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前小序说：“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乙卯，苏轼知密州，年四十。十年以前，妻子王弗病逝。这是一首怀念亡妻的悼亡词。词人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小序标明词的题旨是“记梦”，然而，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词人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并且能以词来“记梦”，完全是词人对亡妻朝思暮想、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开篇便点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生与死之双方消息不通、音容渺茫。词人之所以将生死并提，其主要目的是强调生者的悲思，于是，便出现了“不思量，自难忘”的直接抒情。“不思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二句马上对此进行补充，阐明“自难忘”的实际内容。王弗死后葬于苏轼故乡眉山，所以自然要出现“千里孤坟”、两地暌隔的后果，词人连到坟前奠祭的机会也难以得到。死者“凄凉”，生者心伤。“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空之中，又隔阻着难以逾越的生死界限，词人又怎能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所以，只能乞诸梦中相会了。以上四句为“记梦”做好了铺垫。上片末三句笔锋顿转，以进为退，设想出纵使相逢却不相识这一出人意外的结果。这样的曲笔描写，揉进了词人十年以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遭际，揉进了对亡妻长期怀念的精神折磨，揉进十年的岁月沧桑与身心的衰老。这三句是以想象中死者的反映，来衬托词人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和世事的巨大变化。
下片转入正题写梦境：“夜来幽梦忽还乡”。整首词真情郁勃、沉痛悲凉，这一句却悲中寓喜。“小轩窗，正梳妆”，以鲜明的形象对“幽梦”加以补充，从而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仿佛新婚时，词人在王弗的身边，眼看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时的神情仪态，心里荡漾着柔情蜜意。随即，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对应“千里孤坟”二句，如今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心中的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梦境之虚幻，使词境也不免有些迷离惝恍，词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做尽情的描述。这样，反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结尾三句是梦醒以后的感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安慰。“十年”之后还有无限期的“年年”，那么，词人对亡妻的怀恋之情不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吗？唐五代及北宋描写妇女的词篇，多数境界狭窄、词语尘下。苏轼此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婉约词气质的改变及词品的提高，还使苏轼的咏物词看来另有寄托。《水龙吟》咏杨花，写得仪态万方、柔情无限，词云：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词以生动的笔墨描绘杨花的形象，并以杨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隐约寄托词人个人身世的感慨。全词写得不离不即，遗貌取神。它既是在写杨花，又是在写人。词人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不幸遭遇的唱叹，都融入杨花形象之中。从杨花的无人珍惜，从杨花的飘零沦落，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以及与词人相类似的某些人的不幸命运。真正做到了花中有人，形中有神，虚实兼到，形神并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王国维对此词也推崇备至，他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周济所说的北宋词“无寄托”，不可一概而论，像苏轼这样少量的咏物词（包括上面例举的《卜算子》），就是另有寄托的。
第二，这类词不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得爽快利落，且时时做旷达之想。北宋婉约言情词，往往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晏几道和秦观被称作“古之伤心人”，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苏轼生性豪迈，在现实生活中倔强刚直，没有什么磨难能击倒他。他写相思别离的婉约词，因此也与他人的一味沉沦不同。《蝶恋花》说：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作于“花褪残红青杏小”之暮春季节，这本来是一个“枝上柳绵吹又少”之花落花飞令人伤感的季节，如果作者的心境不佳，就更容易被凄苦悲愁的情绪所缠绕。词中“天涯”“行人”云云，可见苏轼当时也正处在失意的旅途之中。但是，词人没有因此自怜自伤不已，而是以开阔的心胸、倔强的意志去对待自然界季节的更换与人世间的风雨变幻。“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为奔走流离而痛苦？何必为春去花落而伤心？只要你对生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以豁达的胸襟去接受一切，你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苏轼生平不就是如此实践的吗？下片写“墙外行人”偶尔听闻“墙里佳人”悦耳的笑声，便产生了许多美妙的联想。终因不能见“墙里佳人”一面、也不能传递自己的“多情”，而感到有些懊恼。这一段生活小插曲也可以说明词人对生活的浓厚兴趣，并没有为春归、离别、远行等愁苦所纠缠。结尾的懊恼也不是沉重的，而为画面平添一份乐趣。“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又隐隐包含着生活的哲理，耐人寻味。清人王士祯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蒙拾》）传统的“缘情绮靡”的艳词被苏轼写得如此豁达开朗，真正是前无古人。
在苏轼生活的周围，能持有如此乐观通达生活态度的人也能够特别获得苏轼的赏识。苏轼曾作一首《定风波》赠友人侍妾，自序说：“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在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此词云。”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犹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友人侍妾的回答太投合苏轼的脾胃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就是苏轼一直奉行的生活准则吗？所以，苏轼才在词中对这位奇女子大加赞赏，并对友人有如此出色的歌儿艳羡不已。苏轼特别强调以旷达的心胸对待生活磨难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万里归来颜犹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豁达乐观，对身心健康都特别有利。苏轼对歌儿舞女的赏识就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容颜、声技，还因为她的心胸、气度。苏轼在另一首《浣溪沙》词中说：“此心安处是菟裘”，就是受这位女子的影响。
即使不做旷达之想，苏轼写别离之情的词读起来依然畅快爽朗。《少年游》说：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送别之际，雨雪霏霏。冬去春尽，离人犹不见回家。思念之时，只能饮酒解愁，对双燕而自我怜惜。这么一首抒写别离情思的词作，读起来却感觉到爽快利落，朗朗上口。与他人之牵肠挂肚、肝肠寸断之作明显不同。与此适应，苏轼这类婉约词所设置的境界也是比较开阔的。《南乡子》咏“春情”，上片说：“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万顷蒲萄涨渌醅。”其雄阔的视界与豪放之作近似。
再次，形式与技巧的诗化。诗与词文体不同，形式与技巧方面也就有诸多差异。苏轼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尽量用词这一形式来反映诗歌所能反映的题材，同时又要保留词的韵味和特点。他是很注意词的“诗化”与词的韵味。就现存资料来看，苏轼曾不满意于柳永词风的柔靡，但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评价柳词中近于唐诗的高妙之境。据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所载，苏轼曾说过柳永《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数句，“不减唐人高处”。这里所说的“高处”，也就是指唐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沉雄博大的气象，壮阔高远的意境，以及劲健清新的节奏。柳永“霜风”诸句立足高处，放眼远望，境界恢弘开阔，很可以使人联想到杜甫诗中的《秋兴》《登高》等名篇，故甚得苏轼赞赏。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一“高处”，其所以成功，也恰恰表现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苏轼的“以诗为词”，同时又是保留了词本身特有韵味的。所谓“以诗为词”，并不是说，把诗歌的题材、立意、结构、技法、语言、韵律等等毫无选择地、一股脑儿摆到词里边来。如果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诗不像诗，词不类词。苏轼的“以诗为词”，主要是以诗的意境和韵味入词，同时又保留并发挥词之特有的艺术魅力。这才是成功之作。
“诗化”创新的结果，使苏轼词的抒情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词中往往以自我为抒情主人公，突出自我的主观情绪，表现个体的心灵矛盾。欧阳修以来在歌词创作方面的零星突破至此汇集成为汪洋大波，最终改变了歌词的气质。诗歌常用的诸多创作手法、技巧也被引入歌词，最为典型的是以议论入词。宋人诗歌好发议论，苏轼诗中就有很突出的表现。这种手法也被常常运用到苏轼词的创作之中。除了上述的说禅说理词以外，又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不独笑书生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就更加脍炙人口，传播广泛了。
苏轼词筚路蓝缕的开拓，同时也给词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词之独特的审美魅力，在其灯红酒绿之际的婉娈言情；词之独特的诱惑能力，在其娱宾遣兴之际的娱乐作用。词的独特审美特征一经消解，就不可能再引起读者的特殊兴趣，这是南宋词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苏轼词个别篇章、辞句，奔放有余，含蓄不足，遂开南宋粗豪叫嚣一派。周济因此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矣。”（《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所看重的是保留着“韶秀”独特韵味的词作。
总的看来，苏轼词的“以诗为词”革新是成功的。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打破了诗与词在抒情功能和创作目的诸方面的严格界限，为歌词创作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苏轼的大胆探讨，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在形式与技术方面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所以，尽管具有清雄旷达词风的作品在现存苏轼词中为数并不甚多，但它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历史性作用。
苏轼别开生面的创作，是北宋词之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苏轼的开宗立派，对同时以及后来的作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词人对苏轼词的肯定还是零散的，只言片语的，如黄庭坚称赞苏轼词“超逸绝尘”，晁补之称赞苏轼词“横放杰出”等等。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家国面临危难沦亡之际，词人内心的慷慨悲愤之气需要抒发，苏轼词的巨大影响立即显示出来。同时，苏轼词也获得南宋词人、词论家的一致肯定。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也肯定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中称赞说：苏轼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这就是说，苏轼打破了词的狭窄的樊篱，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的生命，激发起豪杰志士的爱国激情。所以，在“靖康之乱”以及其后宋、金对峙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元灭南宋前后），爱国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张元干、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刘过、刘克庄、刘辰翁无不深受苏轼的影响。直至清代，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