交替提起又踏下，踏得水花儿四溅。好冷啊！虽然到了初夏，山泉还是很阴冷地。妈妈怕我们生病，也顾不得为我们洗净刚刚泡软的痂垢，便拖我们起来，我们虽然嘴唇都冻紫了，却依然兴高采烈的不愿意出来，声音冻得发抖，却怪声怪气地笑个不停。妈妈为我们穿好衣服，便派我们到路口去把守、观察，她也隐身到床单后面迅速地除去衣服，擦洗起来。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和弟妹不一会儿就忘记了任务，玩了起来——突然虎子大吼一声，像离弦的箭一样窜了出去，堵到山路口没命地狂叫，我们都吃了一惊，只见远远地沿着山路走来一个男人，我们惊慌地大叫起来：“妈妈！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妈妈顾不得擦干身体，慌手慌脚地套上衣服，走出布单屏障，喝住虎子，这时那山里汉子已经走得很近了。
晚饭后，父亲听说我们今天洗了澡，很兴奋，提出也想搞搞卫生，理个发，洗个脚。妈妈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头。
父亲这时的身体已经坏透了。自1969年一场大病，链霉素把平衡器官打坏之后，行动便不能自理。他参加革命后就患上了肺气肿病，现在严重的营养不良，气候不适应，致使病情加重，发作的愈发频繁，看他咳嗽哮喘、痛苦至极的样子，真有替他去领这份罪的心情。妈妈之所以犹豫，实在是太担心父亲病弱的身体再经不得一点点折磨。
妈妈把炉子烧热，在炉子边放上那把唯一的椅子，用小棉被铺好，我就开始为父亲穿衣，扶他起床。一个冬天没有理发，父亲长髯及胸，满头乱发衬着暗黄浮肿的脸庞，甚是令人心酸、心痛！
安排父亲坐稳当，母亲用白床单替他围上，开始理发，我便同时为他烫脚。等到理完发，父亲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妈妈便唤我：“算了，扶爸爸上床吧！”
我抬起头：“可灰指甲还没有泡软，削不动。”
父亲喘着招呼妈妈：“你替我……稍微剪一下。”
母亲把毛刷递给我：“把碎头发扫干净。”
我擦净手，接过毛刷，为父亲仔细打扫掉进脖子里的碎头发。理个发，洗个脚，这是父亲脆弱的抵抗力还能够承受的。为他洗头，那是要到盛夏时才敢做的事，否则非发烧不可。
收拾停当，伺候爸爸睡下，我们也都上床了。
夜里，我听见父亲一阵急过一阵的剧咳，几乎憋过气去，母亲起来了好多次，压低了声音向父亲询问、为他捶背、换热水袋、倒开水。天蒙蒙亮的时候，父亲感觉不好，自己摸索体温计量体温，却不慎把茶壶碰掉在地上。母亲一激灵爬起来，披衣走了过去……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妈妈对着灯光在看体温计，眉头越皱越紧，父亲张着嘴巴等着。妈妈焦虑地顿了一下足，垂下手臂，父亲紧张地问：“发烧了吗？”妈妈点点头，父亲又问：“多少？”母亲迟疑了一下：“38.6”，身子一歪，坐到了父亲的床边。
我知道，灾难又开始了，父亲生病便是我家的灾难。迄今为止，自来干校后，我已经有过二次陪父亲住院的经历，其中一次还帮助妈妈在病危通知上签了字，妈妈常对人夸我：“这孩子虽小，却是我的好帮手。”
到上午十时，父亲的热度越爬越高，快40℃了，母亲沉不住气了，去“安置办”催要了几次车，回答说，车子都派出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最近的医院也在县里。医务室的张大夫和江护士来打了退烧针，还是不管用，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虑。终于耿大叔的卡车回来了！匆匆忙忙把父亲架上驾驶室，把弟妹托付给了马大妈，我和妈妈便陪父亲赶往医院，车子拐下坡，我突然从后视镜中看到一条黄白色的影子在车后急急地追来，“是虎子！”车子没有减速，虎子也没停步，固执地拼命追赶，我心里一酸……
车子开远了，虎子停下脚步，对着远去的车子吠叫，我听不见，可我能从她的头部动作上判断出她的叫声。
到了医院，医生马上把父亲留下住院，并且告诉妈妈，病情很严重，是并发性急性肺炎。送父亲去病房要走一段很长的上坡路，我们找不到担架车，父亲走几步，便要停一下，喘一阵，脸孔憋得通红，额上青筋突兀，妈妈急了，一弯身，把父亲拖上背，背起就走，我赶紧追上去在后面托住父亲的腿。父亲一米七九的大个子，妈妈只有一米六二，纤弱的身架没一会儿就相当吃力了。
父亲满脸是泪，有喘出的急泪，也有心底涌出的热泪，滴到母亲的肩上、颈上，一字一喘地说：“放下我，让我自己走。”母亲不依，拖着步子往前捱，好不容易耿大叔赶来了，才把父亲接过去，背进了病房。
安顿下来，午饭时间早过了。母亲不知道饿，可父亲不吃东西怎么行。父亲说，他想吃两块饼干，妈妈赶紧塞了几块钱给我让我上街去买。出了医院门，一家小铺接一家小铺地找，竟都没有饼干卖，在当时的均县好几里地才有一家小铺，我边打听边寻找，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几个钟头。走到天黑，全县的店铺我几乎都找遍了，不要说饼干，连点心渣都没有。我绝望透顶，又饿又乏，回到医院早过了探视时间，守门人死活不让我进去，只好一步一捱地转回家。屋里黑黑的，没有人，弟妹们暂留在马大妈家，还没有回来。我进了门，开了灯，下意识地走到爸爸的房间。爸爸的被子没有叠，枕上还有被父亲枕过的凹印，我看着看着，忍不住一头扑上去，呜呜地哭起来……
有人扯我的衣襟，我抬起头，身旁一个人也没有，我停止了哭，坐起了身子——又是虎子。她扯动我的衣襟，嘴里“呜呜”地低鸣，又伸过舌头舔我的手，我从床上溜坐到地上，搂住虎子，把脸颊埋进她柔软的颈毛内摩挲，眼泪又汩汩地流出来，淌进嘴角，又苦又涩，就像生活的滋味一样。虎子很懂事，一动不动，任我搂着她哭泣，隔了好久，她才偏过头来，用热乎乎的舌头为我舔去泪痕，并用鼻子哼出极有情感的声音。虎子不会说话，她如果会说，我知道她会对我说什么……
虎子死了，身体渐渐地冰冷，四肢僵硬，红红的舌头变成了绛黑色，嘴里牙齿闪着森森寒光：这副利齿为主人赢得了平静与安宁，却把自己送进了死亡……
三个月后，父亲出院了，病情基本被稳住，但身体却虚弱得厉害。我们要上学，妈妈要出工，她是家庭组的重劳力。家里就常常只剩下父亲一个人，每次出门，我们总是嘱咐虎子：“好好看家，别乱跑。”虎子摇摇尾巴，跟了几步，妈妈回头喝住她，“回去！”虎子愣一愣，乖乖地回去，卧在了门前的砖地上。待我们回家时，我们能看到忠实的虎子从门前的地上一跃而起跑来迎接我们，开心地摇头摆尾，扑上我们的胸口，用冰凉的鼻子来够我们的脸……大半天的值守对她来说也是寂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