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女】
那日又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上到二楼，迎着厅门，我一眼就看到了爸爸。当我站到爸爸英俊的铜像前，心里便又是一热，热流暖暖地往上冲，紧了喉咙，酸了眼睛……
这里是我瞻仰和凭吊爸爸的地方。铜像被红旌带围住了，使我近不得前。但一看到父亲那双眺望着远方深邃而充满大智慧的眼睛，历史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目光中凝铸了……
作为为我国电影创造了诸多“第一”的进步红色电影人，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作为解放区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创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的前身）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电影局长，他对党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功绩被给予了这样特殊的地位予以纪念！父亲啊，您没有被遗忘！
转过两个厅阁，便看到聂耳、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蜡像，他们旁边的液晶电视里正播放着父亲和王人美主演的《风云儿女》片段，父亲正反复高唱着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影片主题曲，他是演唱国歌第一人。父亲那时是多么年轻，时年26岁，斗志昂扬：“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继而略过了父亲编剧主演的《桃李劫》，那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略过了父亲编剧导演的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略过了父亲编导的我国左翼电影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马路天使》、《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展区，我径直来到“延安电影团”（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简称）展柜前，那里除了父亲的各种战斗英姿外，还有一幅纪念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开拍父亲编导的我党第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第一镜的油画。父亲选中这里开拍第一景，是用以唤起全国民众、炎黄子孙不忘国耻，抵御外辱！父亲叉腰执导着，吴印咸正在摄影。父亲终于经历了千重万险，来到了延安，实现了“拍摄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志愿。
父亲遗文：“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该片内容是写国民党的一个营在上海四行仓库内坚持和日寇作战的故事……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都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于是我就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由周恩来同志批准，买了批电影器材去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延安拍了几个月就到华北敌后拍片。1940年又返回延安。同年5月，我在延安入了党。接着组织上就派我与冼星海到苏联去完成这部片子。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在临行之前，我与冼星海都被邀到毛主席的窑洞，与主席和江青同志共进了晚餐，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主席曾给予极大的鼓励。离开延安时，组织上又把全部已拍的底片特别安排在周总理的车上，避免了受国民党检查时的破坏，保证了绝对的安全。”
不幸的是父亲到苏联考察的次年，1941年6月，就爆发了苏德战争，他们被困在了那里近六个年头。战争的残酷使冼星海客死他乡！而父亲终于在经历了严峻的战争困苦磨难后，坚持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于1946年春得以回国。一回到东北，父亲便马不停蹄地立即投入了领导接收伪“满映”的战斗。
父亲遗文：“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击溃了东北的日军……”
父亲遗文：“1945年12月中下旬之间，我离开哈萨克的阿尔马阿答电影厂，回到莫斯科。当我刚搬进原共产国际招待所的时候，杨至诚同志见了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电报来，要一批中国同志回国，名单中有他也有我……”
“到了梅河口我就被分配到东北局宣传部，准备要去接收长春的日伪‘满映’电影厂……。”“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并统治了东北达14年，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称为‘满洲国’，并把长春作为其‘首都’。就在这伪首都的长春，建立了一个号称东亚最大的电影厂，这就是伪‘满映’。”
父亲遗文：“在1946年4月底，当长春南面的四平街正在进行激烈战争的时候，——被称为长春文化四宝之一的电影厂，面临着这样两个前途：这个厂还有没有和这个厂属于谁？如果……把长春变为西班牙的马德里，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就压根儿没有了这个电影厂！我当时听了……心里却引起许多疑问。而对于伪‘满映’的这批电影器材，觉得要全部保全它就只有搬。我向凯丰（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提出了这个建议，得到了他的批准并得到了供给部长杨至诚的支持，批准了运输的列车。但必须经军区领导人签字才能发车，于是就去找军区司令……我曾向军区司令和政委讲过类似军令状的话，才争取到这列车：必须与这列车的器材共存亡！”
“当时敌机经常追踪我们的列车进行扫射轰炸，列车停在车站更是扫射轰炸的目标，而电影胶片又是最容易着火的燃烧品，如果这一列车30个车皮的全部电影器材都付之一炬，则不仅全部责任在我，而且借了我的手把这东亚最大的文化一宝给送到了‘马德里’。……”
“当时时间非常紧迫，从批准搬到全部器材离开长春总共才有几天时间。……”
“兴山是一个煤矿，日本人全部走了以后空出了一批房子，有仓库、有住房、有一所小学，可做洗印、录音、剪接等等以及办公之用。还有三里地外有一所光落成了外部建筑的电影院可作摄影棚（上海私营电影厂要有这样一所高房再沿墙挂上一层麻袋就算是最好的隔音摄影棚了）。我和田方、钱筱章、许珂四个党员商量后就决定在此建厂，首先把全部器材转入了仓库。”
在父亲坚持搬厂的建议下，这批电影器材得以安全转移，没有成为战争废墟，也没有落入国民党之手，赢得了人民电影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就在爸爸他们离开长春后不久，国民党军迅速占领了长春，中共地下党员金山受我党指示，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也来接收，却扑了个空。解放后，二人在北平会师后，金山劈头一句话：“牧之，你太不够朋友了，一样有用的都不给我留下！”爸爸哈哈笑着：“你手里有美金嘛！”
在父亲的遗文中，我们看不到“艰苦”两个字，更看不到“功劳成绩”，我最常看到的欣喜表达是“党的胜利”！其实经数番艰难选址后确定的兴山也是日本人撤退时烧毁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老“东影”的于洋老师、凌元老师等都记忆深刻。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因陋就简，1946年10月1日父亲领导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被喻为“人民电影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培养出了新中国电影战线一大批电影领导骨干和技术精英！
妈妈朱心遗文：“为了紧跟形势，老袁狠抓新闻摄影队伍同时，又积极抓紧时间从老区来的干部中挑选编导人才，主要是导演，以便全国解放后拍摄工农兵题材的故事片，配合党的政策作宣传，这也是迫在眉睫的形势所需！但从未碰过电影的老区干部，一下子要他们学当导演，实在是难啊！一位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同志，刚开始时，没有信心，但在老袁的劝说下表示试试看，不行的话，还回去干老本行。就这样老袁一点点的教他们，把着手教，从不会到会到精，其中有十几位在全国解放后，拍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好影片，成为名导演。”
“在兴山时期，老袁为党的电影事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有人说那时是老袁最辉煌的时期。”
父亲当了厂长后，“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抓队伍建设，他充分预见‘东影’不仅是建立和发展东北电影事业的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和培养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人才的基地……因此袁牧之从发展电影事业考虑，必须尽速扩大新中国电影事业自己的队伍，为解放战争胜利和全国胜利后的人民电影事业准备条件。这个意见，得到了东北局的批准和支持。党又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东影’。”（罗光达：《著名电影艺术家、人民电影事业领导者——袁牧之》）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解放后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继续不断补充新生力量，先后在东影创办了四期电影训练班。“办一所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是父亲滞留苏联时期就萌生的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心愿，此时的培训班便是初期的经验准备和教育实践。
“一至四期训练班共培训了学员700多名，结业后分布在人民电影事业的行政、发行、技术、艺术的各个方面。第二期特别是第三期学员结业后，多数学员分配到了新闻摄影队。当时，正是辽沈战役胜利进展的时候，许多刚结业的学员立即随前线摄影师去参加战地摄影，不久后又随人民解放军进军山海关，去参加平津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程季华：《袁牧之与新闻纪录电影》）
“工农兵电影”的口号是父亲提出来的，拍摄工农兵电影给工农兵看，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电影主人翁，这一精神在建国后更得到进一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