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概述
中国近代文学起源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从此时起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19世纪中叶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文学上出现了主张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
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之先。龚自珍主张批判清王朝的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人民的斗争精神，他的诗文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他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诗歌风格遒劲，不拘一格，散文以议论见长，颇多针砭时弊之作。另有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冯桂芬等，都有许多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开近代新体政论散文之先，使文章社会化、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主张社会实用。他们的诗文充满革命理想和雄图大志，通俗易懂，生动有力。传统诗文这时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宋诗运动以模拟宋诗为贵，最先由程恩泽、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中兴以梅曾亮的古文为标志，曾国藩则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施公案》一类的侠义小说、《品花宝鉴》一类的狭邪小说及《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一类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等，古典小说开始走向衰落。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学上，一些作家自觉地使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梁启超首先提出“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张革新诗歌与小说，以适应资产阶级改良现实政治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对于“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散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最早的实践者和旗帜，他一生诗作多达千余首，形式多样，语言通俗，多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有“诗史”之称。康有为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写有不少反映重大时事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诗篇，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程式，自由抒写，淋漓尽致，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河。另有谭嗣同、夏曾佑等重要作家，曾试作“新诗”，写新体散文，表现出大胆的革新、创造精神。严复和林纾，则在翻译方面，引进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小说，扩大了当时的眼界，影响广泛、这时的传统诗文亦在继续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同光体”诗派，论诗主张打破唐宋界限，艺术上模仿宋代江西诗派，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同时还出现了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以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等，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此时为盛。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许多谴责现实黑暗的“谴责小说”，著名者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从19世纪中叶逐渐流行的“京剧”，这时进入独立发展时期，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剧种。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阶段，重要的民主革命作家有章炳麟、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富有革命理想和爱国热忱，其诗文感情激昂，富有战斗性，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重要工具。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秋瑾的《宝刀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还出现了近代第一个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文学团体——南社。南社成员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马居武、周实等人的诗，歌颂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怀抱，热情奔放。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派作家开始分化，有的人转入颓唐悲观，如南社作家苏曼殊等。而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出现，则代表着另一种思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的小说创作，曾朴的《孽海花》成就较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较其他谴责小说深刻，结构上很有特色。这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大批“黑幕小说”的出现，则代表了小说创作的消极、颓废倾向。
现代文学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列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加之当时政治、经济的社会背景，触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以勇猛的姿态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道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而形象生动的揭露和抨击，成为五四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郭沫若发表《凤凰涅槃》等诗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在白话新诗的倡导和创作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还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刘大白等。白话散文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是适应当时战斗需要而产生的文艺性短论——杂感（随感录）。除鲁迅外，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都是重要作者。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志是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刊物大量出现。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创造社则标榜“艺术派”，追求艺术的“全”与“美”；但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而新月社等资产阶级文艺社团的出现，则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这时的文学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品种、新风格的产生，中国文坛呈现出百花竞开的繁荣景象。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给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另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作家的作品，同郭沫若一起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初期的话剧创作，以丁西林和田汉的成就最为突出。
20年代末到30年代，由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以创造无产阶级文艺为奋斗目标的左翼文艺运动，影响深远。这一运动向文学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笔触范围扩大了，描写工农的觉醒与反抗的题材增多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开始繁荣，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出长篇小说，和标志着话剧艺术成熟的《雷雨》、《日出》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夏衍、何其芳、张天翼、沙汀、艾芜、蒋光慈等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人民大众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优秀作家和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他们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方面的全新面貌，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
现代诗
20年代，新诗在探索着创造各种表现形式。作为古诗的对立物出现并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自由体，这时继续发展着，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式样，如小诗。由于不满意新诗过于散文化，出现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还有不少写作新格律诗的实践。同时，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象征派的诗。在新文学各领域中，新诗是流派最分明的领域。
自由体诗中此时出现了政治抒情诗，其作者有瞿秋白、蒋光赤等。他们都是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较多地接触到马列主义和苏联现实生活的作家，因此“五四”后新文学创作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最早最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瞿秋白的新诗并不多，曾编有《赤潮集》，其中《赤潮曲》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过，是一首以高昂的曲调号召“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的政治鼓动诗。
蒋光赤，安徽省霍邱县人，曾用光慈为名，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入党的党员，1921年赴苏留学期间写了许多新诗。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后又出版1924~1925年间在国内写的诗集《哀中国》。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黑暗，迫使他后来改用蒋光慈之名发表作品。此后，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在《新梦》中，蒋光赤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如《莫斯科吟》中唱道：
十月革命，
如大炮一般，
轰冬一声，
吓倒了野狼恶虎，
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1922年，他在读了瞿秋白的《赤潮集》后写的诗中，曾把瞿和自己比为“负了取经的使命”的“今日的唐僧”。所以他的许多诗如《十月革命纪念》、《送玄庐归国》，都热情地歌唱“十月革命”，歌唱共产主义未来的美好理想。列宁逝世后，蒋光赤写了《哭列宁》、《临列宁墓》，表现出对无产阶级导师的真挚情感：“纵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号天痛哭，也哭不醒最亲爱的墓中人”。他还写道：“列宁葬在奔腾澎湃的赤浪里；列宁葬在每一个爱光明的人的心灵里”，“死的是列宁的肉体，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这些诗句都饱蘸着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革命导师的深挚的爱，因而感人肺腑。但蒋光赤这时的诗中也反映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较肤浅，他虽然热情憧憬理想的未来，但对通向未来的艰苦曲折缺少认识。如《昨夜里梦入天国》一诗，写出想象中的未来：“花儿香熏熏的，草儿青滴滴的，人们活泼泼地沉醉于诗境里，欢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么东西呢？”这里也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成分。回国之后，诗集《哀中国》的诗风明显地发生变化。在《新梦》集中，以国内生活为题材的诗如《中国劳动歌》、《钢刀与肉头》等，写得慷慨激昂，待接触到黑暗的现实后，激昂便变成了激愤。在《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一诗中，写了上海的怪现象后，唱的是血脉贲张的诗：
倘若我是一个巨大的霹雳，
那么我将震醒他们的梦寐；
再不然倘若我是一把烈火，
我也可以烧尽一切不洁的东西。
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写了《血花的爆裂》、《在黑夜里》、《血祭》等很有激情的政治抒情诗。而《哀中国》一诗则表现了对备受侵略欺凌的祖国的深挚情意，感情比过去深沉了。蒋光赤的诗，激越昂扬，奔放有力。他很少作精致的雕琢，而任凭激情四溢，以强烈的旋律扣响人们的心弦。在风格上，与写了《前茅》之后的郭沫若比较接近。虽然有的尚嫌空泛和浮浅，但在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蒋光赤实是写作政治抒情诗的先行者。后来经过30年代的殷夫和40年代的田间、柯仲平、陈辉等的努力，政治抒情诗成为新诗的重要品种。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几乎都写新诗，也都写自由体的新诗。他们在1922年出版了《诗》月刊。同年又出版同人诗集《雪朝》，内收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的诗。郑振铎在为此集写的序中说：“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认为“雕琢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直率’的残害者。”这大概可以代表诗集作者们的主张。
此外，还出版了朱自清的《踪迹》、叶绍钧的《箧存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王统照的《童心》等诗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诗，大多表现自己的心境、情绪，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徘徊歧路时的彷徨，在生活挫折中的失望、嫉恨，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下层人民悲苦的同情。特别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他们那种“天鹅绒般的悲哀”、“浮云般”的寂寞之情，被反帝爱国的激情所取代，写出一些反映现实斗争、政治激情较为饱满的诗来。
