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
前几年在海外听说，我国决定将丹江口之水引入首都北京。丹江口水库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能够将丹江口水库的水引入北京，说明中国人在治水方面又获得了重大突破。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治国与治水同时进行，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长江、黄河，南水北调是中国人可追溯久远的梦想。
去年，友人黄晓捷约我写一篇回忆我父亲李可染“文革”期间在文化部丹江“五七”干校那段时间的文章，我同意了。但由于海外教学工作繁忙，国内工作又是千头万绪，而且四十年前的往事又不是那么轻松提笔就可以写出的，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写。
父亲李可染是位画家、美术大学教授，四十年前，奉命与一批有成就的专家从北京出发去文化部丹江“五七”干校。这批人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是常年从事文化教育研究工作的，所以被称为老专家。老专家们，加上工作人员及家属，人数不少，都住在丹江口市（当时称为均县）金岗山北麓的一个大院里。
父亲因年事已高而且身体多病，又是一个人住在丹江口分校，所以生活十分不方便，但在领导、军代表、同事、朋友与工作人员们的关心和相互照顾下，生活还算平稳。不过毕竟是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家人细心照顾，加之生活条件艰苦，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而且一天天加重，几至卧床不起，非常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于是父亲叫我去丹江口照顾他。
从北京出发那天正值大雾，到达武汉转车时又赶上那天下雨，加上惦记父亲的身体和病情，心情有些惆怅。还好，一路上看到的南方商店街与北京的老式建筑完全不同，雨中的景象如同一幅水墨画，朦胧中带着诗意。从北京到河北穿越河南到达武汉再转向襄樊，一路上的山川地貌，以及南阳、汉水、襄樊、均县、武当山等地名，都会使我想到远古，想起战国时代的楚国和楚文化，想起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想起唐朝的诗人们，想起传说中的张三丰，想起徐霞客，想起近代史上的武汉第一枪，想起抗战时期的武汉，还有很多很多。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让我心情不能平静，旅途中的景色让我漫漫浸入到历史的回想中。一种忧郁，充满了历史沧桑感。新奇的感受稍微减轻了内心对父亲病情的担心。
到达均县火车站后，匆匆赶往文化部丹江干校大院。当我走进父亲的卧房时，看到父亲正盖着厚厚的棉被躺在床上。屋里很冷，也很暗。父亲已卧床多日，身体很虚弱，看到我来了，与我打招呼，说话的声音很小，但脸上现出欣慰的表情，仿佛精神也突然好了些。
父亲的房间很整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和良好习惯。父亲喜欢干净整洁，工作结束后总要把他用过的书籍、文房用具摆放整齐。丹江干校的居住条件很好，听说比北京外迁单位的居住条件要好得多。一幢二宅式的建筑，使人略感意外，有点像部队师团级的住房，有的听说住二三家，每家都是两三间屋子。我父亲住在某排最西面的一套房子里，与戏剧学院的熊炎为邻，同列的还有许幸之教授、滑田友教授、白登云大师等。我到达丹江的那天，父亲的写字台上放着铅笔、橡皮及文件夹，还有几本《人民画报》及报纸，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另外挂着几张他画的小画稿，有韶山、井冈山、长征、桂林等，都是很小的草图。
父亲让我坐到他的床边，简洁地告诉我他的病情。到丹江口后，由于水土不服，原有的高血压病加重，使他的心脏负担很大，两次心脏病复发，几乎病危。还好，丹江干校有大夫，抢救及时，度过了危机。
父亲有午睡的习惯。我到的那天，父亲午睡起床后，叫我制订一个两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计划表。我草拟了一个表，晚饭前给他看。父亲认真看后修改了几点，然后对我说：你来了，我的精神好了许多，可以开始工作了。父亲的话让我吓了一跳，我吃惊地问：什么？开始工作？病的这么重，怎么工作？可父亲说学习、研究和工作是他一生的主要内容，他还说：我在，研究在，大学的研究工作不能停。父亲重新起草了一份学习工作生活表，写好后对我说：我病了不能去劳动，你代替我去参加干校的劳动，年轻人，干就是了。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进行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在照顾父亲的那段时间里，按照父亲的要求，我参加了干校组织的除草、修猪圈等劳动。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每天早6点起床，7点吃早饭，8点开始学习和研究，每次2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12点吃午饭，1点至2点半午睡，3点继续研究和工作，大致也是20分钟休息一次；6点吃晚饭，7点至9点讨论，10点前熄灯休息。
我在丹江口陪同父亲养病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不仅把我当作儿子，而且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对我来说，他不仅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导师。那段时间虽短，我却在父亲的教诲和指导下完成了大学与研究生的基本学习，也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掌握了学习和研究的方法。
刚到丹江口，父亲就对我说：你来了，很好！对外你是照顾病人，但在家里，你负责四个任务：秘书、助手、研究员、大学生。你帮助我做些事，将我讲的话记录下来，这就是秘书工作；帮助我找资料，整理画论，这是助手的工作；讨论问题，历史、哲学、美学、绘画理论，什么都说说，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研究生院的学习。他说：现在大学都停课了，可你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不能等。我教了一辈子书，教你不成问题，明天就开课。我望着四壁空空的房子问父亲：什么也没有，怎么学？父亲说；你在初中时，有些方面就已经超过一般大学生的水平，知识是有的，只缺一些理论上的梳理与认识。我现在是叫你第二次上学，并且同时上研究生院，我亲自教。他指了指墙上的地图，就从这两张地图开始吧。
父亲让我先说说从北京到丹江口都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以及丹江口附近都有什么样的人文地理、周边形势如何。我说了楚文化、长江支流水系，说了沿途的楚地风貌人情，说了“吾将上下求索”的屈原等等。父亲听我说完，停了一会慢慢说：丹江口隶属襄樊，地临河南南阳，首先使人马上想到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名相诸葛亮，以及三国时代。丹江口有水库，周边有襄樊、南阳等历史名城，地属国家三线工业重地。丹江又使我们想到尧帝之子丹朱是否与地名有关？丹江口地处中国西北第二阶梯的山地之中，你可以与专家们讨论研究，为什么在此大修水利？是否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大禹？
父亲说，将长江、黄河两水系贯通的是大运河，北京是终点。北京自古缺水，北京十三陵水库我去修过，并画过。毛主席也去修过，可见重视。听说这里的水库不知比十三陵水库大多少倍。丹江口地处三线重地，是否国家早有立案南水北调？我一生所画的画大都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及周边人文自然景貌有关。大运河的两个起点，苏州的水门和北京的颐和园，不仅自然风景优美，同时也是水利工程。山水画与水有关，中国历史与这两大水系及水利工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多少英雄为此竞折腰。
听完父亲的话，使我感受到我喜欢从诗人的情怀中漫步到历史中，是十分幻漫式的。父亲虽然也是从艺术家的情怀中步入历史，但他的历史观的空间架构博大深厚，他胸中的历史空间像建筑师那样恢宏壮阔。
学习就此开始。刚到丹江干校的头三天，因父亲大病未痊，所以由他出题由我讲。父亲让我讲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每朝四个画家，他的画风、画派如何。然后让我讲中国历史的唐宋部分，之后又让我讲那个时代的诗人，大约讨论了十七位著名的诗人。之后讨论西方史中的中世纪部分，又从中世纪史回到艺术，话题主要集中在世界美术史中的文艺复兴部分和十九世纪的绘画。那时我还年轻，爱看小说，正在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父亲就让我讲述一些我读过的书，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点评。父亲还让我讲了有关史记、中国历史、资治通鉴、西方哲学史等的知识和看法，他也分别作了点评。这些点评对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我们父子两人又谈到了老子的“希言自然”，庄子的“鲲鹏展翅九万里”，孔子的“温故知新，诲人不倦”，当说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时，他流了泪。那个时代是不能说这些的，“儒家”、“道家”的都不行。
父亲的教育很严格，督促的也很紧。当时教育训练我的主要方法是身教，以身作则。父亲病重期间，也是研究第一。其次，对时间看得极重，可以说是争分夺秒。讲学的主要方法是启发和引导式。黄永玉先生曾回忆说，美院老师中，能用幽默语言讲话者，精彩而简短的是吴作人，李可染，黄永玉。有的人口才虽好，但太长。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对一生都很有帮助的东西。我在丹江口的时间非常短暂，却从父亲身上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因为时间和篇幅有限，父亲教育我的具体方法等以后有时间再详细解说吧。
父亲对我说：既然来到丹江口，就不要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要我在他身体衰弱体力不支需要休息时，或午睡时间去拜访其他从北京来的老专家们。父亲让我先写好谈话内容再去向老专家们请教，请教的内容包括人生经历、如何成为专家、作为专家的条件以及遇到的问题，还有对未来的看法。认真准备后，我逐一拜访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作组组长、从法国归来的著名雕塑家滑田友先生，他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电影导演许幸之先生，他的一部电影中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后来被选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二人也是父亲的朋友。我还访问了白登云老人，他是京剧界元老之一，司鼓多年；共和国元老之一沈钧儒先生之子，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沈叔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陈述亮教授；共和国首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戏剧学院熊炎女士；还有音乐学院的教授、电影学院的先生们。这些访问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这些访谈内容一一写出，会是厚厚的一大本吧。
父亲慢慢地好起来，可以起床了，为此我们都十分高兴。每当窗外响起“白毛女”、“红灯记”、“红梅赞”等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时，我们就知道吃饭的时间到了。邻居的小女孩知道父亲病重，每日帮助从食堂打饭。这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小孩，父亲十分喜欢她。又过一段日子，父亲可以到户外行走了，于是我和父亲一起到城里去了一趟。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期《人民画报》，去百货公司买了鸡蛋、毛巾、书包、肥皂等日常用品，然后在一家小饭店吃了一顿午餐。小饭店有三四张桌子，却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站着吃饭的，这让我印象深刻。吃完饭，父亲说咱们回去吧，然后我们父子慢慢走回金岗山麓的丹江干校。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均县县城吃饭。不久父亲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也必须赶回单位，于是与父亲分手，回到了北京。这次丹江口之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一直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很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往事仍然心动不已。
四十年匆匆过去了，我在日本艺术大学主持教学多年，并在德国的大学里主持过艺术讲座。在日本，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希腊，不管是在哪里工作，不管是在哪里研究新课题，我都会时常想到：我的大学是在丹江口上的也未可知。
现在的父母都为儿女操劳，处处为儿女花钱找关系。其实父母不必这样，儿女也不必太要求父母为自己做什么，非要做到什么。我们那个时代非常艰苦，吃饭都成问题，有时还吃不饱。我上大学一分钱没花，只是听从父亲的教诲，结果同样十分有效，现在也成了外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在此寄语生活、工作在中西部的青年们，现在学习条件好，在电脑时代不必到大城市就可以学好。只要你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就一定会成功。
父亲与这批老艺术家老专家们在文化部丹江干校的几年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代。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中期陆续回到北京。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各个领域又再度发挥出重大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作为戏剧学院的领导、电影学院的领导、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领导，在“文革”后为培养新一代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父亲大约是在1972年初被紧急调回北京，为中美建交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我去丹江口在父亲房间的墙上看到的他平时勾画的小草稿“桂林”，成图后用作中美建交时签字大厅的巨幅画作；“井冈山”构图经中央反复研究定稿后用在毛主席纪念堂；“长征”画稿在最近的拍卖纪录成为李可染画作拍卖纪录的新的高点；根据毛主席诗词创作的“万山红遍”也创造了那个年度的最高拍卖纪录。父亲的桂林绘画题材与形式被理论家们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新风格的代表，同时也形成了这类绘画一种模式，被众多画家采用至今。八十年代初中国成立了中国画研究院，父亲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现在中国画研究院已改称为中国国家画院。父亲在文化部丹江干校期间不管是在养病还是在劳动中，都在思考中国绘画的新形式与新技法，到了中国画研究院后依然继续思考和研究，为中国绘画的创新长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艰辛的探索、反复的尝试和巨大的努力，与众多艺术家一道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绘画语言，并广为社会所采纳，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风格。
回忆丹江口那段生活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每当想起在丹江口，在金岗山麓朴素大院里的生活时，孩子们的笑容、老人家们的相互帮助，以及工作人员在艰苦条件下所做的努力，总是让我感慨无限。
今天的中国正在腾飞，中国在变，北京在变，丹江口也在变。当年去过丹江口的那些老人家们大多已经作古，而那些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并各有所成，都在跟随先人的脚步继续努力奋斗。
我在海外祝大家幸福！
祝丹江人民幸福！
祝丹江之水早日流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